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才子 兩個冤家(圖)
【看中國2013年08月26日訊】蘇東坡與王安石都是宋朝時著名的才子，更是一對冤家。時任宰相的王安石是新黨的黨魁，而蘇東坡則是舊黨的代表人物。其實，這兩人不僅有很高的文學素養，而且在平素為人上也都是高風亮節、克己奉公的人，但兩人多年來在朝廷內外針鋒相對、明爭暗鬥，其原因是在輔政觀念與意識上的不同嗎？
蘇東坡與王安石都是宋朝時著名的才子，更是一對冤家。
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時任宰相的王安石是新黨的黨魁，而蘇東坡則是舊黨的代表人物。其實，這兩人不僅有很高的文學素養，而且在平素為人上也都是高風亮節、克己奉公的人，但兩人多年來在朝廷內外針鋒相對、明爭暗鬥，其原因是在輔政觀念與意識上的不同嗎？讓我們從彼此間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來看看其真實原因吧。
嘉佑六年（1061），二十六歲的蘇東坡參加制舉，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蘇東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眾考官都欣賞東坡的「文義燦然」，將其列為高第。王安石卻認為蘇東坡的許多觀點，與自己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意見相反，因而斥責蘇東坡之文「全類戰國文章」，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鋒。
蘇東坡入仕後，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對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而且，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當中，時任監官誥院（官誥院，指主管頒發官吏憑證文書的機關）的蘇東坡，曾是最激烈的一個，因此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每推進一步，蘇東坡都要寫詩文譏諷並力加阻礙。
為此，王安石十分惱怒，把蘇東坡視為隱然的強敵，必欲把他逐出朝廷而後快，蘇東坡也因此備受變法派的打擊排擠。
熙寧二年（1069），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竭力阻攔，並力薦呂惠卿。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
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東坡，神宗未聽，王安石就說對待東坡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扑，使其服貼乃可用」。
為此，二人見面常常相互挖苦、貶低。一次，兩人來到一片碑林，發現一處石碑有點傾斜，王安石便說：「此碑東坡想歪！」蘇東坡當即反唇相譏道：「當初安石不正！」
還有一次，因蘇東坡曾寫過《進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所以王安石升任宰相後，想請蘇東坡協助自己，於是抱著一線希望親自拜訪蘇東坡。當時，蘇東坡的書房內已有幾名青年學者，在閱讀討論一書，而王安石知道他們所議的正是自己的大作《字說》後非常高興，就說：「這是老夫為補救許公（漢代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的不足而寫。例如‘坡’、‘篤’兩字，明明是會意，許公竟解作形聲。我認為‘坡’者，土之皮也；‘篤’者，以竹鞭馬也……」
蘇東坡反問道：「按這說法，那麼‘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誰聽過水有骨頭的呢？還有‘笑’字，豈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嗎？」王安石聽後心中不快，又解釋到：「‘鯢’字從魚從兒，合為魚子。四馬為駟，天蟲為蠶。古人制字，並非沒有意義的。」
蘇東坡聽後則說：「鳩字九鳥，你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為真，欣然請教。蘇東坡得意地笑道：「《詩經》上說：‘鳴鳩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地問：「那分明只有七隻鳥，怎能說是‘九鳥’呢？」蘇東坡不緊不慢地回答道：「七隻小鳥加上它們的爹娘，不就是‘九鳥’嗎？」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尷尬，更加討厭蘇東坡的輕薄而拂袖離去。
從輔政思想上相互排斥發展到賣弄學問調侃對方，其中既是笑談更有教訓。
一次蘇東坡去拜訪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覺，蘇東坡見書桌上有兩句未完的詩稿，是王安石的《詠菊》詩：「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東坡認為這菊花都是最後會焦乾枯爛，並不落瓣。於是依韻續詩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後蘇東坡被貶黃州時，看到秋風中吹落的滿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才疏學淺。
另有一次，蘇東坡被貶海南時，王安石為其餞行，其詩賦中有：「明月當空叫，五狗臥花心」兩句。蘇東坡卻隨手改成：「明月當空照，五狗臥花陰」。但蘇東坡到海南儋州時才發現，當地有一種叫「明月」的鳥，和一種叫「五狗臥」的花，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又拿無知當有知了……。
蘇東坡和王安石雖相互排斥、相互貶低，但其爭鬥卻遠遠沒有到達你死我活的程度。隨著時光的流逝，蘇、王二人似乎從漫漫歲月中悟出了曾經及其強烈的顯示心和嫉妒心是造成二人相互爭鬥的主要原因，到頭來名利早已隨煙而去，於是雙方都有了懺悔當初而賞識對方才華之心。
王安石被罷相後，大為讚賞蘇東坡所撰的《表忠觀碑》，又曾興致勃勃地次韻蘇東坡在密州所寫的「尖叉韻」雪詩。王安石認為蘇東坡是蓋世英才，一代忠臣。當蘇東坡遭遇烏臺詩案被定罪候斬，性命危在旦夕，當時滿朝官員除了其弟蘇轍之外，再無一人敢為蘇東坡求情，生怕連累了自己。
王安石聽說後從江寧上書神宗道：「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這對蘇東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文章、學問及超人見解、辦事果斷等，非常佩服，曾稱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元豐三年（1084年），蘇東坡途經江寧，深為《字說》一事當面譏笑王安石而感到內疚，於是專程拜訪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閡。已經下野閑居的王安石，聽說東坡到了江寧後，也是馬上披蓑衣戴斗笠，騎一頭瘦驢，風塵僕仆地趕到渡口去會蘇東坡。
交談中，蘇東坡對朝廷接連用兵和屢興大獄的措施表示不滿，認為「大兵大獄」是漢、唐滅亡的前兆，並勸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說那都是呂惠卿主政的結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預。
東坡又說：「‘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這只是事君的常禮，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禮，你豈能以常禮來報答皇上？」王安石頓時激動起來，厲聲說：「我一定要說！」但他馬上叮囑東坡不可泄漏此話，原來他對呂惠卿的傾軋心有餘悸。
隨後，兩人又談論詩文，蘇東坡手書近作相贈，王安石意猶未足，也自誦其詩，請蘇東坡書寫後留給自己作紀念。蘇東坡稱讚王安石的「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二句有《楚辭》句法，王安石欣然認可。
王安石問蘇東坡，他的雪詩中「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蘇東坡笑以頷之。
蘇東坡在江寧數日，兩人多次作詩唱和，蘇東坡游蔣山的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為讚賞並嘆息說：「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王安石送走蘇東坡後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兩位覺悟了的文化巨人，終於消除了彼此間的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