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給國人帶來普遍的絕望和恐懼

【看中國2013年11月18日訊】筆者認真研讀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總的體會可以用一個畫面來描寫：一輛報廢的大篷車修修補補繼續上路，車上豎立的旗幟遇到「限高3米」的橋洞，司機說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13億乘客摸著石頭過河，被淹死的人用屍體為大篷車鋪就了一條血路，大篷車在血路上究竟還能走多遠，在哪裡熄火誰也不知道，還活著的乘客只知道這條「正路」是「人民的選擇」，他們在河裡又冷又餓，拚命在石頭底下摸魚，但河水已被污染而無魚充飢，人們在絕望和恐懼中迎來一場百年一遇的洪水，河面漂來一條死魚，有人在死魚腹裡發現一塊綢子，上面寫著「陳勝王」三個字，大家還看到河岸升起篝火，篝火方向傳來狐狸哭叫：「大楚興，陳勝王。」

絕望和恐懼來自那個《決定》是由一群小偷和劫匪制定的。一個決定中國人命運的《決定》，由習近平領導的「起草組」定稿後，沒有經過公眾辯論，也沒有經過立法機構聽證，而由300多個「美國孩子家長」閉門讚揚了四天，就舉手通過了這個吃裡扒外者自我革命的「頂層設計」，這與你家的防盜門鎖由小偷來設計和安裝沒有什麼區別，正如網民微博所云：「如果幾百個小偷突然聚在一塊開會，肯定是在交流犯罪經驗；若是幾百個常年說謊的傢伙們聚在一起開會，那一定是在編造一個天大的謊言。」

絕望和恐懼來自在22000字的《決定》裡找不到「政治體制改革」。國家安全委員會聽到筆者的話一定會憤怒：你這是在造謠，那《決定》中明明寫著「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難道你的眼睛瞎了嗎？筆者的眼睛在「防火牆」下可能瞎了，但耳朵還好使，聽到梅德韋傑夫做客新華網時對中國網民說：「官員財產公開，全世界都這麼做，沒有什麼特別的」。筆者沒有過高的奢求和預期，只要在《決定》中能看到一點政治文明的標誌性要素就不會絕望和恐懼。所謂標誌性要素，無疑是憲政、直選、官員財產申報、司法獨立和公民社會。全世界有97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容納了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中國的香港多次被評為「全球最廉潔的城市」，其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可謂功不可沒，它讓官員的私產置身於陽光下，接受公民的監督，是最簡單、最有效的預防腐敗制度。因為你們這些美國孩子家長都是「房哥」和「房嫂」，不敢把財產公開寫進《決定》，筆者理解你們，但你們可以把《決定》中的42個「人民」寫成「公民」，已經遍地都是「人民」的牌子，連銀行都帶「人民」二字，但「人民幣對不起人民」，人民在你們開會時買個口罩就變成了敵人。只有公民才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公民」一詞已經被寫進憲法，為什麼就不能寫進《決定》裡？你們連「公民」兩個字都不敢寫，誰能相信《決定》所說的「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不是假話；你們連「直選縣長」和「直選人大代表」，都不敢寫，誰能相信《決定》所說的「人民當家做主」不是謊話；你們連「取消新聞審查」都不敢寫，誰能相信《決定》所說的「讓人民監督權力」不是廢話；你們連「取消政法委」都不敢寫，誰能相信《決定》所說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是空話；你們連「憲政」這個人類最大的文明成果都不敢寫，誰能相信《決定》所說的「把權力關進位度籠子」不是夢話。

絕望和恐懼來自沒有政治文明標誌性要素的改革都會成為變形的改革，都會成為掠奪式的改革，都是肥了「美國學生家長」的改革。三十多年來，涉及平民百姓利益的改革，說改就改，膽子特別大，步子特別快，企業改制說下崗就下崗，社會福利說市場化就市場化；可一涉及官員利益的改革，無論是規範公車、取消福利分房，還是財產公開，只要是涉及官員特權的改革，一改就停，或一改就變形。改革者只革平民百姓的命，而把自己當例外，結果是留下了「住房雙規制」、「退休雙規制」、「醫療雙規制」等嚴重的社會不公。行政體制改革，改成了公共服務成為斂財工具，「主人」不花錢根本辦不成事；經濟體制改革，改成了任何資源、項目、工程必須通過關係與「太子黨」分享利益；土地改革，改成了「土地財政」，政府圈地炒地皮抬高房價，大搞血腥拆遷；人事制度改革，已經改到了魏晉「九品中正制」，新權貴階層已形成，血統繼承將階層固化，社會底層向上流動的通道越來越窄；機構改革，改出一大批「吃空餉」的人和「臨時工」，全國沒有一個處級幹部真正下崗，多出了一批工資和待遇不變的巡視員、調研員、督察員、×長助理。巡視員們遊山玩水滿天飛，調研員們待在家裡不調研，已經「下海」的官員在政府機關領工資，甚至被判刑的官員仍然在原單位領工資，機關裡真正幹活的人都是臨時工；公車改革，改成了「大慶市模式」，官員們在享受每月幾千元的「出租車補助」的同時，仍然坐著公車耀武揚威；教育改革，把學校改成不擇手段營利的奸商；醫療改革、改成了貧困者「自我菜刀剖腹手術」、「自我鋼鋸截肢手術」……早在2006年，學者李慧就指出：「這種掠奪式的假改革，其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通過不規範的國有企業改革，將為企業做出貢獻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拋向社會，卻使國有資產成為自己致富的錢袋；通過強制性的拆遷改造，造就了大量貧困群體，卻將城鄉改造中的國有和集體土地翻倍變賣。這種掠奪式的假改革的特徵就是，通過低附加值的資源開發，將大量資源攫取為壟斷優勢，雖然造就了暫時的表面繁榮，但是，卻把高昂的成本轉嫁到了公眾的身上。」（《掠奪式的假改革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源》新浪網2006.2、9）

沒有憲政去限制權力脫韁，沒有新聞自由去瞭望改革中的暗礁並及時發出警告，沒有選票去讓官員明白為誰負責，多麼完美的改革方案都會「異化」。《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健全社區矯正制度」，但政府官員可以「穩定壓倒一切」的名義，用「上訪學習班」、精神病院、「黑監獄」代替勞教所，甚至用醫院廢棄的停屍房代替勞教所（伊春市先進經驗），甚至在你家周圍安裝監控攝像頭、手機屏蔽器、強光燈，再派社區幹部輪流「矯正」你，就地把你的家變成勞教所（臨沂市經驗）。《決定》提出「不准多處佔用住房」，「探索實行官邸制」，但官員們可以打著「官邸制」的旗號再搞福利分房，你想想，福建眉縣竟敢把八成以上經濟適用房分給政府幹部，深圳市竟敢建設每戶四房一廳帶太陽能熱水系統的經濟適用房並全部分給政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武漢在搖號分配經濟適用房時竟敢作弊搖給政府官員和企業老闆，「官邸制」難逃被異化。

絕望和恐懼來自用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代替政治體制改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是統治者的「自我改革」，涉及統治者的重大利益，自然是「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所以，三中全會想以非根本性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以獲得腐朽政權苟延殘喘的機會。《決定》提出「積極穩妥實施大部門制」，這種行政體制改革自有其合理之處，但它的風險不亞於政治體制改革。晚清朝廷搞了兩次「大部門制」改革，以此代替政治體制改革，結果是導致了你死我活的政壇惡鬥，先是光緒被囚、康有為逃亡，後是袁世凱幾被圍毆、慈禧甚至想要跳湖。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總結了這段「行政改革史」的教訓：「原以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變革，阻力肯定要小於全局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當更容易。其實未必。行政改革將使某些部門和部分官員受益，而另一些部門和部分官員受損，受損部門和官員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強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變也不足以抵消無權的損失，對官員來說，權力大過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門和一些官員自然難上加難。爭鬥的激烈程度，可能並不小於政治體制改革。而實行憲政的政治體制根本性改革，是對從上至下到政府所有部門所有官員的權力監督限制，由於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損，官員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相對小得多。在憲政框架下，最高掌權者的權力同樣要受限，其他官員當然就更無話可說。近代以來，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並無實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體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價其實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價，則是耽誤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從而導致清王朝的崩潰。」（《歷史的進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絕望和恐懼必然帶來暴力革命，但在中國還需要附加條件。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漫議革命發生的機制》一文中分析，中國暴力革命的發生需要三個條件：絕望、恐懼、造謠。「即使有了活不下去的情形，只要民眾相信，導致飢荒的是天災，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他們就會認命；只要民眾沒有感到其中有特別的人為的因素，或者即使感覺到了這種因素，也沒有力量去抵抗，他們也會認命；只要不存在抗爭的文化和風習，他們也會認命；只要沒有反抗的種子，沒有領頭的人，也沒有社會組織資源，他們也只能認命。有的時候，即使所有導致造反的因素都在，沒有即時發生的巨大而且難以克服的恐懼，而且導致集體的恐慌的情況下，也未必會有造反。陳勝吳廣的起義，雖然有秦政殘暴的現實，但如果沒有失期當斬的恐懼，陳勝吳廣即使再有本事，也無法讓戍卒們造反。即使有了這種恐懼，如果沒有陳勝吳廣的煽惑，也反不了，最大的可能是，這些人老老實實被押著走到刑場。即使有了煽動者，也有了恐懼，不把恐懼煽惑起來，變成普遍的恐慌，恐怕陳勝吳廣也未能如願。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煽動者還要玩弄一點魚腹篝火的權術，最後才能成功。」筆者十分贊同張鳴的觀點，因筆者看到在沒有「魚腹篝火」的情況下，中國人在絕望的時候，或者是離家出走，或者是自殺，或者是到公共場所製造轟動事件殘殺無辜，他們很少會想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按張鳴的分析，中國的暴力革命發生條件就差造謠煽動了，就差那麼一塊魚腹裡的綢子，就差那麼一聲篝火裡的狐叫。此時，三中全會宣佈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今後誰再用手機和微博「煽綢點火」，就要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喝茶」了。筆者擔心的是，當「80後」和「90後」成為「煽綢點火」的主力軍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有沒有那麼多的茶位和茶具。再說這些年輕人也不怕「喝茶」，監獄裡外沒有什麼區別，同樣充滿絕望和恐懼，他們「再也不想那樣活」！

筆者絕不想煽動一次「魚腹篝火」式的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那是一場「苟富貴，勿相忘」的革命，是激烈、激進的革命，是無產者消滅有產者，再把自己變成有產階級的過程，充滿血腥，帶來的是社會浩劫和同胞之間的互相殘殺。筆者只盼望出現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是自我革命，像蛇脫皮，就像臺灣國民黨放棄獨裁一樣有持續的再生力，血腥少，帶來的是社會穩定和發展。這樣的革命，在中國只有共產黨有能力、有資源、有辦法來完成，但是，中共的權貴資本家們已經宣布不能在政治體制上做出利益妥協和特權讓步，那麼無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就成為必然，那麼三中全會勝利閉幕的2013年11月12日就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