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在北京的部分維權訪民前往楊佳墓前祭拜。楊佳生前衝進上海閘北區公安局殺死多個正在上班的警察。人們記得,楊佳在上海受到警察「歧視性盤察」在先,產生矛盾後調解不成,忍無可忍才起了殺意。但即使有人為叫之好,大多數民眾仍不讚同這種殺戮。
祭拜「殺人犯」楊佳使人猜想,在重慶,除了家人,有沒有人祭拜被薄熙來、王立軍打倒的原重慶公安首腦文強?他被處死的罪名是「涉黑」,證據確鑿,所以即使薄熙來、王立軍後來垮臺,文強案可能也翻不了。然而,文強生命的飄逝,社會、時代及輿論是有一定責任的。這也是一出「子不教、父之過」的悲劇。
人們不會忘記,文強當年之所以「名滿天下」,是因為生擒活捉了凶悍頑強、流竄全國的殺人嫌犯張君,而文強向上級報功時,首長問:「現在張君在哪裡?」文強說:「在我腳下。」此刻,被上了刑具的張君真地趴在地上,他的腦袋被文強用腳踩踏著。
文強的這一舉動錯得離譜。且不說張君當時僅是被捕尚未判刑,即使已經判死,哪怕次日執行,作為一個貨真價實的死囚,他的人格和身體仍須受到尊重和保護。文強究竟憑哪條法律可以腳踩張君的腦袋?
中共建政後搞階級鬥爭,反倒是不穿軍裝的政工幹部或靠攏黨組織的積極份子,對所謂的鬥爭對象大打出手,動輒私刑拷打。文革中冤獄遍地,哭聲震天,作為一個酷刑大國,中國臉面丟盡。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人民終於發出「秦皇的封建時代已一去不返」的吼聲。
然而在中國,文革的極左流毒清算並不徹底。在一些部門,惡名昭彰的刑訊逼供死灰復燃,而且堂而皇之地執行。匪夷所思的是,文強把嫌犯腦袋踩在腳下的行為,中國媒體竟作為正面事物加以報導,全國上下見怪不怪,鮮有覺察。後來,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重慶的唱紅打黑登場了。文強下臺,遭到虐待。重慶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涉嫌充當黑社會保護傘,據報導,被項目組從會議現場帶走時,王立軍一腳踢向彭的膝蓋,將其踹倒,當他爬起來時,王立軍揮掌劈向彭長健的天靈蓋,彭當場小便失禁。
當文強、王立軍是媒體的寵兒時,社會輿論對他們也讚美有加。當文強、王立軍都垮臺時,他們肆意打人的行為仍無人提及和批判。由這一點看,文強、王立軍也是受害者,甚至是犧牲品。人性泯滅,說到底,是體制和社會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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