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是「低信任社會」嗎？
【看中國2013年12月10日訊】前段時間，中國社科院發布了一份《社會心態藍皮書》，稱中國當前社會的總體信任度進一步下降，已低於60分的「及格線」，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這個觀測也符合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的感受。比如在春運時節，如果你到火車站，應該會看到諸如此類的「溫馨提示」：「各位旅客請注意，為了您的旅途安全，請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種觸目驚心的信任流失是如何發生的呢？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區分了兩種社會，一是低信任社會，即社會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緣關係上、信任半徑到了血緣關係的邊界便嘎然而止的社會；一是高信任社會，即信任建立的基礎超越了血緣，延伸到血緣之外的社會。在低信任社會中，個人除了血緣組織，缺乏有機的聯結，血緣之外便如一盤散沙；高信任社會則能夠通過無數社群、團體為中介，聯結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信任網路。福山認為，傳統中國屬於低信任社會，家族組織發達，但其他社群組織匱乏。如果福山的論斷是準確的，那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著傳統宗族趨向於瓦解、鄉村熟人社會被城市陌生人社會代替，社會信任走向崩潰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然而，恰好我最近正在讀宋代的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呈現出來的宋代社會，恰恰跟福山的論斷完全不一樣，換言之，福山言之鑿鑿的結論，其實並不符合宋人記錄的社會生活。來看看宋人是怎麼說的。
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在北宋京城汴梁（開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誼」，若見外地人為京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遇有官府接手處理民事糾紛，眾商民也「橫身勸救」，甚至有人願出酒食，請官方出面調解，也不怕麻煩。外地商人剛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這時鄰居都會過來幫襯，送上湯茶，指引怎麼做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鄰里之間互相送茶，相問動靜。凡有紅白喜事之家，「人皆盈門」，都是前來幫忙的。批發美酒的大酒店，只要那些酒戶來打過三兩次酒，便敢將價值三五百貫的銀製酒器借與人家，甚至貧下人家來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銀器供送，對連夜飲酒者，次日才將銀器取回，也不用擔心有人侵吞這些珍貴的酒器。
北宋時代的汴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商業十分發達，人口過百萬，用《東京夢華錄》的話來說，「以其人煙浩穣，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毫無疑問，這是城市「陌生人社會」，而不是鄉村「熟人社會」。許多人跟福山一樣，以為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現出來的醇厚風氣應該可以修正這種偏見。
南宋的臨安（杭州）也是一個生齒繁多、商業繁榮的大都會，也表現出很高的社會信任度。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餬口。此亦風俗之美也。」說的是，那些來臨安做生意的窮人，可以到「作坊」預領貨物、盤架之類，也不必墊錢，等傍晚賣了貨物回來，再付還「作坊」本錢。這樣，那些窮生意人即使身無分文之資，也能夠做點小生意養家餬口。
南宋的另一個城市金陵（南京）也具有同樣的美俗。車若水的《腳氣集》記述說，有人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比如有賣炊餅的小商販（《水滸傳》中武大郎所經營的就是炊餅）自別處來金陵做生意，一時找不到鋪面與資金，這時候，「一城賣餅諸家」便會幫他張羅攤位，送來炊具，借給他資金、麵粉，「百需皆裕」，謂之「護引行院」，而「無一毫忌心」。車若水在記錄了金陵商人的「護引行院」習慣之後，忍不住稱讚道，「此等風俗可愛」！
從宋人對身邊社會生活的記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宋代的商業城市，信任、幫襯陌生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可愛的風俗」，人們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習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福山對宋代城市的這一習俗可能不瞭解，所以才斷言傳統中國是一個「低信任社會」。不過他將「信任」定義為「在正式的、誠實和合作行為的共同體內，基於共享規範的期望」，則大有道理。所謂「共享規範」，既包含了人為訂立的契約、法律，更重要的成份其實是社會自發形成的風俗習慣、價值體系。我們可能不知道風俗如何形成、又為什麼形成，但習俗之下的人們都知道，只要遵循傳統的風俗，便可以達成穩定的預期。
福山又認為，社會信任度的高低跟一個民族的「自發社交性」密切相關。對於缺乏「自發社交性」的民族來說，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範圍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與政府之外的社團。福山顯然覺得中國人的「自發社交性」是比較匱乏的。但福山在這一點上也看走眼了。不要以為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基於血緣的宗族組織，在宋代的城市，已經產生了超越血緣的各類行業組織，各工商行業不論大小，「皆置為行」，當時叫「團行」。《東京夢華錄》記載了東京城裡的姜行、紗行、牛行、馬行、果子行、魚行、米行、肉行、南豬行、北豬行、大貨行、小貨行、布行等三十多個行團，實際上汴梁的行業組織當然遠不止三十多種。除了團行，由於宋代民間結社極自由，市井中還湧現了非常豐富的社團，據《武林舊事》，當時踢球的有齊雲社，射弩的有錦標社，演雜劇的有緋綠社，賣唱的有遏雲社，喜歡弄棍使棒的有英略社，喜歡相扑的有角社，喜歡刺青的有錦體社，建築師有臺閣社，理髮師有梳剃社，園藝師有奇花社，連妓女也有自己的社團，叫翠錦社。
前面提到的金陵「行院」，便是工商行業組織，「護引行院」，即本行業互相保護、幫助的意思。臨安的「作坊」，也是一個商業社團。北宋的汴梁，「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東京夢華錄》）。如果背後沒有發達的行業組織在維護自治，很難形成如此井然的商業秩序。
可見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們並不缺乏「自發社交性」。恰恰相反，他們建立、參與了各種社群、團體。正是藉助發達的社團組織，宋人構建了一個交錯縱橫的信任網路，慢慢沉澱為互信的社會風氣、習俗。這樣，人們在脫離鄉村熟人社會、來到陌生的城市謀生時，才不致於淪為彼此孤立、人人自危、處處設防的一盤散沙，而能夠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織的信任網路中。這個過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會的「再熟人化」過程。一個複雜社會要建立信任網路，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繞過的路徑。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當下社會信任為什麼嚴重流失的原因了，並不是因為中國傳統只適宜維持血緣關係上的熟人信任、無法構建出超越血緣的信任網路；而是因為，維繫社會信任的傳統風俗被時代洪流沖潰、人們的「自發社交性」受到扼制，原有的社會信任網路斷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