魏京生：中國的糧食(圖)

糧食問題自古以來就不是簡單的生產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0月12日訊】最近有消息說；中國的糧食過剩了。看起來這是個好消息，反駁了中國人口增長，會導致糧食短缺。其實那種聳人聽聞的所謂理論，本身就站不住腳。這種所謂的理論，是為了配合計畫生育理論而編造出來的一種政治謊言。編造得再精巧也還是謬論。

糧食問題自古以來就不是簡單的生產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例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的那場所謂的自然災害，或者叫做三年困難時期。在同樣的一塊中國的土地上；在同樣的一塊養活了六億人口的土地上，餓死了幾千萬人。

現在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場自然災害，而是一場人禍，也就是政治災難。是因為政治管理者們做出的錯誤決策，導致了糧食歉收和浪費。結果就是幾千萬農民被餓死。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農業問題不是農民的問題，而是社會對農業的管理問題。

人類組成為社會，以至於國家。它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對食物生產的管理，或者說叫做農業政策。在同樣的農業技術水平下，如何最大限度獲得食物，是幾千年來國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古語說，民以食為天，就是這個意思。

在毛澤東實行他的共產主義政策之前，中國延續著幾千年來行之有效的農業管理政策。這就是最有生產效率的個體農民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制度；輔之以國家儲存調劑余缺。這個基本制度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但是輔助性的制度越來越發達也越來越重要。經常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毛澤東的錯誤，就是把傳統的基本制度倒退了一步。從已經進步到養活更多人口的市場經濟制度，退回到了養活比較少人口的農奴制。不錯，斯大林的所謂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就是俄羅斯人從蒙古人那兒學到的農奴制。是比市場經濟制度更落後的農業制度。

農業管理制度的倒退，使得同樣一塊土地和同樣的農業生產技術，無法養活同樣的人口。這就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的根本原因。其他細小的原因也都起了作用，但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倒退。倒退是主要原因。

在那之後的五年時間裏，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暫時壓倒了毛派。開始試探著走回到傳統的市場經濟制度，也就是所謂的小農經濟制度。這就是所謂的恢復時期，雖然只是半吊子的恢復，已經能夠基本解決吃飯的問題了。

但是毛澤東是個可悲的理想主義者；更可悲的是，他對於中國幾千年積累的政治謀略學習得爐火純青。劉少奇不是他的對手。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實現了那一代人五四運動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恢復了毛澤東的農奴制，一種稍作改革的農奴制。又折騰了十年。

雖然這一時期農業技術大幅度進步，機械、化肥和農藥的大量使用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但社會對食品的需求仍處於不足的狀態，一直延續到趙紫陽、萬里時期再度恢復到劉少奇政策的八十年代，吃飯的問題才基本得到瞭解決。這說明瞭政治是吃飯問題的最大問題，政策是吃飯問題的關鍵。各種技術進步都是輔助性的進步，政治和政策的進步才是根本。

現在據說糧食多得不得了，但是國產糧食太貴，只能庫存。國際糧價太低，正在侵蝕國內的糧食市場。這就預示著另一個農業倒退的時代來臨了，是技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呢？下邊簡單分析一下。

首先是政策問題。劉少奇和趙紫陽的改革，是半吊子改革。現代的高效率農業，要求大規模集約化生產。土地的集中是前提條件。而土地所有權正是土地集中大規模生產的前提條件。共產黨從根子上反對土地私有化，這就從根本上制約了現代化農業。導致了農業成本的居高不下。

其次是政治問題。全民腐敗的食物鏈，使得機械、農藥和化肥等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升。基層農奴主土皇帝們的腐敗消費，進一步增加了農業成本。食物鏈最底層的農民們除了維持最低生活需要外，農業再投資的水平也極為低下。這些都是農產品價格上升的重要原因。

正是上述的原因導致了中國的農業進入了又一個困難時期。可共產黨卻把這些原因藏起來，硬說中國的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果真如此嗎？我們橫向比較一下。

日本，臺灣的人均農地面積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糧食自給率卻有百分之七八十。印度的農地面積是中國的兩倍，人均糧食佔有率還不如中國。什麼原因呢。專家們有很多評論。以我的觀察原因主要如下。

印度的農業生產雖然已經市場化了，但農民的傳統還不太適應這種制度。東方的日本和臺灣早就適應這種制度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而中國有著適應市場制度的農民，卻沒有充分的市場制度。所以生產水平介於二者之間。

因此中國應該學習日本和臺灣的經驗。一方面加快市場制度的改革，提高農地兼併的速度，以便降低農產品價格。二方面提高農產品進口稅收，保護農業轉型順利進行。三方面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降低腐敗成本。如此，也許會度過農業新一波退潮的困難時期。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