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必須有擔當 中共必定要滅亡」(圖)

中國大陸異議作家鄭貽春

中國大陸異議作家鄭貽春在2004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中國政府關押七年。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唐琪薇最近對在家養病的鄭貽春進行了專訪，這是鄭先生自2011年出獄後，第一次接受媒體的採訪。

記者：您在2004年年底被捕，一直到2011年年底才被釋放，是迄今中國被以煽動顛覆罪判刑後，坐牢最長的人之一。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在您失去自由的這段時間裏，最讓您覺得難熬的是什麼呢？是什麼力量支撐您在鐵窗裡度過這麼多日日夜夜的呢？

鄭貽春：為了追求自由而喪失自由，為了實現民主而身陷囹圄，為了追求人權而遭受迫害，這些恐怕是我們這些知識份子、特別是先鋒知識份子，所必然遭受的宿命。因為在中國大陸，政治環境非常惡劣，所以，像我們這些人必須遭受這樣的挫折，這是預料之中的。像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等這些人（一樣），為了追求自由必須付出代價，甚至生命的代價。

記者：2005年12月，您與以色列前總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拉賓先生共同獲得首屆「希爾德布蘭特」國際人權大獎。人們認為您是推動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的英雄。那時您正在獄中，請問您有什麼感想？

鄭貽春：我很受鼓舞，因為拉賓先生作為以色列前總理，通過推動中東和平而推動了世界和平，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為世界和平確實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為此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歡迎和贊同。我能榮幸地和拉賓先生同獲國際人權大獎，這證明了我從事的事業同樣獲得了世界人民的認定，同樣為世界人民所知曉。當然，這個獎項並不僅僅是頒發給我一個人的，而是通過我，對為中國大陸的人權、民主和自由事業作出過相當貢獻的人的認定，也是對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爭取人權、爭取自由事業的肯定。

記者：您覺得七年的牢獄生活，對您改變最大的是什麼？

鄭貽春：這個七年的牢獄之災，最大的改變，是我的身體，由原先的健康狀態變得疾病纏身。七年磨難導致我罹患十多種危及生命的疾病，像高血壓、高血脂、白內障、心臟病、結腸炎、肝腫大、腎結石、膽囊瘤、糖尿病、神經衰弱、皮膚病等等。

記者：除了這些身體上的改變，您覺得在精神上，在您看問題的一些方式方法上有沒有什麼改變?

鄭貽春：這些倒基本沒有，只是在監獄呆，一些信息閉塞，所以一些信息我就不瞭解。還有，入獄前我生活條件非常好，七年之後，卻天淵之別，簡直讓我心裏難以承受，比如有些藥我都不敢買。

記者：那您自己有後悔嗎？

鄭貽春：這哪能有什麼後悔，為了追求正義，經濟損失又何足惜。所以不是這個問題，我是感覺什麼呢，我在七年當中，我親愛的母親，因為我的事情焦急，茶飯無心啊，有的時候整宿整宿睡不著覺，由此染上了疾病，最後鬱鬱而終，我確實是罪莫大焉。還有我的朋友，一個偉大的詩人叫楊春光，因為看望我而受到迫害，所以他也去世了。

記者：您的被捕和您在網上撰寫的異見文章有關，我知道您之前是一個大學的英文教師，為什麼您會不顧風險，撰寫這些文章呢？

鄭貽春：我是屬於「路見不平一聲吼」的這麼一個狀態。有任何的不正義，我作為知識份子，應該有所表達，因為社會的不正義，我認為和我有關，社會中任何的罪惡，都是我作為知識份子的罪惡。先鋒知識份子，必須有這樣的擔當。

記者：您在很多文章中揭露了中共的本質，並且斷定中共必定要滅亡。但是，由於中國近年來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共政府在國際上的地位似乎是越來越高，一些西方國家處於經濟利益上的考量，也不願意太過干預中國的人權狀況，您如何看待這些現象呢？

鄭貽春：在入獄之前，對這個現象我曾經作為批判，為什麼呢，這是沒有正面價值的，它對於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呢，是沒有好處的。中國有句俗語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哪怕取利，也應該講原則、有理念、有人性、有道德，只講利益，而不講原則，從長遠來看，也是沒有利益的。另外，這是對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事業的侮辱，是對人權的踐踏。

記者：您說過中國所有的歷史皆是「王朝循環史」，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就只有民主這條路。而這條路的核心，即是用選票選出一個新政權，使其合法，來代替非法的「官爵分封制」。但是，像之前發生的獨立候選人遭打壓事件等等，使得一些民眾認為，要在中國實行民主競選非常難，您覺得如何才能突破呢？

鄭貽春：正因為難，所以需要有人做出奮鬥、作出犧牲，不能因為難而退縮，這就是我們這些人必須做的工作，要想突破，在中國必須得有壓力，來自民間的或者是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

記者：我看到您之前的訪談中曾經談到希望中國時任領導人胡錦濤能開闢出一個戈爾巴喬夫的新時代。很顯然，胡錦濤讓您失望了，甚至在他的任內您被送進了監牢，那現在您對中國新當選的領導人習近平抱有希望嗎？

鄭貽春：當然我們希望他（習近平）能展現出一個所謂政治家的風采、氣魄和膽略，那就是要做很多有益於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工作。比如說，要善待七千萬訪民，要取締文字獄；要追究重慶被「薄王」黑打的惡劣做法；要釋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包括我的朋友劉曉波、高智晟、楊天水等等；還要重新研究計畫生育國策，而且要讓一切因為政治原因出國的人員回歸；要允許並鼓勵香港2017年直選特首，要與達賴喇嘛進行平等談判；要積極落實並迅速推進在大陸一些省份建立國民黨支部的設想；另外，還要給胡耀邦趙紫陽平凡，向法輪功等一些被打壓的信仰團體賠禮道歉。還要為「六四」正名…

記者：那您剛才所說的一切，您覺得在習近平任內有可能看到希望嗎？

鄭貽春：對，我希望他能做出這樣的工作。還有解除黨禁，另外還要總結、並且深刻地認識到，共產黨建政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

記者：您覺得中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是應該寄希望中國能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呢，還是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提出的：中國的希望在民間？或者，需要兩者結合在一起？

鄭貽春：從節省社會成本來說，還是黨內有權利者進行推動為好。當然，最好是黨內黨外，聯合起來共同推進民主自由活動。剛才我也講了，有壓力才有動力，內因外因加在一起，會形成良好的社會互動效果，這樣社會的變化可能就加速進行。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是樂觀還是悲觀？

鄭貽春：對於民眾，我是樂觀的。維護自身權利的民眾、追求民主自由的民眾越來越多了，這我很高興。這和七年前不一樣，七年前一些敏感的問題，現在的敏感度逐漸弱化，（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專制的1.0版和現在（習近平時代的）極權專制5.0版是不一樣的，極權專制5.0版（的領導人）稍微有點文化，希望他們以文明的方式來做一些工作，把中國大陸推向前進。

記者：自由亞洲電臺的新老聽眾都十分關心您的現狀，出獄之後，您在忙些什麼呢？

鄭貽春：謝謝朋友們的關心，我主要一個是在恢復身體的健康，還有要恢復荒廢了好幾年的外語，還有儘可能多的瞭解七年來國內外發生的大事。還有整理一些我以前所寫的、沒有被沒收的詩稿，我的九部詩集都隨著電腦被沒收而化為烏有了，現在只剩四部了。還要更深入地思考關於中國命運的相關問題，比如轉型期問題，公民社會與普世價值關係問題，還有如何提高中華民族道德水準問題等等。

（原題目：鄭貽春：社會中任何罪惡，都是我作為知識份子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