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耒陽街道辦看中國「官滿為患」

湖南耒陽市一個街道辦事處，竟有5個副書記、5個黨工委委員、10個副主任、2個主任助理，共計20多個領導！當你當上官，成為體制內的一員時，你就成為他人命運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國根植下來

2013年4月6日，網友「耒陽網事V」在微博爆料，稱湖南耒陽市一個街道辦事處，竟有5個副書記、5個黨工委委員、10個副主任、2個主任助理，共計20多個領導！其實，放眼神州，「官滿為患」的何止耒陽的一個街道辦呢？事實是，中國的許多部門都「官滿為患」！

早在2012年的「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參加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時，說「中國的公務員以每年一百萬的速度在增長」，因此，建議制定《編製法》，制止「官滿為患」。他指出，「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

中國的官員到底多不多？有四份材料可以說明中國官員數量龐大：

其一是楊繼繩在《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一書中描述道：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08年年底，黨政機關工作人員1249.7萬人（其中，中國共產黨機關56.4萬人，國家機構1193.3萬人）。另外還有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9.3萬人，群眾團體23萬人。

除了與黨政機關的工作相關的事業單位以外，中國還有大量的事業單位，職工人數2871萬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共4000萬人，這些人需要財政供養。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的標準計算，我國‘吃皇糧’的人數達7000萬人，18個老百姓供養一個官員。

上述數字還不是中國幹部人數的全部。財政分灶吃飯以後，地方有了經濟自主權，他們就用自有資金開支幹部，稱為‘自定編製’或‘自費幹部’，這些幹部不在上述統計數字之內。在統計數字之外還有‘借調幹部’。他們是從企業借到機關工作的，由企業開工資、在機關從事幹部的工作……

其二是陳志武在《我們的政府有多大？》一文中寫道：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在1760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當時的北京、廣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做過細緻調查，據其歷史檔案，那時一個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這樣，4937萬兩銀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夠供養盛世時期的乾隆政府，那當然是小政府！

美國政府的規模應該可以作為判斷中國政府規模太大還是太小的參照系。 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4萬億美元，佔GDP的18%，相當於8500萬普通美國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為了支持美國政府的開支，需要8500萬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當然遠比中國政府的開支需要3.7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國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間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純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也就是說，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國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量為8.4萬億美元，2.4萬億美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相當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相對遠大於美國政府!

其三是百度文庫裡面的一篇文章寫道：

中國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中國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39個官員，日本每百萬美元的GDP供養1.38個官員。

中國非但官民比獨步天下，「官」「員」比更是舉世無雙。

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但是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一名議長，一名副議長。相比而言，中國的大部分市，「市領導」都超過20，甚至是30個、40個！

另外，據1987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一書公布的中國歷代官民比例：西漢，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而1987年當年是67：1。

看罷這樣的資料，我們不得不感到震驚！按理說，中國屬發展中國家，底子薄，人口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屬於非常低的國家，人均官員數量應該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比例才是合理的。但我們卻養著這麼多官員，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為什麼中國會「官滿為患」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基於歷史，從權力結構的視角入手。依我看來，在中國長期以來的權力結構失衡下，生成了繁衍中國官員多如牛毛的四個因素。正是這四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今日之中國官多為患！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作祟。在長期的集權統治下，由於權力結構失衡，官員相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掌握著更多的資源、人脈關係，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能更好地保護家人和親朋，能決定他人的生死命運和財產安全……也就是說，當你當上官，成為體制內的一員時，你就成為他人命運的主宰者，而不是被主宰者。官本位也就在中國根植下來，並枝繁葉茂地延續到今天。即便解放後，官員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然而，在多數普通人的眼裡，還是「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如果你不帶個「長」字，你也就低人一等，可以對你冷眼相待或稱兄道弟。在自己看來呢，如果自己的名片上不帶個「xx長」，那就自覺低人一等，渾身不是勁；而一旦有個「xx長」掛在名片上，就自覺高人一等、腰硬底氣壯。因此，人們都想方設法、削尖腦袋為自己謀一官半職。

二是計畫體制種下的惡果。解放後，中國實行了計畫經濟體制。正是這種高度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使得政府無限擴張。政府不僅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而且政府之手擴張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人的出生到死亡的每一個過程、每一件事情無不牽涉著政府之手。也就是說，這隻手代替了社會和市場的正常功能，主宰了人的飲食、就學、就醫、就業、工作、結婚、生育、死亡，致使學校、醫院、商場、企業……等等都成為政府的延伸機構，所有機構的管理者都是政府委派的官員。於是，「官多」就成為計畫經濟體制的一個必然的副產品而出現了。

三是改革的不徹底。1978年，中國開始了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在經濟上，改革國有企業、放開市場、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在政治上，改革國家領導人退休制度、幹部交流制度等，同時搞了幾輪次的「精簡政府機構」。在社會上，逐步放開一些領域，讓社會替代政府去管理社會事務。然而，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鉗制、認識的不到位、魄力的不夠和本身的複雜性，這些領域的改革並不徹底，甚至許多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的改革還並未真正啟動。在經濟領域，國有企業還佔很大份額，國企的管理者也是實質上的官員。在社會領域，教育、醫療衛生、慈善等機構也是政府的附屬物，其負責人和管理者也有官級、也是由政府任命的。在政治領域，則更是進展遲緩，實質民主的陽光至今未能光照這片土地。

一般而言，民主下的政府是比較小的，官員是比較少的。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民主下：①財政預算和官僚機構的編製受到嚴格限制，政府擴張其規模時會遇到很大的阻力，無法隨意擴張其規模。②民主與市場一般是結伴而行的，而且民主下，國有企業比重會比較小，因此，政府對經濟領域的直接干預會比較低，企業管理者也主要是由市場選擇，而不是由政府任命，更沒有所謂的官級。③官員權力受到很大制衡和規範，其權力租金比較小，而且也很難變現。也就是說，民主下，以權謀私的可能性比較低，做官的金錢好處相對於做企業家、做醫生、律師、大學教授來說相對比較少，因此，更多的人願意去做企業家、醫生、律師和大學教授。這就像美國流行的一句話：「一流人才去當企業家，二流人才進大學，三流人才去當公務員。」④民主下，常常會衍生出一個「大社會、小政府」而非「大政府、小社會」的治理格局，社會事務基本上是由社團組織自治的。社會組織的良性發育既減少了政府管理的必要性，也限制了政府的擴大和官員數量的無限增加。

四是權力租金的誘惑。在權力失衡下，各級官員手上都掌握著讓普通老百姓眼紅的、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的資源、人脈網路、信息權。這些資源本身就可以帶給官員許多好處和方便。而且，由於權力失衡，官員們手上的這些權力就具有了更高的價值——因為權力租金可以變現了——他們可以用之來為親人、朋友和自己謀取諸多好處，如我們常常看到的、聽到的：公款旅遊、吃喝，送子女進好學校或出國，為自己的子女和親屬安排工作，貪污腐敗將權力轉化為貨幣收入，設立公司、通過內線交易將國家錢財轉化為自己的錢財……正是這種來自權力租金的巨大誘惑，使得許多人都憧憬著有一官半職。別說官場，即便在應該最神聖的教育領域，有一官半職與沒有官職之間就差距很大。比如說，在中國的高校，即便你的科研能力再強、即便你再怎麼知名，但如果你不是什麼部門的領導，沒有個帶「長」字的頭銜，那在別人眼裡，你也不算什麼，而且更缺乏資源去做一些有助於自己學術進步的事情。所以，正如錢鐘書所說的那樣，「外國科學家進步，中國科學家進爵」，中國的那些教授們很少有幾個不想謀取一官半職的！也於是，中國的高校，當官的、帶「長」的就多如牛毛，普普通通一個高校，光是副校長就多達10多個！

至此，我們已經清楚了為什麼中國「官滿為患」的原因——權力結構失衡！而要糾正這種失衡的格局，道路無疑是「簡政放權」，走實質民主化之路和建構起權力制衡架構，讓政府回歸小政府，讓社會走向大社會，讓市場走向真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