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到飢荒 慘痛「學費」四千萬餓殍(圖)
【看中國2013年08月23日訊】丁抒先生是大飢災研究的先行者，本文多處引用丁先生的《人禍》，真誠鳴謝！
一、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權之初，由於連年戰爭，農村凋敝，人均耗糧僅370斤/年，1952年增至440斤。1949年前有的山農一年只能吃十頓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頓。山農多吃這點白面已被薄一波作為「社會主義成績」匯報給毛澤東。就這點底子，農民剛剛過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由意識形態決定的合作化運動便開始了。
抗戰初期，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認定：紅軍時期不高舉三民主義而高舉蘇維埃旗幟，乃是一大損失，承認蘇維埃運動脫離中國實情。獲得全國政權後，左傾意識形態還是使中共駛向已被經驗否定的蘇維埃方向。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吹響合作化號角：「通過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1955年，農村合作化進入高潮。
可是，合作化並不如中共想像的那麼美妙，農民僅憑直覺就認定合作化之路走不通：失去利益驅動必然導致懈怠刁懶，平均分配更是無法保證公平公正。由於強迫入社，農民入社前砍樹殺畜賣牲口，某生產隊原有生豬300多口，公社化後只剩下9口，雞鴨更是幾乎全殺光了。歸社的大牲口也因飼養不善多多病死，全國銳減200萬頭以上。一向惜財的農民因共產失去利益驅動，「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佔60%。」農業副總理鄧子恢向周恩來匯報：「出現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大批出賣牲畜、被殺豬羊。」「懶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眾在呼喊：‘天天困在田裡，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們解開吧！’」合作化還搞「劫富濟貧」，富隊非要搭配窮隊合併，富隊不願意，上面就是不讓。極其碎屑的農活一經「統籌」，根本無法全面兼顧。農民原本自行安排自動實現效率最大化，現在卻要等著幹部派活，幾個幹部的腦袋哪裡抵得上每家每戶「開動機器」？
鄉諺：「秋天分配來了平均主義，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幹部們沒有主意，老漢們聽了唉聲嘆氣；青年人是大不滿意，懶漢們是歡天喜地。」社員年終實際所得越來越少，1958∼60年有的隊人均年收入從37元降至10元、5元，勞動日值僅5分錢。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農民反映，社隊規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田種好種壞，反正攤到我頭上只幾粒谷，怕懶得（湘方言，怕什麼）！’」浙江桐廬環二大隊，1960年工分值僅0．0302元，社員勞動一年僅得2．53元，一個壯勞力還不如一隻老母雞，母雞下蛋一枚可賣五角，壯勞力出工一天僅三角余。
合作化挫傷生產積極性最大的是富裕中農。一億富裕中農乃中國農村精英，最主要的生產主力軍，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連帶一併摧毀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基礎。
蘇聯強行推進農業集體化也惡果纍纍：1933年集體化運動結束，蘇聯農產量和家畜減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還未恢復1928年集體化以前水平。1953年蘇聯耕牛數量仍少於1913年。1946年，糧倉烏克蘭發生大飢荒，也出現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慘事。據《蘇聯國家經濟年鑑》，1913年全俄穀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8250萬噸。
二、反右失去理性過濾層
反右前，黨內外對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對聲浪漸大。1957年初，毛澤東在省委書記會議上說：「1955年上半年，黨內有相當多的人替農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應。」毛不顧合作化實際惡效，從馬列原則出發，硬著頭皮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反右反右傾打掉150萬精英，社會失去理性過濾層。1925年入黨的瀋志遠，著名學者、學部委員，所譯《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在延安就享有盛名，毛澤東曾當面稱揚。瀋志遠因言成右，說的不過是黨和政府管得太多太細了，妨礙了人們發揮自主積極性。千家駒《自傳年譜》：「‘反右’以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鴉雀無聲，不要說指鹿為馬，即說一個螞蟻比像還大也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了。」何滿子：「‘小心火燭’是我們不約而同的心態。」
由於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社會失去糾錯必須的制衡力量。1955年後，若再替農民叫苦，再反對統購統銷，便是十分危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女）被毛斥為「社會主義這一關過不去」而撤職。一黨專政天然攜帶的糾錯能力低弱，反右前已然綻露。原本搞經濟就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了各路經濟專家，高層領導猶如盲人摸瞎。如劉少奇本來是反冒進的，1958年9月視察江蘇常熟和平公社實驗田，公社書記說畝產可打一萬斤，農家出身的劉竟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發表著名論斷——「冒進是馬克思主義」。
1960年底，毛澤東表弟賀曉秋之子闖中南海向毛面訴：「倉裡沒有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衝天罵娘。」1960年3月12日，烈屬何明淵在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籠，路透社簡訊稱寓「暗無天日」。何的叔叔與大哥均為紅軍烈士，何被捕後：「大不了一個死了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麼人民政府？」彭真向周恩來、劉少奇匯報此案，劉難過得久久不語。1960年6月，湖南彬縣女青工劉桂陽在中南海北門憤貼標語十數張：「為了挽救全國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鏟除人民公社！消滅人民公社！」中共高層完全清楚下面的情況。
反右後，中共鬧出的外行笑話可謂多矣。劉少奇說「外行領導是原則」；為大煉鋼鐵拆函谷關城樓與浙江龍泉古寺，名曰「古為今用」；毛澤東為得一點廢鋼甚至想拆杭甬線與膠東線。譚震林在西安幹部大會上說：「每個人都有一架飛機的時候，也不是太遠。」令後人大開眼界的還有：用大鍋煮糞便製造高級肥料、往地裡澆芝麻油、狗肉湯、給莊稼注射葡萄糖液。
失去了理性隔濾，公開造假的大躍進得以肆虐橫行。後來證明，哪兒反右積極，哪兒「白旗」拔得最乾淨，哪兒災難就越大。安徽濉溪縣是反右積極縣，共抓「右派」、「中右」、「反社會主義份子」1600餘人，在全國2000餘縣中首屈一指，大飢餓死亡人數也名列前茅。三年中人口銳減1／4以上，僅1960年就減少12萬。發燒度較低的省份，餓死人的情況也相對減輕，吉林是少數幾個沒餓死人的省份，省委第一書記吳德應記一功。
三、大躍進對社會生態的大破壞
按大躍進理論，乃是生產關係大飛躍。但農村的現實是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幹部特殊風、瞎指揮風，大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全社範圍內一律均財、無償調撥財物、銀行一律收回農村貸款），搞得雞飛狗跳。安徽舒城縣城北公社古城大隊，1958年秋後賣糧24萬斤，糧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窮隊，古城幹部編詩：「累了一頭汗，賣糧二十萬，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
大躍進另一大折騰是大煉鋼鐵，6000萬農村壯勞力上山採礦伐木，農田勞力嚴重不足，稻棉大熟無人收割，豐產無豐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勞動力大批外調，婦女說只是‘人民母社’。」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去密雲水庫，沿途棉桃隨風漫飛，像下大雪一樣。山西陽城縣潘莊公社，年底糧食還爛在地裡，柿子掛在樹上。陝西安康大量紅薯無人收穫，不僅爛在地裡，還延誤了冬小麥播種。1958年底彭德懷到湖南平江調查，也發現稻子沒收紅薯沒挖。羅榮桓1959年5月說：四川拋撒浪費的糧食佔總產量10%，河南50%秋糧毀棄於地。河南1960年農業產值下降1／3。
中共官方提供的數據：
受損害最慘重的還應算農業。1957年糧食產量為3900億斤，1958年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為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產量1960年為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當。由於許多農田被改種糧食，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和產量更加減少（1959年至1962年間，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下降了35%），1960年為3405萬擔，比1959年下降50．9%，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國以前的水平。豬存欄數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民生活困難加劇：
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必須用多發鈔票來彌補。1957年的貨幣投放量為53億元，1959年上升到75億元，1960年上升到96億元，1961年更高達125億元。貨幣投放過多，國家商品庫存又被挖空，結果必然是物價大幅度上漲，人民生活陷入嚴重困難。
在違悖基本人性的合作化與瞎折騰的大躍進夾擊下，迎來大飢餓已是不可避免。尤其1960年全國糧產量較之1957年下降30%，還能不出現大面積飢荒嗎？
至於吃飯不要錢的大食堂，不僅沒有吃出「共產主義意識」，反而吃出鄉諺：「放開肚皮吃，藏起力氣做。」上海浦東農民在大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飽，撐得難受，只能出工不出力。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公共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1960年發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級黨委將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最講究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的中共，這會兒反過來強硬要求經濟基礎去適應自己的意識形態。1962年2月26日，中央財經小組長陳雲在「西樓會議」上承認：經濟遭到這麼嚴重的破壞，要把經濟恢復起來，不是一兩年就能夠做到的事情，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能夠動員起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極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國出現大面積消極怠工，糧食產量大幅滑減，此乃大飢餓的第二層致因。同時，公共食堂挖盡農民存糧，秋後短暫的「放肚盡吃」消耗了集體糧儲，及至春荒，上下皆空，無糧熬荒。如果農民自己開灶，量入為出，半干半稀，計算著吃，便不會大面積出現不顧一切的「前吃後空」，秋後吃得死撐，冬春飢餓斃亡。
四、反右傾失去糾錯機會
1959年廬山會議本是一次糾錯良機，僅僅由於維護毛個人威信，硬從反左轉為反右，再唱高調，否定逼到眼前的客觀事實。反右使黨外閉嘴，反右傾則使黨內也閉嘴。1959年春，黨內老五陳雲私下說：「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一定要吃虧吃得更大一點，才能轉過來……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雖有毛的邀請，陳雲還是沒敢在大會上發言，因為「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匯報情況，見毛的前一晚，是否將餓死人的實況告訴毛，思想鬥爭了一夜，又抽煙又踱步，最後還是沒敢將真相完全告訴毛。1960年陳毅去了南方，回京後在會上感嘆：「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楊獻珍說了幾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一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遭到毛迎頭痛擊，很快就被摁下去。
浮誇風下，官員腫臉硬充胖。1959年中央開會，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張仲良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以支援。當周恩來聽說甘肅出現飢荒，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省委書記何承華竟答「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如此膽大包天，若非吃准中央心態，若非道德品質惡劣，會這麼不顧人民於水火麼？河南信陽已出現餓死人，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派民兵封鎖村莊與交通要道，堵住外逃飢民，信陽地區餓死者至少百萬（官方公開承認50萬）。
安徽無為縣有的幹部甚至不准農民採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長的，歸屬共產黨。鳳陽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除了民兵把守交通要道，郵局奉命截扣告狀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餓死人的信息掩蓋了很長時間。各級幹部都明白「上下有別」的利害關係：農民的肚子問題遠不如上司對自己的印象重要，完成計畫遠比農民生計重要。柳州地委書記賀亦然放出大衛星——水稻畝產13萬斤，公然聲稱：「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
五、雪上加霜的「反瞞產」
為防止高徵購，一些地區為保口糧，不得不瞞產私分。1958年7∼10月，全國糧食徵購下降440萬噸，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頓時緊張。10月22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突擊收購和調運農產品，在全國農村掀起「反瞞產」運動。1958年實際徵購數量高達1175億斤，比上年增加了22%。「七千人大會」上，糧食部檢討：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3400億斤，徵購就拿走1200億斤，傷了農村元氣；1960年已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糧食部還以為天下太平，實屬見事太遲，徵購過頭是大飢荒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官方權威史料披露：
由於高估產而高徵購，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共徵購糧食1123億斤，比正常年景增購了200億斤，使農民手中的存糧數急劇下降，1959年有些地區就開始出現糧荒，造成公共食堂停夥，部分社員外出逃荒，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問題也出現了。1959年度徵購糧食達到1348億斤，佔了實際數量的33．7%，農村留糧由1957年的294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億斤。1959年的糧食減產，如此之高的徵購量，這是農民難以承受的重擔。即使如此高的徵購，但在高銷售的情況下，國庫週轉糧還是日益減少。1958年6月底，國庫存糧386億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億斤；1960年6月底僅為127億斤，連正常情況下鋪底糧和運轉狀態的週轉糧數都不足。農村糧食短缺，國庫存糧無多，全國大約缺少3000萬人一個月的用糧，一些大城市幾乎脫銷。
還需要多說嗎，3000萬人缺糧一月，還能存活嗎？
經過「反瞞產」，山東1600萬農民全年人均擁糧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兩，還不夠兩隻雞吃。甘肅定西地區「反瞞產」運動中，幹部指揮民兵在農家掘地挖牆找糧食，「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類似獸行，據省委工作組事後統計竟達128種。資中筠的安徽保姆，「由於虛報浮誇，上面催交的糧食數量極大，誰家藏一點糧食，村幹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後一罐偷埋地下的糧食就是這樣被挖走的。」
丁抒先生分析：「廬山會議後全國性的‘反瞞產’、高徵購是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譬如廣西龍勝縣1957年徵購975萬斤，1958年增至1362萬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萬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廣西陽朔縣，1959年糧食比1958年減產23%，國家徵購數卻比1958年高了24%。」1959年秋，安徽符離區委書記武念慈急匆匆進城，向縣委報告開始餓死人並申請救濟糧，不料不僅沒有弄來糧食，還挨了縣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評，說他謊報災情，給「大躍進」與社會主義抹黑！不僅不給救濟糧，還向他要糧食，說符離區秋季徵購任務沒完成！「反瞞產」挖空了農民的囤底，致使農民失去維持生存的基本口糧。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棄鄉保城」政策。「七千人大會」之所以召開，起因於中央要從地方徵糧150億斤，地方叫苦連天，無奈之下召集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大區書記在壓力下領受任務，但表示困難重重，這才決定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後擴至縣委書記），強調地方要顧全大局，反對本位主義與分散主義。
1960年春，當飢饉剛剛蔓延，如果各地縣委書記能像舊時知縣一樣稟報請賑，當年國庫裡還有糧，準備出口的265萬噸糧食尚未運出，至少能抵擋一陣。如山西陽城縣委書記趙樹理堅請「返銷糧」，及時分發，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幹部秘密動用儲備糧，也救了一些人。但這樣的幹部少之又少，絕大多數幹部都怕被扣右傾帽子，既然將農民口糧交了餘糧，不願自打巴掌再要回來。地縣一級基層政府由此坐失及時施救的最後機會。
宏觀上，1960年12月14日國家統計局提交市場分析報告，標明當年10月糧食收購量下降34％、食油收購量下降42％、生豬收購量下降31％、食糖收購量下降64％、棉花收購量下降23％；全國生活用品供應極其困難，至9月底，各地憑票證供應商品達30多種；據全國42個大中城市統計，11月豬牛羊肉銷量比10月減少29．4％，家禽減少51．3％，鮮蛋減少30．4％。警鐘已敲得很響很響了。
六、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漢只剩下一天存糧。情急之下，武漢市委扣下從四川運往上海的糧食，中央辦公廳大發雷霆，要嚴肅處理武漢市委，幸賴省委書記王任重斡旋化解。1960年5∼6月，中央連續發出京津滬等市糧食供應告急文件，6月6日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內稱北京存糧為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無存糧。
外貿部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1959∼60年多出口糧食幾十億斤，還要求大家不吃豬肉支持出口，飢荒既起仍不顧國內經濟狀況，盲目出口，以致國內經濟雪上加霜。大量出口高徵購得來的糧食，乃是一系列導致4000萬農民餓死的重要因素之一。發現危急時，中央因手中無糧而束手無策。此外，自己日子都過不下去，還要援助亞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個國家提供經援，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1961年，連毛澤東也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
1959年一方面較之1957年減產1500萬噸，但卻出口糧食415萬噸，比1957年增加223萬噸。僅這增加的223萬噸，就可供4000萬國人吃幾個月，足以熬過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萬噸。當國人成百萬餓死時，他們打下來的糧食卻在被一船船運走。其實，只要將兩年間出口的糧食留下一半，飢民們就可以全部得救。當時的大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的急迫性兩眼一抹黑，他根據各省虛報數字，還以為國庫裡糧食有的是呢！因此，周恩來犯下致命錯誤：當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拿外匯購買糧食，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較低，認為不僅不應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這一決定，失去了中央一級最後的補救機會。
1960年底，鑒於形勢實在峻迫，一再拒絕批准進口糧食的毛澤東，只得同意從澳洲進口440萬噸糧食（夠一億人吃三月）。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說：「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這些衝破禁區來的糧食在當時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那680萬噸糧食，又可挽救多少萬人的性命！糧食一進一出，運來運去撥來調去，又耽誤了多少時日。飢民們即便千辛萬苦逃到城裡，由於城鎮居民也吃不飽，「盲流」也很難討到食物。
礙於政治形象的新聞封鎖是中央一級「自動」喪失及時賑災的另一致因。新聞自由在及時傳遞各地信息的同時，短時間內就可將災情成為全球共同問題，大大提高了賑飢能力。但自己不肯說的「堵路鎖息」，甚至視吃進口糧為蒙羞，真正可謂「自絕於人民」。
七、進入「天堂」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報刊上鋪天蓋地用漫畫詩歌向民眾描述預約的幸福。只是「天堂」裡的材料太多，限於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當陽縣跑馬鄉公社書記大會宣布11月7日全鄉結束社會主義，8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以共產主義方式來辦。群眾一鬨而散，紛紛上街「共產」，先搶空商店，後破門搶私宅，還有人上幼兒園認領孩子當兒子，大呼「不是共產了麼？！」
——王任重調查「信陽事件」後：「我到光山（信陽地區轄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鄧力群也說：「老朋友彭大章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說：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在蔚縣西合營村，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裡沒辦法，把種子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子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裡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裡。」四川高縣小鎮，公開用大鍋煮食小孩，圍觀者無人指責，更無人將其揪至公安局。
——在食堂工作的生產隊長，每次帶回米飯都鎖藏家中櫃子，獨自享用，兩個兒子幾天粒米未進，嚷叫不停，父親置之不理，小兒子活活餓死。一位姑娘餓死後，許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屍為名割肉煮食。不少飢民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間刨墳掘屍為食，野外常見被剔除皮肉的屍骨。
——甘肅某農戶，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外，等女孩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頭骨。幾天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得門外大聲哀哭：「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山東臨沂，常見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廣西環江縣1960年餓死三萬，「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公開擺賣人肉。」
——滇桂粵疆等地發生多起集體外逃。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對逃港者不予堵截，兩年間至少十萬人成功逃港或由港轉逃它處。新疆塔城、裕民、霍城六萬餘人逃往蘇聯，包括縣委書記、縣長也一起逃了。中共官方記載，1954∼80年逃往香港56，5萬人，「這個數字明顯是偏低的」，26年裡「逃港」成為風氣，廣州人常去珠江練泳，目的就是「逃港」。很多粵人從小被教育「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
——北大右派青年教師餓極時生吃癩蛤蟆和青蛙，同屋犯人則吞吃一少年犯最心愛的蟋蟀，然後向少年跪磕謝罪。1961年，徐鑄成出席浦江飯店某次宴會，「我注意不時有些居士或釋士們，也不再茹素，而大快朵頤了。」1960年，連中宣部「機關浮腫的人一天天多起來」。陳毅夫婦都吃不上蘋果。
——1938年入黨的宗鳳鳴先生說：濮陽梨園鄉東韓砦村乃抗日模範村，村裡老頭老太差不多都是這一時期餓死的。有的家庭商量，是讓孩子餓死還是讓大人餓死，商量結果是讓小孩餓死，留大人掙工分，還有一份口糧吃，否則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錦西勞改礦隊，1200多名犯人至少餓死1001人，還沒死的198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腫，臥床不起，另兩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蝴蝶，才勉強下床走動。甘肅勞教農場犯人們喝光100公斤清漆。還有人當眾搶吃別人的點心，不管如何打罵，吃完為止。還有餓者因一下吃得太多而脹死，甚至醫生也因餓極而明知故吃，撐破肚腸而死。
——飢餓犯人一邊拔毛一邊連血帶肉生啖活雞。如能從墳堆裡挖出死人骨頭，算是好運氣，「人家就這麼隨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裡細細啃嚼，津津有味，若監視的人來了啃不完，就帶到屋裡燒坑的火裡烤著吃，那香味倒是頂饞人的。」
——天津東郊茶澱勞改農場，兩名勞教犯各將一根細黃瓜塞藏對方肛門，以躲避下工時的檢查，但還是被識破了，扒下褲子拉出黃瓜。燕京畢業生韓大鈞（後為中科院研究員），挖出一窩剛出生的幼鼠，眾目睽睽之下，將還沒睜開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致中央匿名信，描繪重災區梁平縣，「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那些村莊的情況相彷。門窗都沒有了，傢俱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裡都是雜草的灰塵，後邊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裡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
——「七千人大會」也開得摳摳縮縮。「每次吃完飯，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都是光光的。」「會議吃飯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10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接待外賓的招待會原本請不到的中方高級人士，這時凡請必到。冷餐會上，服務員一端上盤子，一擁而上一搶而光。周恩來一次不得不輕聲提醒那些高幹：「注意點吃相！」
——1969年底，學部外文所集體下放至河南息縣東嶽鎮，軍宣隊號召訪貧問苦。一位房東告訴鄒荻帆「餓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們所長馮至來，我們都會把他吃了。」馮至是個胖子，肉多。
——曾任甘肅省高院院長的延安女幹部李磊記述：「每天都有不斷餓死人的事發生，有些家已成了絕門絕戶，能吃的東西全填到肚子裡了，連榆樹皮也剝光了，甚至已出現吃死人、吃活人的事情。」
——1976年，全國人均糧棉油產量仍低於1956年。對中共革命貢獻甚大的湖北紅安縣，1975年共有52名女青年先後集體自殺，因為「鄉里窮成這樣，不會有什麼指望的，還不如早死。」湖南瀏陽縣，革命勝利35年，「公路不通、電燈不亮、廣播不響。」湘西鳳凰某苗區，1980年沒有一戶農民擁有一輛自行車或一塊手錶。[1977年廣東寶安農民勞動日值0．7∼1．2元人民幣（在內地相當高了），香港農民勞動日值60∼70港幣，差距至少50倍；1976∼80年再掀逃港潮，珠三角各地約30∼40萬人逃港。「天堂」居民竟堅決要求入「地獄」！
八、到底餓死多少人？
據198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鑑》，1958年全國人口65994萬，1959年67207萬，1960年66207萬，1961年65859萬，1962年67295萬。1960∼1961年淨減人口1350萬。加上每年1200∼1400萬出生人口，死亡人數應在4000萬左右。據中共權威黨史專著：「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1998年中央黨校出版的《共和國重大紀實》：「中國人口總數在1959年是6．72億人，1960年為6．62億人，即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比1959年減少了1300萬人，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0‰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飢荒。」整個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也才3500萬。此前中國2129年間，發生203次萬人以上餓死記錄，總和也才2991萬。
一些省份具體數字如下：
四川一省按官方統計，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萬。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鑑》，四川1958∼61年淨減人口622萬，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0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四川梁平縣委書記給中央的匿名信中：「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
《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5倍。」安徽省委書記萬里：「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鑑》，安徽總人口1960∼61年淨減439萬。該省無為縣除了幹部家庭，絕大多數婦女不再生育，三年中出生的孩子寥寥無幾。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無為縣誌》載，1957年全縣人口982979人，1960年底僅餘662557人。縣看守所長胡大海：「看守所裡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因為飢餓的原因。」農業部司長郭書田：「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佔全縣總人數的1／4左右。」鳳陽縣1958年人口約39萬，近10萬人餓死，其中一個公社三人死去二人。
甘肅至少餓死130∼200萬，至少佔全省人口1／10，最富饒的渭河平川百泉大隊千餘人餓死近1／3。湖南餓死接近200萬。江蘇溧水縣餓死近1．4萬、常熟1．1萬、武進縣兩萬人的東安鄉餓死400餘、高郵3．7萬餘（其中1．7萬兒童）、寶應縣4萬、高淳有的村莊死得只剩下幾個人。福建官方數據為30多萬；廣西起碼50萬。
青海人口稀少，「非正常死亡」即便以最下限16萬計，也已是該省人口的1／10。地廣人稀土沃糧豐的東北，黑龍江不下10萬；瀋陽6萬（均為所轄新民、遼中縣）；山東「非正常死亡」148萬，「遷出」160萬；河南固始縣400餘無人煙村莊，死絕戶3424戶，光山縣死絕5647戶，息縣5133戶。貴州畢節地區金沙縣，1960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去1／4。寧化是福建重點死人縣，全縣16萬人口，餓死約2萬人。
補充資料：
據官方統計，至1960年底死了整一千萬。據1985年《中國人口年鑑》，四川1958∼61年淨減人口622萬，加上至少2％的年出生率，死亡人數至少在800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四川梁平縣委書記給中央匿名信中：「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
安徽：「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國平均數高出3.5倍。」文革後出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說：「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
江蘇：溧水縣近1．4萬、常熟1．1萬、武進縣兩萬人的東安鄉餓死400餘、高郵3．7萬餘（其中1．7萬兒童）、寶應縣4萬、高淳有的村莊只剩下幾個人。
山東：148萬，遷出160萬；
河南：固始縣400餘無人煙村莊，死絕戶3424戶；光山縣死絕5647戶，息縣5133戶。
貴州：金沙縣1960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去1／4。
福建：官方數據為30多萬。寧化是該省重點死人縣，全縣16萬人口，餓死約2萬人。
廣西起碼50萬。
八、最根本的原因
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災難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卻是兩條：一、意識形態的錯誤引導；二、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不容糾錯。對中共和毛澤東來說，最致命的價值內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單干，拿什麼證明新舊社會的本質差別？如何證明「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國有化集體化，共產革命還有什麼法理基礎？意義取決於價值，對於這一點，中共高層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們最終能夠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礎。1958年「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之所以使周恩來、陳雲等黨內務實派閉口，除了毛權威，更重要的還是對共產設計的價值認同。
面對反對合作化的聲浪，1955年5月毛澤東對李先念、鄧子恢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毛認定「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只是各級幹部。1958年8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1949年我很高興，但中國還很窮很落後；以後工商業改造、抗美援朝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毛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周恩來拍著榮毅仁的肩膀：「你還年輕，能夠看到共產主義！」同年，毛澤東對王任重說：「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於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越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見，毛求功之心甚切。顯然，只有將中國領入社會主義並實現繁榮富強，才能夠真正證明中共革命的偉大價值，暴力革命預付的慘烈代價必須由革命後的經濟效益來體現。否則，何以證明「社會主義就是好」？聚集中共政治精英的「七千人大會」，也一致認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定義——公有制＋計畫經濟。
1961年，黨內高層幾乎一致認為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挽救農村經濟，才能救農民於水深火熱，但毛澤東一手遮天，「硬著頭皮頂住」，不肯從「社會主義陣地」撤退。這裡，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價值認識，毛深信只有集體化人民公社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全面超越資本主義，如果倒退單干，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內涵？毛與他的同事看不到：合作化不僅從利益設置上消除了個人求富的可能性，而且從價值觀念上否定了個人求富的正當性，嚴重捆綁了農民手腳。「社會主義」不僅沒有極大地解放生產力，而是起了嚴重的「反作用力」。意識形態乃是這場巨災的第一致因。
沒有共產學說，沒有這面引向天堂的旗幟，沒有這一不可駁斥的價值前提，億萬國人會被乖乖領進地獄麼？共產學說才是比毛澤東個人權威更有力量的東西，才是導致全球上億「共產冤死者」的罪惡之源。這個「主義」否定了人類社會的既有經驗，以浪漫空想代替現實經驗。對這個「主義」的每一寸忠誠與堅定，都成為警省反思最強大的阻力。因此，僅僅批判個人是不夠的，指導人們行為的錯誤思想才是影響更大作用更深遠的祟源。如面對合作化、大躍進闖下的巨禍，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大會發言中仍說：「‘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看，今後將會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它是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錯誤，恰恰是由於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論調，能夠糾正錯誤麼？
當然，毛的個人品質也是必然予以譴責的。鄧力群說李先念從信陽調查回來，看到村婦沒有一人不穿白鞋，反映到毛澤東處，「簡直令人不可想像，惟一的解釋是地主、富農趁機進行階級報復。1960年春中央發文，要在那些地區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居然如此推罪於人，就算階級敵人破壞，你難道不應首先解決子民的生存問題？光靠搞政治搞階級鬥爭，能搞出糧食麼？
何方先生揭發：「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制訂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杭州西湖劉莊，建於「自然災害」期間。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請趙丹與鄭君裡夫婦，黃宗英：「這些美味珍肴令我們既開眼界，又感驚異。……許多農村此時已經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們的家宴卻奢華依舊。」
1962年，毛入住佔地千畝的上海西郊賓館（柯慶施專為毛新建的「馬屁工程」），不僅沒有斥責柯於餓殍遍野之際大興土木，此後也沒有為百餘人為他長年看守這所別墅而內疚。韶山滴水洞賓館是毛親自要求興建的，1960年下半年開工，1962年底建成，毛僅於1966年入住12天，長期空關，一連士兵長期守衛。鄧小平後來說：「影響極壞！」周恩來一面為這些工程一一撥款，一面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領導：「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即便從最善良的角度，大飢餓前還可寬宥毛澤東，也許他真的是「好心辦壞事」，以為敢叫日月換新天，乃是為國人謀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沒想到竟是領著他們走進地獄。但當大飢餓實實在在逼到眼前，已經支付了這樣的「學費」，當人民利益與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發生衝突，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仍不下「罪己詔」，就實在不可原諒了。毛澤東此時的選擇明顯違背了「人民利益高於一切」。從毛決策的幾大動作來看，無論出兵朝鮮、大躍進，還是廬山會議、發動文革，大飢餓時他那幾滴淚水並不能掩蓋這些重大抉擇背後的真正傾向。正如李銳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
在中共鼎力軍援下奪權的柬共也視富為仇。1975年4月，四天內將200萬人趕出金邊，將所有富人變成窮人，變城市居民為農民，廢除貨幣與商店，消滅宗教，視傢俱、冰箱、電視、汽車、書籍為必須砸燒的「革命對象」，廢除家庭，不許自由戀愛，指定配對，愛情是資產階級之物，婚配要為革命服務。認為這樣就可將全民培養為「無產階級」，無私而向公。柬埔寨人民在地獄中熬度了3年8個月20天，為紅色高棉的「革命理想」交了200多萬性命的「學費」。1975年毛澤東接見中學老師出身的波爾布特（1925∼1998）：「我們想做還沒有做的，你們卻在實踐了。」1978年鄧穎超訪柬：「中國人民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向紅色高棉學習。」
從根本原因上分析，左傾思潮之所以深襲中俄朝越古柬等國，還是文化落後所致。共產學說產生於西歐，歐美國家則一開始就抵制住了，用常識與理性抗禦國門之外，避免了我們痛苦萬分的「實踐而後知」。愛因斯坦就預言：「計畫還不就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本身很可能伴隨著對個人的完全奴役。」
大飢餓使共產設計失去道義性，成為中共由盛轉衰的歷史拐點。一個標榜解放工農的政黨，一個自稱全心全意為貧苦人民謀福利的政黨，居然弄得國家還不如「萬惡的舊社會」，餓死這麼多自己的「社會基礎」，言行不一的荒謬性無可避免地凸顯出來，「革命能夠改變一切」的支票無法兌現。同時，面對這場巨大人禍，黨內對毛的領導能力產生質疑，從而引發毛劉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稱百年來的共產主義嘗試已經失敗。只是人類為證明這一學說的荒謬，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呵！令人沈重的是：官家至今仍曲意護毛，不讓公開批評，共產學說也不讓質疑，還在維護搖搖欲墜的「偉光正「，黨仍然高於國，並將這些沉澱為集體默認的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正如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所說：「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殺一個人比殺100萬個人要有可能受到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