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頭裡的深淵：反思陳永洲案（下）
【看中國2013年10月31日訊】
（續昨）
四、做聰明民眾：提升圍觀的能力
說完媒體，有必要說說看客了。
看客這個角色一直由我們在扮演，而且看客從來都是大多數。我和大家一樣，來自於草根，立足於草根，非常負責任地說，非五毛非美分，從未站過什麼隊，屬於資深的看客。在這裡批評看客這個角色，就相當於說自己，因此這段的節操完全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節奏。
其實，看客也有成色之分的。在這裡，我首先要善意地提醒大家：在風雲變幻的特殊階段，千萬不要忘記自己是看客的身份，要做耳聰目明的看客。為什麼要這樣提醒呢？首先你不是登臺的演員，輪不到你站臺；其實你也不是打分的評委，你憑什麼去站隊？莫名其妙地站隊，自作多情地站臺，最後充當炮灰，也不知道給誰充，作無謂犧牲，害己又誤人！
作為優秀的看客，面對一個社會事件，絕對要有自己的頭腦，看清較勁的雙方，到底有沒有真實代表我們這一方？分析利害關係，到底有沒有跟我們一毛關係？就拿這次某些人力挺陳永洲、聲援新快報的舉動，如果是保護一個有良心充滿正義的記者，如果是支持一份有節操堅持民生的媒體，那麼我們是應該義不容辭的。良心記者為我們，正義媒體為我們，如今因為秉持良心因為主持正義落了難，我們就應該在法律範圍內，竭盡所能嗆出我們最大聲，表明我們力挺的態度，畢竟整個社會的進步，需要大多數人的覺醒與進步。
但是要再三聲明的是，我是說了前提的，那就是認清陳永洲演的是什麼角兒，新快報又是持什麼的立場的！我們的支持——特別是民間的支持——不能再廉價了，切莫去染政客的紅頂子，或去做野心家的台階！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老百姓就是吃了站隊的虧，總是不明狀態地站隊，而且站隊的習慣也很不好，非白即黑，非左即右，最後總是出現「一邊倒」的趨勢。本來可以好好的，兩股勢力可以達到平衡，即使恐怖的平衡也總比一方獨大好。如果他們的存在是以民眾的支持率作為勢力消長的基礎，那就更好了，因為它們為了謀取我們的支持，就通過互掐的方式來討好取悅我們，那就有效地避免了一方獨大，騰出手來對付我們民眾。
中國歷史有太多的血的教訓，這些經驗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主要是我們這些看客的素質不高，好端端的戲，明明捧場和砸場的權利在我們手上，結果碰上幾個資深的戲骨，我們就景仰景止，毫無主見，主動入戲，跟著跑起龍套來，最後五體投地了，齊刷刷地山呼萬歲叩請他龍袍加身了。告別滿清王朝之後，雖然形式上走向了共和，但一路蹣跚，出現過復辟的袁世凱，也出現嗜權的毛太祖，就是因為看客們沒有做明白人，被他們玩得團團轉，使得古老的遊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我們這些看客需要長點記性，文化大革命若沒有我們這些低級看客們來捧場，單靠一個老戲骨是演不成這場空前的中華浩劫。
當前大有文革回潮的意味，官媒頻頻拋出反憲政、反普世，乃至反醫療保障、反官員財產的文章，而類似大字報的文章也通過黨報見諸於世，一些投官方所好的文章通過黨報官媒在無節操地宣貫，讓一些不明狀態的人頭腦早已狂熱起來了。
當然，目前社會還是能傳遞出理性的正能量，有些人已經勇敢地站出來阻止這股逆流：比如山東濟南曾經的「文革」紅衛兵劉伯勤登廣告道歉，聲稱「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又有陳毅之子陳小魯就文革期間批鬥校領導道歉，聲稱「作為當時(北京)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因此向「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可見，誰都不想回到「文革」中去——除了司馬南、孔慶東及周小平、王小石這類腦缺貨色——畢竟誰都知道這樣玩，會玩死很多人的！
這個時代需要我們這些看客的態度。我們該怎麼辦？我的意見是：不要慌，千萬不要慌，態度就是一個，拿出快散場的節奏，不陪他們跑龍套，不給他們愚弄了，不去搞個人崇拜，你該幹嗎就幹嗎，讓權力去演獨角戲，那麼大家就相安無事。
作為看客應該吸取血的教訓了，應該學會成熟，必須明白這麼一個道理：在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的導致大規模流血事件，流血都是從看客肇始，而流血的大部分也是看客，瞧你們長著傻鴨的脖子和呆鵝的眼睛，這一把刀下來，砍伐不是你們，還會是誰？
現階段，權力還未進入制度的籠子裡，「意識形態」的嚴冬悄然臨近，蕭殺之氣漸重，幾出拙劣的表演已經在開演，正在等待一些看客聚集捧場。我們要警醒，快快散場，洗洗臉睡，拿出恕不奉陪的鮮明態度！
民眾的覺醒與進步，才是改革真正的動力。唯有我們民眾的覺醒與進步，習李新政才有戲，中國才能華麗麗的轉身，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五、做開明政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因為是一個最好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直白地說是個轉型的時代。我們有幸生活這個時代，並且見證這個時代，我們每個人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使祖國平穩地會渡過這個特殊時期，進入一個更好的時代。
但不容迴避的是，現在的社會空氣莫名奇妙地凝重起來。於這樣的時期，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話，那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正因為這句話，我漸漸地推崇起胡適，甚至以胡適主義者自居。
越是深入地研究我們這個社會，我就覺得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時代並不缺魯迅式的人物，激揚文字，何等的痛快淋漓，但這樣的人並稀缺，我們這個民族真正稀缺的是恰恰是胡適式的人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依然適合當下之中國，特別是我們的政府。胡適他把「自由主義」從書本搬到了現實中，形成了一場持久的社會運動；他又以懷疑精神，推動了國人理性的覺醒，形成了獨立人格；他更以雜誌為輿論平臺，倡導自由、容忍、多元的價值譜系……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通過個人影響力反對獨裁，推進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處於20世紀上半葉自由民主低潮、而專制主義時髦的時代。尤其是他的朋友們都開始為各種專制獨裁鼓吹時，他依舊恪守著自由主義的理想。這是最難可貴的。現在這個時期，社會空氣有些凝重，所以我想到難能可貴的胡適和他難能可貴的思想。
雖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對所有人提出來的，但在這裡，我更傾向於向官方提出，多一點容忍！官方的容忍是給社會釋放一種善意，促使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寬容的氛圍，從而消彌官方與民間之間的隔閡乃至對立。當然，對政府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並不是說不需要自由，還是需要自由的。寬忍與自由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一個能寬忍政府必然能夠促進一個自由的社會。
一政府要自己貫以容忍。官方是要容忍，讓民眾說話，不要怕人說，因為有些理論越說越清楚。如果你站不穩腳跟，越想捂就越摀不住，只能用很多謊言去掩蓋一個謊言，於是整個社會都充滿了謊言，不存在真相了，從而使官方深深地陷入「塔西陀陷阱」之中，凡是你說的都被民眾深深地懷疑。與其禁言，不如放言；與其高壓，不如容忍——任何一個自信的政府都會這麼認為的。
容忍「異已」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其實，容忍也是相互的。通常而言，在一個立憲制的國家中，無論政府是否完全對其民眾負責，人們都不必擔心政府會時常試圖控制其意見的表達，因為這樣做只會使政府淪為公眾普遍不能容忍的機構——政府越能容忍，就越開明，就越會形成一種良好的官民互動的社會空氣。政府若是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不承認乃至打擊「異己」的思想，那麼，最終更多的人無法享受到自由，更多的人淪為「異己」。
二政府要給人民以自由。我依然強調一是自由。嚴重建議官員們去看看穆勒《論自由》中的《論思想自由和討論的自由》這一章，那簡直就為當下之中國而作。文章指出個體自由是社會的福祉：沒有個體的言論自由、行動自由，或者說，沒有個體的個性甚至癖性的空間，一個社會、民族、國家和統治集團，就會失去刺激其發展的活動和動力，必須趨於愚蠢墮落，抱殘守缺，停滯不前。
從某種意義，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正是得益於給人民以一些自由，至少是經濟方面的自由，就是這點自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和沉悶僵化的狀況，打破了束縛人們的思想和體制桎梏，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給中國大地帶來了蓬勃生機和活力，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現在這種抓人節奏，不是給人以自由，而是給人以禁錮了，也不給人以寬容，而是給人以對立，這樣做絕對是適得其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偉在微博上說：「威權政體快崩潰時，總會出現自救式的抓人捕人。但抓一個，就站出來十個。越抓越多，然後威權的防線就被踏破了。轉型就是這樣的，沒有辦法。坐牢變得光榮時，政權危機就是真危機。那些人放出來後，就是未來政治家人選。」與其磨刀霍霍，不如放在刀槍，完成一個轉身，笑臉相迎，回到民眾中來，給民眾以自由，中國就圓滿了，這個過程其實真的很簡單，甚至簡直到變成一個握手動作！
為什麼呢？我們都是自己人，無論官方和民間，面對都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五千年的榮光與屈辱，960萬平方公里埋我列祖列宗的熱土，讓我們維繫在一起，都希望國家能上道，民眾有尊嚴，都能有個好夢，給我們自己也給我們的子女一個更為廣闊的未來！
權力越大責任就越大，每一個中國都充滿著期待，至少到現在民心可期！中國還是有希望的，關鍵還是政府，畢竟現在的政府依然最為強大，而且對於民眾而言，還是強大到無敵的狀態！
結語：從骨頭到脊樑
骨頭歸骨頭，50萬的骨頭是掉在地上了，碎了節操，但那只是陳永洲的骨頭！
更重要的是，骨頭並不是重點，重點是脊樑，沒有脊樑更可怕，因為沒它就沒站立的能力！什麼時候媒體真站起來，什麼時候民眾真站起來了，再考慮如何站出好姿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