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史事三則 盡顯真面目
【看中國2013年09月16日訊】（一）
周樟壽1881年9月出生於浙江紹興，後改名為周樹人，1919年始用筆名魯迅。
1902年，時年21歲的周樹人被清政府江南督練公所用官費派赴日本留學。
1905年11月2日，在周樹人剛滿24歲時，日本政府文部省與清政府相互勾結，頒發了旨在壓制中國留日學生反清革命活動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其主要內容是：一、中國留學生的一切活動都要在清政府駐日公使和日本學堂登記，二、中國留學生給國內和給朋友寫信也都必須登記，三、中國留學生不准到別的地方住宿，只能住在留學生學校宿舍。等等。
日本學者永田圭介在《秋瑾——競雄女俠傳》一書中，根據日本報刊的歷史資料記載，整理並記錄下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頒布後中國留學生即分為汪兆銘（精衛）、胡漢民的遵行派與秋瑾、宋教仁的抵制派兩大派別，革命文豪陳天華因抗議《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而蹈海自殺以明志，以及秋瑾、宋教仁組織追悼陳天華活動經過等情況。書中寫道：
「翌日（即1905年12月9日），留學生公推秋瑾為召集人，在留學生會館中的錦輝館召開陳天華追悼會。會上，她宣布判處反對集體回國的周樹人（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死刑’，還拔出隨身攜帶的日本刀大聲喝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吃我一刀！’」
書中還特地引用了北岡正子在《魯迅——在日本這個異文化的國度中》一書中對秋瑾的讚譽：「這位女俠，不僅姿色動人，還言語爽快，令鬚眉黯然遜色。事情（指陳天華蹈海事）發生後，秋瑾帶頭四處奔走，在學生中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在她身邊很快就集結了七八百名學生。她領導學生開展工作，不斷激勵學生堅持鬥爭。」
從以上簡潔的記述中不難看出，在對待清政府與日本政府聯手壓制中國留學生反清革命活動的問題上，自費留學的秋瑾與官費派出的周樹人、許壽裳等人之間必定發生過相當激烈的衝突。而這衝突及當眾被判死刑之辱也必定在具有鼠肚雞腸、睚眥必報品性的周樹人內心裏留下了刻骨印記。
陳天華追悼會後，秋瑾即回國從事反清革命活動，後不幸被捕。1907年7月15日被清政府砍殺在浙江紹興豎立著「古軒亭口」牌樓的大街上。這使周樹人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但對留學日本期間被秋瑾當眾宣判「死刑」印記始終不能釋懷的他還是在12年後的1919年4月借《新青年》的稿約寫下了小說《藥》，並使用「魯迅」的筆名在該刊發表。
按照以往被中共拔高神化了的說法，《藥》這篇小說是通過對茶館主人華老栓夫婦為兒子小栓買人血饅頭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鎮壓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頌揚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的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貼近群眾的侷限性。
但這種強貼革命標籤式的解說卻根本不被讀者們認同。因為通讀了《藥》之後人們的印象首先是小說敘事的艱澀和陰暗。其次是小說把華老栓夫婦、夏三爺、刑場圍觀的群眾、茶客等人物都刻劃成極其自私、迷信、無知、不敢抗爭、安於命運的一群醜陋國民。而這樣的描寫正反映出了作者周樹人（魯迅）對這些普通同胞的鄙視和厭惡。這與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普通老百姓由於他們辛勤勞動和窮困痛苦的生活，（在品德上）他們要比我們高尚好多倍，因此，我們的同行去尋找和描寫他們身上壞的東西，是很不好的。」論述恰恰背道而馳。再次，周樹人（魯迅）本人曾在一篇文字中大談給作品人物取名字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可知他在《藥》中為華老栓、夏三爺、茶客駝背五少爺、花白鬍子等所取的姓氏原來都是在進一步點明他筆下的醜陋形象原來都是「華」「夏」即中華民族「年老駝背」的子民。而作品將「健康」、「康泰」的「康」字作為清政府滿臉橫肉的劊子手的姓，又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仁」、「義」中的「義」字給清政府監獄的牢頭作姓、並加上一個形容貪婪財物的「紅眼睛」綽號，起到了既給清政府塗脂抹粉又把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歸入腐朽清政府一類的作用。可見，《藥》這篇小說不僅是周樹人（魯迅）在恣意醜化普通民眾，且用華小栓和夏瑜的死亡為結局在詛咒「華」「夏」即中華民族從此再無後人，更是在沖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啐口水。周樹人（魯迅）對中華民族的攻訐辱罵可謂惡毒之極!
周樹人（魯迅）這篇報復曾被秋瑾當眾判處死刑的泄憤小說在1949年後長期堂而皇之地盤踞在中學課本裡毒害青少年，直到前幾年終於被從教科書裡剔除。
（二）
周樹人（魯迅）的感情生活異常豐富多彩。特別是在他四十歲到五十歲中間。據《魯迅年譜》記載，1906年周樹人26歲時從日本專程回紹興老家與朱安女士結婚。婚後即返日。
1922年前後，周樹人（魯迅）與其母其弟同住北京一院落，閑居無聊時，得知弟媳洗澡，特地前去偷窺。為此與其弟鬧得不太愉快，只好另外購房遷出與其弟分居。
1923年秋季，周樹人（魯迅）開始受聘於北京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任講師。在課堂上認識了女學生許廣平（景宋）並開始來往書信。魯迅時年43歲，許廣平時年25歲，兩人年齡相差18歲。1924年，周樹人（魯迅）44歲時與許廣平（景宋）的書信往來頻繁了起來，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裏，這種異性師生頻繁的書信來往，特別是同城同校異性師生頻繁的書信來往，是不被人們認可的。但是，自1919年國門大開後，西方種種如無政府主義、浪漫主義等等與中華傳統倫理道德相悖的「新思潮」競相湧入，首先被一部分新式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學子所接受，廢除婚姻與家庭的無家庭主義在以否定中華傳統倫理道德為要務的「五四」時期成為時尚潮流。如1920年上海《民國日報》副刊開展過的「廢婚」論辯，如當時社會上「去家廢婚」「打倒廉恥」「杯水戀愛」口號的盛行等等都是明證。因此，周樹人（魯迅）與許廣平的書信往來甚至還得到了一些激進女學生如劉和珍等的認同。
1925年，時任北京女師大校長的楊蔭榆，一位先後就學於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知識女性，對這種「新潮」極不以為然，便加強了對本校女學生們反傳統道德行為舉止的管束。她對時年45歲且已有妻室的周樹人（魯迅）與許廣平的師生畸戀尤為反對，下令開除了不守校規的許廣平、劉和珍等6名學生。這當然被正在狂熱畸戀中的周樹人（魯迅）與許廣平視為「封建衛道士」而憤起反抗，於是周、許這對畸戀之人便煽動不明就里的師生和社會民眾發動了一場長達十個月之久驅逐楊蔭榆校長的「女師大風潮」。因這場風潮鬧得實在太大，當時段祺瑞政府為息事寧人，便以妥協態度承認女師大和周樹人（魯迅）為分裂女師大而成立的女子大學兩校同時存在，並撤銷了楊蔭榆的女師大校長職務。楊蔭榆擔著被周樹人（魯迅）誹謗強加的惡名回到家鄉江蘇蘇州，一直鬱鬱不得志。1938年因出面阻止日本侵略軍強姦民女，被日軍射殺。
在與許廣平打得火熱的同時，也兼任著北京大學講師的周樹人（魯迅）在北大授課時與同事馬裕藻的女兒馬玨結識，馬玨比與周樹人（魯迅）師生畸戀的許廣平還要年輕。於是周、馬二人也就開始了書信來往。周樹人（魯迅）對馬玨的來信很是上心，並在日記中認真記錄道：「夜，得馬玨小姐書。」並將自己每種新出版的書一一贈予馬玨。後來馬玨赴天津結婚，周樹人（魯迅）得知後悵悵地說：「那麼，就不贈書了罷。」
1927年，周樹人（魯迅）正式與許廣平同居。但直到許廣平懷孕後，周樹人（魯迅）才把與許廣平同居的事告訴給自己的母親。
幾十年後，有人詢及「女師大風潮」核心人物之一許廣平對當年「驅楊」的看法，許廣平思索良久方支支吾吾地作答道：「關於她（楊蔭榆）的德政，零碎聽來，就是辦事認真、樸實，至於學識方面，並未聽到過分的推許或攻擊，論資格，總算夠當校長的了。」
憑著這個還算是真實的回答，我們就不難反觀出「驅楊」的「女師大風潮」之真實起因。
有人為周樹人（魯迅）等「偉人」辯解說，搞個把女人的生活小節無傷「偉人的風采」。但我以為這個說法只在沒有家庭倫理之說、且將每個人都視為若干毫無關連品性捆綁組合體的地方適用。而在把倫理道德看得很重的東方，卻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道德、品性、人格、能力等等相互溶合的整體，任何一言一行都是這個人的整體反映。因此，在東方人看來，那些動不動就「搞個把女人」的人就實難配得上「偉人」的光環，特別是這個「偉人」還因捍衛自己的私情畸戀而堂而皇之的在社會上攪起一場長達十個月的風波。與此類似的是，有些人至今還居然將那幾個所謂「偉人」而實則是玩弄女性流氓淫棍們的「婦女解放理論」奉為金科玉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三）
歪曲事實真相、用謊言煽動世人以達自己的目的，是周樹人（魯迅）一生慣用的手法。「女師大風潮」是如此，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亦是如此。
歷史事實是：1926年3月，張作霖的奉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在華北進行了一場史稱「直奉大戰」的戰爭。為阻止奉軍南下，國民軍在天津大沽口一帶的河岸上建造炮臺，並在河道中布設水雷。但此舉卻被日、英、美、法、意、比、西、荷八國公使認為是違反了1900年大清國和十一國簽署的《辛醜條約》第八款：「大清國國家應允：將大沽炮臺及有礙京師至海通道之各炮臺，一律削平，現已設法照辦。」便於3月16日聯合向北洋臨時執政府（即段祺瑞政府）發出立即拆除大沽口一帶防務設施的最後通牒，並以武力要挾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段祺瑞政府外務部接到「最後通牒」即緊急磋商並於當日午夜（3月16日24時或3月17日0時）作出了答覆，稱：公使團「最後通牒」的內容已「超越《辛醜條約》之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從而拒絕了八國公使的要求。
但在段祺瑞政府發出答覆而未收到公使團的回答，即在這一對外交涉尚未結束前的3月18日，中共地下黨發動了四、五千名青年學生，到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並在會後列隊向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北洋臨時執政府所在地遊行，要求政府做出強硬姿態。
據《人民日報》1979年10月29日李葆華《回憶父親李大釗的一些革命活動》一文中說：「（遊行之前）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桿’，用以自衛。」（按：這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武鬥雙方都用粗大棍棒作「語錄桿」，上面僅貼只有胸前徽章大小「語錄牌」的作法毫無二致。）又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憶》載：「馮玉祥的部隊中，有一些士兵，偽裝成學生，混在遊行示威的隊伍當中，帶頭打、砸、搶，北洋政府的軍警在警告無效之後，只好開槍自衛。」（按：這與「六四」中，一些負有特殊使命的人化裝混入學生隊伍裡，高呼過激口號、帶頭砸燒汽車，一被發現即跑向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一幢小樓的情況極其相似。）可見當年的示威遊行和後來的衝突都是中共事先安排好了的。
據說遊行示威學生的本意是要求進入執政府辦公廳內面見執政段祺瑞並遞交抗議書，但段祺瑞3月18日在東廠胡同家中並未上班。執政府大門前的護衛士兵因未接到上峰命令，便按照例行「閑雜人等不得擅入」的規定阻止示威學生進入執政府大門。在雙方對峙中示威者手拿帶鐵釘子的棍子打砸大門、搶奪衛兵槍支、並潑灑汽油縱火。見此情景，守大門的衛隊營長在鳴槍示警後未見示威者後撤，只好下令開槍。（按：這只是諸種說法之一）由此造成了包括一名衛兵、兩名警察和若干學生等共四十七人死亡、一兩百人受傷的慘劇。其中打死了女大學生、許廣平的好友劉和珍。
執政府士兵槍擊學生的慘案發生後，國內國外輿論一片嘩然，諸多報刊紛紛譴責北洋政府的暴行，北洋政府對此均未加以任何阻止和限制。3月19日，上臺不久的內閣總理賈德耀宣布本屆內閣全體成員引咎辭職。3月20日，段祺瑞發布《臨時執政令》，簡述事件經過為「（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潑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並表示對於（參與遊行的）青年學子不予追究還要「優加慰恤」。執政府還召開特別會議，通過了開槍殺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等決議。嗣後，在執政府召開的「‘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執政段祺瑞面對四十七個亡靈牌位當眾長跪不起，表示謝罪。
據《文史資料選編》第28輯《山本醫院和魯迅》披露，「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經過偵查，很快得知有中共勢力滲入學生隊伍、煽動鬧事並逼迫北洋軍警開槍的內幕，於是立即對這次暴亂的組織者和骨幹進行通緝。周樹人（魯迅）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列入了通緝名單後立即躲進了日本人在北京開辦的「山本醫院」，並在「山本醫院」裡寫下了歪曲史實的《紀念劉和珍君》。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樣煽動性的語句，力證「三一八慘案」是「北洋軍閥武力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
其實任何一位尊重歷史事實的人都可看出，單就這件事情而言，段祺瑞政府的作為並無太大的過失：首先是拒絕八國公使團提出的無理要求，其次是阻擋衝擊政府大門的施暴者，再次是開槍傷人後政府內閣的集體引咎辭職和政府元首向死難者靈位的當眾長跪謝罪。特別是他們對媒體輿論不干擾、不壓制的態度更令人稱道。反觀1949年以來在中國製造了那麼多冤假錯案、殘害與屠殺了數千萬人的中共黨魁們，卻無一個向人民道過一聲歉。
（貓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