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文人如何用琴聲表達浪漫心曲(組圖)
【看中國2013年09月07日訊】琴棋書畫，在千百年來一直是中國文人完成自身修養的標準，雖然樣樣精通者極少，但文人們卻不斷的孜孜以求。其中「琴」，作為文人舞文弄墨之餘的另類娛樂工具，備受文人鍾愛。我們在考察「魏晉風度」用琴聲表達的浪漫心曲時，就會發現，早在東漢中後期，就出現了具有高超琴技的文人，以及對琴的文化理解的深邃思想，漢晉之間琴文化的傳承痕跡十分明顯。
東漢中期的兩位作家馬融和張衡，都具備較高的藝術才能。《後漢書•馬融列傳》記載：「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這種藝術才能成為馬融達生任性的資本，帶有魏晉名士放達的意味。《後漢書》張衡傳記裡雖然沒有記載他有彈琴的才能，但在他的《歸田賦》中透露了這方面信息：「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五弦，就是琴。張衡把彈琴和從事文學創作都視為人生的樂事，這說明他也精於琴藝。東漢文人藝術多樣化的進程從馬融、張衡那個階段就已經開始。漢末文人蔡邕後來居上，在音樂上的造詣遠遠超過馬融和張衡，對後代的影響更是高出一籌。梁元帝蕭繹所撰《纂要》列舉古代名琴，有黃帝的青角、齊桓公的號鐘、司馬相如的緣綺、趙飛燕的鳳凰，還有蔡邕的焦尾。在中國古代琴文化的發展史上，蔡邕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蔡邕
蔡邕對於琴這種樂器的製作、演奏和理解都有很深的造詣。《初學記》卷十六引錄蔡邕所撰集的《琴操》，其中說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濱。前廣後狹，像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像五行。大弦為君，小弦為臣。」蔡邕把琴的構造、形制與天地宇宙聯繫起來，認為琴的長度象徵一年的天數，琴的前廣後狹、上圓下方象徵尊卑之序和天地之形。他還把琴的大弦、小弦與人間的君臣建立起對應關係。天地人合體，這是漢代文人重要的理念。蔡邕對於琴所作的解說，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特徵，琴有五弦七弦之別，蔡邕認為五弦像五行，應劭的《風俗通義》則稱「七弦以傳七星」。無論琴的形制構造如何，漢代文人都能把它提到形而上的高度，把它和宇宙精神溝通。蔡邕把琴弦視為君臣和諧的象徵，這是他所寄託的理想。蔡邕也充分認識到了琴的多方面功能，他在解說琴時，一方面把它和現實政治聯繫，同時，又把它視為遣情娛性，提高自身修養的工具。蔡邕在創作《釋誨》時對自己的精神境界理想化，也對琴聲的功能理想化，描繪出的是援琴而歌、獨立自主、自由自在的華顛胡老形象，這個形象是蔡邕本人的化身，在《釋誨》中他的身性確實得到調理，返回本原狀態，成為超脫於世俗之外的自由人。蔡邕琴緣所營造的這種人生境界，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魏晉名士直接承襲其遺風。
嵇康
嵇康作為魏晉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琴的緣分就極深。他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寫道：「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這是廣為傳頌的名句，是詩人對自己理想生存狀態的生動描繪。嵇康傳世的詩數量有限，但是，提到彈琴的詩句卻極多，居魏晉詩人之首。《文選》卷十八載有他專門詠琴的《琴賦》，結尾寫道：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
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把這幾句詩和蔡邕《釋誨》中胡老援琴而歌的詞句相比，所構成的境界極其相似。從蔡邕到嵇康，他們理想的人生境界離不開琴，琴是他們的精神寄託，是獨立人格的象徵。他們親手彈奏的琴聲，是自己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生命的自由吟唱。難怪嵇康被斬首前還要彈奏一曲《廣陵散》。臨終時他沒有太多的話語，唯一的遺憾就是他死之後《廣陵散》失傳。
陶淵明和魏晉名士不是一類人物，但是，在追求人生自由時以琴為寄託，卻和魏晉名士沒有根本的差異。《時運》詩稱：
清琴橫床，濁酒半壺。
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答龐參軍詩》云：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
載彈載詠，爰得我娛。
陶淵明詩中頻繁出現的意象是歸鳥、孤松、白雲、秋菊，同時還有清琴。琴和其它四種自然物像一樣，作為人生自由的象徵出現。
唐·孫位《高逸圖》中的阮籍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曾經受學於蔡邕，他繼承師業，同樣是彈琴高手。阮瑀之子阮籍，是魏晉名士的主要代表，善嘯，亦善彈琴，他的《詠懷詩》第一首寫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第四十七首又寫道：「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彈琴是他的精神寄託，也是他抒發苦悶的一種方式。阮籍之侄阮咸，「竹林七賢」之一，《晉書•阮籍傳》記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彈琴成為阮咸放達性情的標誌。阮咸之子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甚至可以「終日達夜」彈琴，彈琴成了生命的一部分。阮氏一門的精湛琴藝，最終都來源於蔡邕。由此看來，魏晉名士把琴和人生的自由聯繫在一起，是蔡邕首開先河。
如果我們對東漢中後期文人的琴藝不是僅僅視為作家本人所具備的才能、技藝，而是置於古代作家生命意識的覺醒、獨立性的增強，以及藝術才能多樣化、人的豐富性日益展開的背景下加以審視，那麼，它的重要意義就充分顯示出來。它不僅是東漢作家達到較高文化層次的標誌，而且澤及魏晉時代的文人。琴文化的傳承，昭示了作家主體意識的增強、個性的突出、人的藝術才能日益多樣化，這種趨勢在魏晉南北朝一直持續著。
翻檢這段歷史，不禁讓我們對傳統文化在今天的傳承有兩點沉思：一是文人需要怎樣的修為？琴棋書畫的修養標準並不是不合時宜了，只是那種凝神靜氣，那種刻苦砥礪，阻礙了當下一些文人的急功近利的躁動，因此這種美好才遠離了我們。魏晉名士的灑脫有其消極一面，但灑脫又不失為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是人的生活豐富性的高標。二是對傳統文化的拯救迫在眉睫。多少人在空喊，但又有多少人在腳踏實地的勞作？我們要意識到，無數的文化精粹不斷地流逝在彈琴的指間。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承的民族，才能是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