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成大事者不糾結(圖)

曾國藩（網路圖片）

我想通過《戰天京》這本書裡描述的故事，還有曾國藩這個人，來破解一個話題：兩難中的糾結。

一個「誠」字走天下

有個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當中非常重要，就是誠懇的「誠」字。李鴻章在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就說我的老師曾國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誠」字，這真的是讓我受益無窮。

曾國藩曾經問李鴻章：「你跟外國人打交道，打算用什麼方法？」李鴻章說：「我跟他們打痞子腔，跟他們耍無賴。」曾國藩說：「不好，你要跟他們用一個‘誠’字，不管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是人，人都講道理。只要你用一個‘誠’字，該怎樣就怎樣，對方就不會欺負你；即使他欺負你，那也只是實力差距帶來的正常結果，總比你耍無賴、使巧計，最後吃一個大大的暗虧要好得多，對誰我們都應該秉承一個‘誠’字。」

在人際關係的處理過程當中，經常就是這樣的。《戰天京》這本書裡還寫到一個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馬案。慈禧懷疑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干的，於是把他叫來，陰陽怪氣地問：「此事甚奇呀！」曾國藩回答得非常簡單：「我也覺得此事甚奇。」一個字也不多說，完全不跟老佛爺辯解。老佛爺拿他一點兒招都沒有。

另外一個例子，朝廷要封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一個官，曾國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給朝廷上了一個表章，要求再給自己降級。曾國藩勸他不要這樣，說慈禧、恭親王奕, 都是明白人，千萬不要跟老中醫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幹這種事。

再比如說，左宗棠經常在背後給曾國藩捅刀子，曾國藩的處理方式也非常簡單，該解釋這件事就解釋這件事，過後我全當沒發生過；該幫你左宗棠的時候，我還是要幫你。

這就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的準則，這也就說回到了我前面講的那個貶義詞：鼠目寸光。我就處理眼下這一件事，處理好了，不考慮周邊的第二層、第三層博弈關係，這反而是在亂局中、變局中最最聰明的方法。

有一則禪宗故事，有個小和尚問老和尚：「師父，你年輕的時候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飯。」

小和尚問：「那你得道開悟之後，你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還是挑水、砍柴、做飯。」

小和尚問：「那有什麼區別呢？你活了一輩子也沒什麼進步啊？」

老和尚說：「不對，有進步。我年輕的時候是砍柴的時候想著挑水，挑水的時候想著做飯。現在呢，我開悟了，我現在砍柴的時候就砍柴，挑水的時候就挑水，做飯的時候就做飯。」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這麼一點兒。我們如果在地上畫一道半米寬、5米長的通道，你走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可是如果這條通道兩旁是懸崖，你還能走過去嗎？你就會肝兒顫。

為什麼會肝兒顫？因為你會想到未來，向左一步會掉下去，向右一步也會掉下去。其實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沒想兩邊，半米的寬度足夠你走很長的距離，完全不會掉下去。

為什麼有的人做事那麼順呢？往往就是他專注於當下，沒想太多。

最後，我再給大家講兩句我聽來的話。

第一句，仍然來自於曾國藩：「未來不迎，當時不雜，過往不戀。」這就是說，未來發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當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讓它雜亂，要做什麼就專心做什麼；當這件事情過去了，我絕不留戀它。

第二句，來自於我師兄劉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劉春。他曾經也在一個人際關係非常複雜的大機構中工作，我就問他怎麼處理這些複雜的關係。當時劉春師兄跟我講了十六個字的箴言，我一直記到了今天。哪十六個字？「不問是非，埋頭業務，屁股乾淨，盡力協調。」

如果一個人真能做到這一點，不管他處於什麼樣的處境，幹什麼樣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國藩那樣的事業，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會立於不敗之地。

處理人際關係：就事論事

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邏輯和他打仗的邏輯是一樣的，也是「結硬寨，打呆仗」。

一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他面對的對手又何止是敵人呢？其實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個陣線裡的隊友，有豬一般的隊友，有狼一般的隊友，有隨時準備給你捅刀子的隊友，還有隨時準備防著你的隊友，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過程當中的對手。

按照常理，曾國藩在前線打仗，慈禧太后應該支持他吧？支持沒問題。問題是，當天京打下來之後，曾國藩手握幾十萬湘軍，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認曾大帥，不認朝廷，朝廷能放心嗎？

原來咸豐皇帝曾說過，誰打下太平天國，我就封他一個王爵。後來沒有兌現，就是為了防範曾國藩，只封了他一個一等毅勇侯，連公爵都沒有給他。

曾國藩身邊的戰友，左宗棠、瀋葆楨、李鴻章，甚至包括他的親弟弟曾國荃，都經常在他背後捅刀子。 再比如說他迎聘的幕僚們，按說應該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現實往往是大難來時，樹倒猢猻散。《戰天京》裡面就講到一個細節，曾國藩在祁門設立大營的時候，《湘軍志》的作者王闓運就在營中。當時太平天國的軍隊將祁門大營四面圍住，猛烈攻打，情況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國藩派僕人去看王闓運在幹什麼。僕人回來說，老人家在讀《漢書》，夜半時分，點燈熬油，繼續用功。

曾國藩說，你再去看看他的僕人在幹什麼。一會兒僕人回報說，他的僕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國藩說，我就說嘛，像王闓運這樣的經學大家，《漢書》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怎麼還會在這麼緊急的時候讀《漢書》呢？他這是假裝鎮定，等著僕人收拾好行李好開溜呢。 歷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業的大人物，在本質上都是孤獨的，誰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親如手足的人。

歐洲的拿破崙也是如此，在他稱霸歐洲的時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個國家當國王，以至於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國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歐洲。可是等到拿破崙和英國人、俄國人對決的時候，這幫兄弟幫他了嗎？沒有。他們不僅袖手旁觀，甚至還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繼續跟英國人做生意。

當一個人要做大事，而身邊所有人都要對付時，那該怎麼辦呢？在讀完《戰天京》這本書之後，我覺得曾國藩的心法仍然是剛才講的那六個字：「結硬寨，打呆仗。」 曾國藩剿滅了太平天國，然後又忙著跟捻軍作戰。緊接著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別棘手的事情。

當時很多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們也會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無家可歸的兒童。很多地痞流氓聽說外國人收留兒童，就到處拐孩子，然後賣給教堂，這也是一樁發財的生意。

當時國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緒，再加上民智未開，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傳教士的做法，傳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兒的眼珠子、腦子做藥引子。當時教堂還有一個職能，就是給人看病，但西醫跟中國人的觀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衝到教堂裡，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時法國駐天津的領事叫豐大業，這個人的脾氣特別暴躁。他聽說這件事後，就去找天津的知縣算賬，然後一言不合，就掏槍把知縣的一個隨從（也有人說是知縣的兒子）給打傷了。

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發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幹了，當場就把豐大業給打死了，然後衝到教堂裡見人就殺。一些法國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殺害，這次事件還波及其他國家，比如有幾個俄羅斯人也被殺害。最後老百姓一把火將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都給燒了。

從國際外交的道理上講，這是中國人的不對。但是當時的輿論認為，我們這些子民還是挺棒的，老外欺負我們這麼多年，終於可以出口惡氣了。 所以，怎麼處理這樁天津教案，就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當時朝廷把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要讓他處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國內的輿論壓力，誰要是偏向洋人，誰就是漢奸，肯定會遺臭萬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當時法國人已經把軍艦開到大沽口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協，不做出適當的處理，就是對國家的一種不負責任。這道難題就擺在了曾國藩的面前。

曾國藩是怎麼處理的呢？我們今天再來看，會發現他其實處理得很簡單，分三步。

第一步，誰殺的人？誰殺人就是誰犯法，抓起來就得殺頭。後來一調查，有十幾個人衝進教堂裡殺了人，全部抓起來砍了。

第二步，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國家嗎？其他國家的大使、領事、外交官也別圍著我鬧，你們說我們賠多少，我們就賠多少，最後總共賠了45萬兩銀子。

最後輪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國人。中國人不是把他們的領事豐大業給殺了嗎？我們單獨再跟法國談判。這就到了第三步。

你們說殺了外交官是有辱國體，那麼我們道歉。是誰縱容這些人殺的外交官呢？當時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沒處理好這件事，就要代表中國政府到法國去賠禮道歉。當時在法國當政的也是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爾。梯也爾接見了崇厚，只講了一句話：「既然你們處理成這樣，我們也交個底牌，我們並不是要中國人的頭顱，我們只是要相應的秩序和國家之間交往的正常禮節。」

處理這次事件的過程其實就體現了四個字：就事論事。你不要以為這個事情很簡單，我們一般人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往往就是因為欠缺就事論事的能力。

總防範別人，自己先犯錯

清代歷史上，誅殺顧命大臣的事件只有兩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爺擒鰲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親王，誅殺肅順，發動辛酉政變。

咸豐皇帝死的時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倆太后年紀輕輕，又是婦道人家，所以咸豐皇帝事先把身後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個顧命大臣，將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務都交給他們處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後的否決權。咸豐皇帝把自己的兩枚印章分別給了兩個太后，一枚叫御賞印，給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給了慈禧。

當時朝廷的公文下發流程是這樣的：所有要下發的諭旨最後都要讓太后過目，太后覺得不行就行使否決權；如果覺得沒問題，慈安太后就在諭旨開頭蓋下御賞印，慈禧太后在諭旨末尾蓋下同道堂印。這樣一頭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說這個體制沒有問題，可以照此運行。但是肅順不這樣想，他一直擔心這倆太后要奪他的權，甚至在咸豐皇帝還沒死的時候，他就建議：「你把這倆寡婦留在世上，恐怕對國家不利，你要不要學學漢武帝，行鉤弋之事？」

什麼叫鉤弋之事？漢武帝臨死的時候，覺得兒子年幼，他媽媽鉤弋夫人還很年輕，萬一將來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劉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媽媽鉤弋夫人給殺了。

肅順一開始就對慈禧相當顧忌，也想讓咸豐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沒能如願。咸豐皇帝死後，他越來越擔心。

當時有一個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議請太后出來垂簾聽政，並且讓恭親王也加入執政隊伍。 這時候肅順如果心裏沒什麼的話，其實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當個屁給放了就算了。

但是肅順如臨大敵，他擔心這個人萬一挑動了太后們的心思，真要垂簾聽政怎麼辦？所以他草擬了一道諭旨，用非常嚴厲的話批判了董元醇，然後拿到太后那兒蓋章。

但兩宮太后拒絕蓋章，她們覺得在沒有回北京之前就把這樣的矛盾暴露出來，沒有必要。這道折子就不要發了，按照當時的術語，叫「淹了」或者「留中不發」。肅順當然不幹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個顧命大臣端華，就跑到太后那兒去吵，聲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給嚇哭了，而且還尿了。即便如此，兩宮太后依然堅持不能發。於是八大顧命大臣就「罷職擱車」，意思是只要你們不發這道諭旨，我們就罷工，愛咋咋地。

太后們一看，也沒辦法，只好同意了。但問題是，這個仇就此結下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為弟弟，於情於理，恭親王都該到避暑山莊去奔個喪。可是八大顧命大臣特別緊張，擔心他和兩宮太后串通密謀，一直不讓他們見面。後來據宣統皇帝溥儀講，當時恭親王扮成薩滿，見了兩宮太后，密謀如何把這八個人幹掉。所以，在兩宮太后扶著咸豐皇帝的靈柩回京的路上，恭親王就派兵把八大臣給抓了。

回到北京之後，兩宮太后當著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聲淚俱下地說：「我們孤兒寡母，受了這幫姦賊的逼害，大家說應該怎麼辦？」大家都說宰了他們，於是慈禧太后就把這幫人給宰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辛酉政變」。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個過程，就會發現肅順也是作死。因為肅順這個人是一個能臣，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旗人都是渾蛋，一定要重用漢人。像曾國藩這種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豐皇帝要殺左宗棠，肅順還設法營救，可見他是一個明白人。

明白人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大錯呢？很簡單，不會就事論事。他總是在想，別人會對我怎麼看？兩宮太后會不會奪我的權？如果要奪我的權，我應該怎麼防範？說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為就會變形；行為一變形，對方心裏就會結疙瘩；對方心裏結了疙瘩，對方的行為也會變形，最後雙方自然而然就產生了衝突。

如果肅順能夠學學曾國藩就好了，「結硬寨，打呆仗，」遇到什麼事都不管周邊的因素，先看這事該怎麼處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對，把他駁了就完了，跟太后較什麼勁呢？恭親王跑來奔喪，就讓他見，你攔什麼呢？正是因為肅順在防範別人的時候，自己掉到了一個大坑裡，最後才會身家性命不保。

其實，我們普通人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也經常會犯這樣的錯誤。還記得俄國作家契訶夫寫的那篇著名的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嗎？主人翁是怎麼死的？被將軍嚇死的。將軍真要處理他嗎？沒有，他不就是在戲院看戲的時候，把唾沫星子濺到了將軍的光頭上嗎？他老是擔心將軍要對他怎麼樣，最後把自己活活嚇死了。這就是一種糾結。

還有另外一種糾結：為了防範別人而做出過度的反應。《呂氏春秋》裡面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越王有四個兒子，有個奸臣就陷害他們，說這個兒子要造反，那個兒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殺了一個，又殺了一個，然後再殺了一個。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個兒子的時候，越王已經不信了，自己只剩下這一個兒子了，他還能造反嗎？

但是越王沒想到，他的兒子不這麼想。他的兒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個哥哥砍了，這個時候我還能保得住命嗎？最後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給殺了。越王臨死的時候就後悔萬分，早知道把這最小的兒子也宰了。

這就是人際關係當中的互動博弈，當你總在防範別人會怎麼樣的時候，你的行為、你的判斷就一定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