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哪裡是最早接納中國留學生的地方

【看中國2014年02月05日訊】2012年春節前夕，我來到蘇格蘭愛丁堡，又是春節前夕，我向這座古老的城市道別，回到烏雲籠罩的北京。在灰色古堡、綠色草坪及奇幻天空下生活了兩年，這次離開，不知道何時再回來。

記得到愛丁堡半年之後，我曾給《TIMEOUT》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講述我對異國生活的感受，並把在北京時吃烤鴨用百度飲二鍋頭喝地溝油看中文網站被斃稿的生活，比作一根寬粉的生活，在北京這個大火鍋中翻滾，膨脹，身不由己。而蘇格蘭的生活充滿了夢幻：「愛丁堡的晴天不多，所以人們特別珍惜陽光，蘇格蘭人有句諺語：‘如果早上有陽光，你就不要再穿上衣服。’每到陽光燦爛的時候，我住所門前的大草坪上就躺滿了人，有人正匆匆忙忙走著，突然停下看看天空，就在草坪躺下閉上了眼睛，一個下午就過去了。」「不打車，到哪裡都步行，不罵人，路上見人就說sorry，不憤世嫉俗，喝咖啡，在陽光下讀書，不抽煙，不翻牆，不談收入，不談住房，不罵政府，看社區合唱隊演出，當各種志願者。」

我承認自己對愛丁堡的生活加了太多溢美之詞，但想必讀者會理解一個人從陰霾中走出來時的心情。現在兩年過去了，我對異域風情的生活還是同樣的讚美嗎？是的，我對空氣清新的蘇格蘭依然熱愛，但的確有了一點點的厭倦，也許是因為一成不變的日子，也許隔岸觀火的閑適使我感到內疚。還有，我總覺得欠蘇格蘭人的，滿街的藝術家、漂亮的大草坪、清新的空氣、純淨的直飲水，文明的生活是蘇格蘭在貧瘠的小島上創造出來的，他們不屬於我。我喜歡游手好閑的日子，但討厭不勞而獲。

如今我要回去了，來的時候就知道要回去，我希望在自己身上，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對生活有新的認識，對被規定、被污染、被異化、被提速的生活方式的清醒認知。我知道自己有權利過一種文明的、充滿自尊的生活，一種有較高底線的生活，我知道自己應該且有能力去實現，即使別人給我們的是單項選擇題，我們也應該尋找更多答案。還是兩年前說過的那句話：當你愛上仰望星空時，你身深處陰溝就不能甘之如飴，安之若素。

回顧愛丁堡的生活，既談不上離群索居，也不能算交遊廣闊，在我有限的生活圈子裡，交了一些值得懷念的朋友，我與之交往最深的，是下面這兩位。

教堂裡的音樂家

喬納森（JONASON）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美國人。他是個音樂家，教孩子們吹號彈吉他，也在教堂裡做事，還是我的英文老師。在英國，教堂往往是最早接納中國留學生的地方，留學生會通過教堂的幫助，度過他們在異國最初的難熬時光。這座叫巴克魯自由教堂（BUCCLEUCHFREE CHURCH）的小教堂就在我家旁邊，每個週四我會去教堂打乒乓球，其他時間也和喬納森喝咖啡，一塊謀劃去看英超比賽，去中國美國旅遊，討論王立軍谷開來的案情。當然也討論信仰問題，如新教和天主教、猶太教的區別，他還要回答我的刁鑽問題，如耶穌和上帝誰更可愛之類。

英國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大約對開，教堂為了補充新鮮力量，會有意識地向留學生傳教，但比較注意方式，以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有一天，兩個游手好閑的人在教堂台階上晒太陽，喬納森問我：「潘，現在你早上祈禱嗎？」「沒有。」然後我跟他說我還不是一個基督徒，由於在學生時期被要求絕對信仰的經歷，我對偶像崇拜和信仰一神論比較敏感，凡要求我放棄獨立思想，把自己交給別人的，我都本能地視為洗腦行為。在這樣的心態下，我對上帝也「未可全拋一片心」，當然也沒辦法把靈魂交給他。聽我傾訴之後，喬納森兩眼泛紅，對我的同情讓他看上去極為痛苦。

很久以後，喬納森告訴我，他每天早餐前祈禱時都會加上我，祝願能夠感受到上帝的慈愛，好朋友的深情厚誼，讓我這個無神論者深為感動。

草坪上的首相

我家旁邊有塊大草坪，面積超過千畝，綠草茵茵，是當地人體育活動、燒烤、休閑的好地方。兩年前剛來的時候，由於英語糟糕，我只能遠看著人們踢球，不知道怎樣加入他們。有一次我坐在椅子上發呆，面前有支球隊在熱身，有個老人向我頻頻招手，我跑過去，老人連說帶比劃，先問我的名字，然後自我介紹，說他叫布勞恩（BRIAN），是組織者，也是守門員，歡迎我加入他們。布勞恩還有個夥伴叫亞歷山大（ALEX），一起組織踢球很多年了。

這支球隊其實是一支鬆散的隊伍，甚至算不上一支球隊，沒有隊名，沒有比賽，每次都是隨機分成兩撥開踢，也不計比分，踢得好的可以隨便過人，踢得爛的也能自由揮霍機會，踢球的至少來自10個以上的國家，不管是誰，只要跟布勞恩自我介紹一下，就可以飛奔上場，布勞恩會吆喝一聲：「嗨，誰誰誰來了，他加入哪一撥！」球場洋溢著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氣質。但是，它又挺像個球隊，核心人員相當固定，愛丁堡大學的學生為主，每次都有比賽器材，簡單的球門和球門線，也有組織者，布勞恩是這支隊伍的靈魂人物。

一個中國小夥告訴我，最初，布勞恩是蘇格蘭人，為了戒菸戒酒，從格拉斯哥遷居到了愛丁堡，開始在大草坪上張羅踢球，他自備踢球設備，招呼草坪上踢球的流浪人口入夥，到今年已經17年了。兩年前的一天，前鋒製造了一個點球，布勞恩上來主罰，瀟灑地一腳洞穿大門，這時球場上響起了歌聲，踢球的人集體唱起了生日快樂歌，場邊的幾個喝酒的人更用起了「我的太陽」式的美聲，把歌聲獻給布勞恩。原來，那一週是他60歲的生日，今年奔63了，依然能魚躍扑球。

有次布勞恩問我他的中國名字叫什麼，我說叫布萊爾，跟英國首相一個名字，他就是大草坪上的首相，照顧著流浪到大草坪上的各國留學生和青年們，幫他們消除身在異鄉的孤獨感，引他們找到在蘇格蘭的第一個小集體。我認為一位多年前在愛丁堡留過學的中國學生，至今還記得布勞恩，感激他對自己的幫助。

就在寫這篇文章的間歇，我到大草坪上和正踢球的布勞恩再次道別，這位肖恩康納利式的硬漢落下了眼淚，說每年雖然都有人來來往往，但他總是不習慣說再見，而且有人比別人意味著更多。這使我有些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