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中國紅十字
一
抗戰爆發後，中國士兵在前線浴血奮戰，傷者頗多，但國軍的醫療力量極為落後，主要依賴中國紅十字會在平津、上海等前線進行救護工作。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隨南京國民政府西遷，將主要醫護人員與工作人員遷往武漢，並繼續從事戰地救護工作。西遷武漢後，為適應戰局變化，中國紅十字會決定調整策略，放棄以往在大城市設置醫院救護傷兵的做法，改為成立醫療隊，組織精幹醫護人員，配以切合戰地實用的醫療器械與藥材，奔赴各個戰區進行戰地醫護工作。
在此背景下，救護總隊應運而出。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習慣稱為救護總隊）在漢口成立，由林可勝擔任總幹事兼救護總隊長。隨著戰局嚴峻，為安全起見，救護總隊部幾經轉遷。1938年6月，日軍進逼武漢，救護總隊決定遷往湖南長沙。1938年底，日軍進逼長沙，救護總隊再遷至湖南祁陽，1939年2月又遷至貴陽圖雲關。此後，直至抗戰勝利，貴陽圖雲關一直是救護總隊的中樞所在。
圖雲關位於貴陽市東黔桂公路上，它在救護總隊部未遷入前是一個植林場地，公路兩旁及其附近的山谷地帶植滿了樹木。在救護總隊決定由湖南祁陽遷至圖雲關之後，它並無現存的房屋可以利用，需要平地起家，從辦公室、材料倉庫、汽車庫、修理廠到職工宿舍，公共食堂和集會禮堂，一切房屋都得一磚一瓦地蓋起來。經過建設，圖雲關救護總隊的醫療條件漸有規模。
在圖雲關的救護總隊工作人員平時有一千多人，高峰時連家屬在內有近兩千人。星羅棋布在山坡之間的隊員們宿舍十分簡陋，以稻草搭成屋頂，竹片編成牆板。貴陽陰天多，降雨量大，房屋既不防水，又不防寒，從總隊長林可勝到救護總隊的普通隊員，都住在這樣的房子裡。救護總隊部的醫療人員大部分是協和醫學院的專家教授，更有一些是國內醫學界的權威，如醫教部主任榮獨山、內科主任周壽愷、外科主任張先令、骨科主任屠開元、生理教研室主任柳安昌等。他們放棄高薪的機會，在圖雲關住草棚，吃粗糧，但大家都毫無怨言。
在前線的救護總隊工作人員生活更為艱苦。如1941年第002隊報告，在湖南戰場上的救護隊員，終日用紅薯煮飯充飢，實困苦萬狀。1942年4月第三中隊報告，隊員每日予米22兩充飢，僅能飽腹。1942年10月第1中隊報告，西北各隊隊員無不衣衫襤褸，薪酬微薄。在貴陽市檔案館所藏救護總隊檔案中，可見隊員因戰事瞬息萬變，在匆忙撤退中遺失掉日常生活用品而感到愧疚的報告，實因當日生活用品奇缺，一衣一被也彌足珍貴。
救護總隊工作人員唯一的優越條件就是穿著方面比其他部隊強，不論夏冬裝都是免費供應，衣服上有特製的紅十字銅扣。統一制服是救護總隊遷到貴陽後，在林可勝總隊長示意下進行的，「所有本部工作人員制服，以各地布價不同，衣料質亦殊，現定由總隊部統籌購制分發（不收制服費）。計每人每年發給上衣兩件，長褲三件，短褲兩件，裹腿兩付。」制服發下後，隊員們穿上十分精神，這也給隊員帶來一些欣慰。
二
遷至貴陽圖雲關後，救護總隊下屬一室四股，即總隊長辦公室、醫務股、材料股、運輸股和總務股，比較重要的部門是醫務股、材料股與運輸股。
醫務股領導醫療隊從事戰地救護工作。抗戰初期救護總隊下設三個醫療大隊，分布在陝西、江西、湖南等地。遷至圖雲觀之後，醫務股得到擴充，醫療大隊增加至9個，中隊增加至40個，區隊增加至94個，另有手術隊9個。所屬各大隊、中隊、區隊及手術隊，在正面戰場上按戰區劃分配備。
為軍中將士提供救助之外，各醫療隊也在駐地為當地居民提供醫療服務，並開展傳染病預防、難民救護等工作。如1942年救護總隊就曾在貴陽開設了兩個診所，為貴陽市民提供服務。又如1944年日寇進犯貴州獨山、都勻地區，大批難民逃往貴陽，每天都有幾百人經過圖雲關。救護總隊即在路邊設置接待站，為過往難民診治疾病，提供食物及防寒衣物。鑒於難民中傳染病發病的機率較高，救護總隊在圖雲關設置診療所，對難民一一進行檢查，避免了傳染病的流行。在貴州各地的救護總隊醫療中隊，也積極為難民診治疾病，併進行傳染病的預防工作。
在長期抗戰中，分布於各戰區的救護總隊隊員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抗戰勝利後經統計，從1938年1月起至1945年9月止，救護總隊進行了大量醫護工作，外科共進行手術119856起，骨折復位35522起，敷傷8784731人。內科住院人數2142997人，門診軍人2481685人，門診平民2002996人，X光照相5631起，X光透視52798起。在中國戰場進行採訪的英國女記者弗雷特·厄特利對救護總隊節儉卻又高效的工作感到驚訝：「隸屬某一部隊醫院的醫療隊由外科醫生、敷裹員和護士組成。一個完整的醫療隊有20人，每月花費80英鎊；一個一天能完成300個傷員包紮任務的護理隊，每月開支僅50英鎊。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紅十字會工作經費是如何的節約。」
材料股主要負責管理醫藥物資，其責任頗為重大。救護總隊醫藥物資中的大部分來自海外愛國華僑贈送，或以他們的捐款從國外購買來。捐贈藥品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印尼華僑捐贈的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又稱金雞納霜）。當時部隊士兵患上瘧疾是司空見慣的事。
奎寧是防治瘧疾最有效的藥物，但中國沒有金雞納樹，故而不產奎寧，此藥物全靠進口。在獲得海外捐獻的奎寧後，救護總隊即向前線將士施放奎寧藥片，進行瘧疾防治工作。以救護總隊新運第六醫療隊為例，該隊隨中國遠征軍前往緬甸作戰，於1942年7月底派員組成巡迴防瘧醫療隊前往怒江前線工作。在前線十日，給將士分發奎寧共計3萬片，降低了士兵的瘧疾發病率，有力地支持了抗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愛國華僑外，美國也為救護總隊提供了大量資金援助，居功甚偉的是美國醫藥助華會。美國醫藥助華會由羅斯福上校領導。該會仿照美國紅十字會的組織辦法，遍設分會於美國各大城市，入會會員全為美國人士。每一分會均由當地知名人士出任重要職務，分頭開展募捐，然後統一繳給紐約總會。募得之款在美國購置各種藥品器械，然後交運中國紅十字會轉付貴陽圖雲關救護總隊應用。在長期抗戰中該協會幾年如一日，一直堅持為救護總隊募捐。
救護總隊能募集到眾多海外捐款，並源源不斷得到藥品供給，與救護總隊隊長林可勝的影響力是分不開的。林可勝（1897—1969)祖籍福建，出生於新加坡，1919年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1925年回國任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主任教授，在協和醫學院工作至1937年，將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研究工作推至世界水平。在長期抗戰中，林可勝從1938年擔任救護總隊長至1942年。1949年林可勝赴美任教，後病逝於美。
救護總隊成立後，林可勝多次赴美，為救護總隊募集資金物資。林可勝在歐美醫學界和社會各界享有崇高聲譽，在海外華僑中也有著極強的影響力，很快就得到各界的積極相應，他為救護總隊募集了大量款項，並吸引了一大批國際人士來華參與醫療工作。在林可勝任職期間，美國各界人士捐獻給救護總隊的款項不下六千六百萬美元。（六千萬六百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巨大的數字，南京國民政府年度預算也不過十幾億美元）
三
救護總隊運輸股有汽車二百多輛，還有自己的修理所，技術力量很強。運輸股的任務主要是運輸救護總隊人員與裝備，此外也承擔傷兵的運送工作。運輸股的汽車主要來自於海外華僑的捐助。華僑捐獻給救護總隊的汽車大部分為卡車，也有一部分為救護車。
除了汽車外，救護總隊的汽油、零部件等也依賴於海外供給。遷至貴陽圖雲關的初期，中國還可以通過越南、緬甸進口汽油以供使用。1940年7月，英國違反中立原則，與日本達成封閉滇緬公路的協定，依此協定，三個月內禁止武器、彈藥及鐵道材料經緬甸運往中國，並禁止此類物資經香港運往中國。法國追隨英國的綏靖政策，也禁止經過其殖民地越南對華輸送物資。
經越南、緬甸內運的醫藥器材與汽油供應被切斷後，中國援引日內瓦公約中關於醫藥器材的規定，經過交涉而爭取到醫藥器材等物品不在禁運之列，但汽油因涉及軍事用途卻遲遲未能達成協議。在汽油極度緊缺的情況下，救護總隊別謀他途，曾從桂林訂購了一批木炭爐，作改裝木炭汽車之用。汽油供應不足之外，汽車零部件也奇缺，救護總隊的汽車修理廠只能盡力維修，以為彌補。
救護總隊運輸股的主要任務是運送救護總隊的人員及藥品器材，額外也承擔了運輸傷兵的工作。抗戰時國軍運輸力量的重心在於向前線輸送軍需品和彈藥，很少有足夠的卡車從前線運送傷兵。很多傷兵因在前線運送不下來而慘遭日軍毒手，如1938年江西修水一度淪陷，因運輸困難，致未及運出的傷兵百餘人均遭日軍殺害。在此種情況下，為抗戰大局計，雖受汽油匱乏、配件短缺等限制，救護總隊所屬車隊仍出入於戰火之中，從事著繁忙的傷兵運送工作。
戰時的運輸工作不但繁重，且充滿危險，一方面是惡劣的路況與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危險，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日軍的襲擊。據中國紅十字會統計，1938年此年中即有十餘輛救護總隊汽車被炸毀，司機損失多名，大量藥材器械被毀。1942年救護總隊新運第六隊在緬甸進行醫療救護工作，救護車運送傷員赴曼德勒醫治時適逢敵機襲擊，有明顯紅十字標識的車被擊傷達六十處，紅十字標記上也被機槍射有彈孔。更為過分的是，日軍飛機沿著公路專門襲擊有明顯紅十字標識的救護總隊車輛，以至於傷兵不肯坐帶有紅十字標識的卡車，無奈之下，只好用泥土將紅十字標識抹去。而依照日內瓦公約，交戰國對有紅十字標識的運輸工具均不得加以襲擊。
在長期抗戰中，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歷經幾次遷徙，最終扎根於貴陽圖雲關，在這片山野之間，救護總隊度過了艱難而光輝的歲月。在這裡，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指揮著全國各戰區100多個醫療隊的作業，成千上萬噸的醫藥衛生器材從這裡發送而出，幾千名軍醫和數百名環境衛生員、檢驗員、X-線技術員、醫護員和衛生員在這裡被培養出，並從這裡奔赴各戰區為前線將士提供醫護服務。在艱苦且危險的環境之下，救護總隊為中華民族的抗戰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其功績將永留史冊。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