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筆記中的西施歸宿之爭(組圖)

西施名列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她的結局是一個充滿詩意的謎團。破解這個謎團，成為歷代文人學者的一大愛好。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載：

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

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熊光憲選輯點校，《古今逸史精編•西京雜記等八種》，重慶出版社，2002，P166)

這則筆記只講越軍「望而不敢侵」，後來怎麼樣了，《拾遺記》沒有說。值得注意的是，吳國人把兩位美女看成「神人」，越軍也把兩人看成「神女」，顯然來自於兩人驚人的美貌。《拾遺記》具有濃重的神話傳奇色彩，但寫西施之美是有據可憑的。而這一點正是後人追索西施之終的一個出發點。

清•潘振鏞《西施浣紗 》

宋人姚寬是在筆記雜記中較早提及西施之終的一位。他在《西溪叢語》捲上「西施歸宿」條說：

《吳越春秋》云：「吳國亡，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間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為兩義，不可雲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艷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群心邪。」此詩雲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考。(姚寬、陸游，《西溪叢語•家世舊聞》，中華書局1993，P33)

姚寬羅列了西施之終的幾種可能：一是被殺，一是隨范蠡泛舟五湖，一是回到了故鄉會稽。三種不同說法何者為是，姚寬並沒有進一步考辨。

明人俞弁在《逸老堂詩話》捲上中，對西施的結局給出了答案：

《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宋之問詩：「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邪。鳥驚入松網，魚畏瀋荷花。」則西子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甘心隨范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誰遺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為蠡竊西子而去矣。余按《墨子•親士篇》曰：「西施之瀋其美也。」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咸謂其從范蠡五湖之遊，今乃知其終於瀋，可以為西子浣千古之冤矣。墨子，春秋末人，其所言當信。(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2006，P1314)

俞弁舉《墨子•親士》的記載，認為西施「終於瀋」，即被人沉於江中而死。沉水是殺的一種具體方式，因此，《吳越春秋》的記載與墨子的記載並不矛盾。墨子的記載推翻了宋之問、杜牧、蘇軾三人的說法。

而在此前，南宋羅大經曾對西施之終及其原因有過一種推斷。他在《鶴林玉露》乙編卷四「荊公議論」條說：

而謂「不愁宮裡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P186)

羅大經的看法是，西施在吳亡後隨范蠡泛舟五湖。范蠡帶走西施絕非他本人愛慕西施美艷絕倫的容貌，而是怕西施的容貌在蠱惑吳國君主之後再蠱惑越國君主，使得越國也最終不保。羅的這種推斷看上去入情入理，但實際上猜想的成分太多。據史料記載，范蠡在吳亡後離開越國，目的並非要帶走「禍基」西施，而是為了保全自身。所謂「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

清•佚名《西施 》

明人楊慎另闢蹊徑，徵引《吳越春秋•逸篇》中的一條記載，表達了與俞弁相同的觀點，他說：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趨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雲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墜後人於疑綱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雪之，亦一快哉！(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第三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P2788)

楊慎通過舉《吳越春秋•逸篇》的一條記載，證明西施在吳亡後為越國沉水而死。這條記載涉及到對兩個詞的理解。一是「鴟夷」。「鴟夷」原指皮囊，吳王夫差殺害伍子胥用的就是置伍於「鴟夷」中沉於江；同時「鴟夷」又是范蠡離開越國後為自己改的名。《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載，范蠡在越國滅吳後「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後人便用「鴟夷子」或「鴟夷」來指稱范蠡。一是「浮」。「浮」的通常意義是「漂在液體表面或空中」。但楊慎認為，這個「浮」字應作反訓，指「沉」。這樣，「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就有了兩種理解：其一、越國讓西施跟著范蠡泛舟五湖；其二、越國沉西施於江，讓她隨子胥而去。楊慎認為，第二種解釋與《吳越春秋》及《墨子》的記載相合。楊慎還說，伍子胥之死，與西施在吳王面前進讒有關，因此用同樣的方法，讓她隨子胥而去是「報子胥之忠」。

楊慎的這一說法引來不少爭議。第一個出來反對楊慎此說的是明人陳耀文，他為糾正楊慎《丹鉛錄》等書錯訛，特意著《正楊》一書。就西施歸宿問題，陳耀文引了唐人陸廣微《吳地記》中的一段文字：

(嘉興)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並說：「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對陳耀文引《吳地記》這段文字以「正楊」的做法，同時代人王世貞很是不屑，並譏嘲《吳地記》是「說夢」，而陳耀文則是「夢中說夢」。他說：「范蠡為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裡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齊東野人之談，何足據也。」王還認為，《吳地記》中的「語兒亭」即當時人所稱的「女兒亭」，這個名稱是由《越絕書》中提到的「語兒鄉」與「女陽亭」誤合而成，所謂「語兒亭」是不存在的。因此，《吳地記》將《越絕書》「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看成由上述之事發展而來的觀點很不可信。(《弇州山人四部稿》，臺灣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P7425)見到王世貞的文章後，陳耀文反駁說：「《吳地記》其書見存，楊謂《逸篇》者，出何典記耶？余謂其影撰，故引以正之耳，元美不能逆志，而雲各有所出，殆夢中說夢之後更囈語耶。」

應該說，王世貞對《吳地記》所述西施之事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說它是「齊東野人之談」也不為過，但說陳耀文是「夢中說夢」則是不恰當的。陳耀文只是以現存之書來批駁影撰之事，亦即楊慎所引《逸篇》沒有交待出自何處，陳也從未見到過，有憑空捏造之嫌。王世貞顯然誤解了陳耀文的本意，因此便有了陳耀文「夢中說夢之後更囈語耶」的反唇相譏。今天能見到的《修文御覽》，確實沒有楊慎所說的《吳越春秋•逸篇》引文。(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212冊)

明末的徐樹丕從另一個角度立論，支持了楊慎「西施被沉」的說法。他在《識小錄》中說：「當吳之亡，吳王逃至陽山自殺，必先殺西施，不以所愛為仇辱，此理之可信者。瀋於江，必吳沉之也。蠡高人又智士，豈取亡國之妃為儷，其必不然矣。」

徐在這裡提出的兩條理由，即吳王絕不願所愛之人為仇人所辱及范蠡絕不會娶亡國之妃為伴侶，都十分勉強，所依據的僅僅是吳王與范蠡兩人的人格自尊，這顯然把複雜的人性看簡單了。同時，他針對《吳地記》中的所謂「語兒亭」，給出了不同於王世貞的解說：「‘語兒亭’在華亭，去槜李百裡，蓋華亭原屬槜李，當時本名御兒，吳設以禦寇，其後有生子能言者，遂改語兒亭。‘御兒’之改為‘語兒’，‘語兒’之訛為‘女兒’，又以加於西子，豈不悖哉！」徐認為，所謂的「語兒亭」，完全是一訛再訛的結果，如果將這樣的結果「移植」到西施身上，西施與范蠡泛舟五湖之說就變得全不可信。(《筆記小說大觀》第40編第3冊，臺灣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5—82，P388—389)不過徐的這一說法，到底是從實地考查得來還是從書中考訂得出，不得而知。

清人杭世駿持與楊慎相同的看法，他在《訂訛類編》中說：

愚按：《西溪》載《吳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殺，別無所考。意所謂被殺者，即瀋之於江，非刑殺也。陸廣微《吳地紀》引《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無此條。蓋「鴟夷」，子胥也。范蠡亦號「鴟夷子」，故有是誤。升庵引《墨子》及皮、李詩，以證西施之瀋江，確不可易。至杜牧詩有一「舸」字，明系誤用，不得為之曲解也。(杭世駿，《訂訛類編、續補》，中華書局，1997，P40)

杭世駿的分析比較仔細，邏輯上也頗為嚴密。他還對杜詩和《吳越春秋》中「鴟夷」一詞作了辨析，認為杜牧詩中「逐鴟夷」，指的是將西施沉江而殉子胥，因為「鴟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鴟夷」是指裝著子胥屍骸的皮囊，而不是范蠡；《吳越春秋•逸篇》所說的「令隨鴟夷以終」，也是指將西施沉於江，原因是子胥之死與西施在吳王面前進讒言有關，「鴟夷」則是指沉殺子胥的皮囊。至於有人將「隨鴟夷」理解為「隨范蠡」，乃是因范蠡亦號「鴟夷子」引起的一種誤解。再次，《吳越春秋》所說的「西施被殺」之「殺」，指的就是「瀋之於江」，而不是其他方式的「刑殺」。最後，杭認為，陸廣微《吳地紀》中所引《越絕書》西施隨范蠡泛舟五湖的說法，因「今本無此條」，不足憑信；杜牧詩中的「舸」字，也是明顯的誤用。

不過對楊慎的某些說法，清人胡式鈺持有異議，他在《竇存》的「書竇」篇說：

楊氏斯論，邊見猶未免也。越王長頸烏喙，方自殲其忠臣矣，尚念仇國之臣，而曰瀋西施以報子胥乎？特鑒彼尤物足以亡國，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殺，用給范蠡以終，說者又未必不謂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終托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隨范蠡，亦以全西施報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並非偷掣之逃，何損其亮節哉？雪誣之說，恐范蠡不任受德耳。(《叢書集成續編》第23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P725)

文中的「邊見」是佛教用語，指執著片面極端的邪見，相當於通常說的「偏見」。胡式鈺的意思是，越王在滅吳後連殺自己國家的忠臣也唯恐下手太遲，哪裡還會去顧念敵國的忠臣，楊慎「瀋西施以報子胥」的說法未免可笑。越王之所以殺西施，只是因為有「尤物足以亡國」的前鑒。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西施范蠡走在一起，是高士與美人的結合，珠聯璧合。西施跟著范蠡，既是為了報范蠡，也是為了托終身，因此楊慎的為西施「雪誣」之說反而是冤枉了這位美女，而范蠡也是不會接受這種「好意」的。

綜上所述，古代筆記對西施結局的看法有三種：一是在水中沉殺，二是隨范蠡泛舟五湖，三是回到了故鄉。以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較多，證據最為原始也相對可信。問題是，越國為什麼要沉殺西施，沉殺一個為越國報仇雪恥的功臣原因何在？「報子胥之忠」顯然不太符合情理，紅顏禍國的說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為吳國滅亡的教訓就在眼前。勾踐為什麼不既留下這位絕色佳人，又保持對色慾的一份清醒呢？難道勾踐如此把持不住自己，如此缺乏自信？孟子曾說：「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孟子•離婁下》)這句話彷彿在告訴人們，西施之死與其「蒙不潔」有關。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越國在事前，只是把西施當成是實現「陰謀」的一顆棋子，在事後，也根本沒有把她看作是功臣，而且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視女人的貞操的，因此在西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後，便把她作為一個「蒙不潔」的罪人給沉殺了。儘管這個罪人，這種「不潔」是越國君臣強加給她的。

西施的結局究竟如何，由於事情發生在兩千多年前，史料的缺乏和記載的語焉不詳，使得它成為一個千古難解的謎案。還西施歸宿一個歷史真面目，還有待於更可靠的證據。當然，這個謎案也許永遠無法破解。不過，無論怎樣，這些都無關乎西施的美和她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