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厚德載霧」代價(組圖)
2013年冬天，中國許多地方還沒怎麼品嚐辭舊迎新的喜悅，就先迎來「厚德載霧」，不少人還沒拜年先得糾結今後怎麼「自強不吸」。
對於這場有人稱為「比非典還可怕」的霧霾，法國巴黎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Richard Iley想到的是，中國過去創造奇蹟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怎樣的代價。
Iley主要觀點如下：
過去30年來，中國的增長模式已經製造了經濟奇蹟。如今，它越來越接近增長枯竭。回報不斷減少越來越顯而易見。
金融抑制與資本系統定價錯誤使投資的比重膨脹，導致資源錯配增多，並且越來越依賴信貸。
中國偏重投資引導的增長也使能源、尤其是煤炭的需求旺盛。而這會產生越來越有害的環境後果。
過去十年，中國的信貸增長和能源依賴性增強令人擔憂。要解決這一問題，金融系統的激進改革是唯一方法。
中國處在「模式力竭」點
中國的經濟模式越來越有敗像。至少從2006年起，中國政府就在談要再平衡經濟，但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已經變得更嚴重。
現在投資與GDP之比約48%，沒有哪個經濟體能達到中國這樣的水平，更何況還要在這種水平持續下去。
不出意料，回報不斷減少的現象越來越明顯。
衡量投資效率並不容易，有一個方法是觀察所謂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這種比率是用投資除以GDP增長得出的結果。中國的ICOR超過5倍。
這種水平的ICOR意味著，投資規模如果再增加，就不會給GDP增長帶來任何影響。
中國的信貸彈性已經升至美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就快爆發前的水平，這與ICOR上升到危險水平相一致。
過去6個月，中國的信貸以0.25%的年化速度增長，結果只能是與歷史標準水平相比復甦乏力。
中國模式的環境成本高
中國的投資飛速增長，信貸依賴程度不斷增強，這些都不可持續，必然會造成能源消耗和污染也迅速增加，這也是不可持續的。
媒體聚焦於北京的空氣污染。雖然北京自身還有沙塵暴等很多特殊問題，但官方統計數據只是說北京是中國第三大污染城市，前兩名是蘭州和烏魯木齊。
通常，中國的規模會使其自身的問題顯得與眾不同。從2002年起，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到2011年已經相當於89億噸油的排放量。
中國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總量中的比例從2002年的14%增長26%以上。截至2011年的五年間，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複合增長達到驚人的40%，印度是47%。
中國的經濟規模今年應該達到9萬億美元，這樣的增長意味著，過去五年裡，全球73%的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都來自中國。
中國的污染問題體現出，每單位GDP的能源密度以前在減少，而過去五年，中國投資密集型的GDP增長特性使這一密度已經開始止住了減少趨勢，與此前持平。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強勁的GDP增長無疑使能耗大增。中國的基本能源消費量由十年前等同於11億噸油增至2011年的26億噸以上，遠超歐盟的16.9億噸，也超過了美國的22.6億噸。
增加的能源需求大部分由煤炭滿足
中國急劇增加的能源需求仍然主要由煤炭來滿足，這使中國的環境問題極大地惡化。
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中國出現煤炭依賴性減少的跡象。溫總理執政期間，投資佔GDP比例增加，煤炭依賴性回升，新增煤炭消耗量佔2006-2011年新增能源需求的三分之二。
同樣地，中國的每單位GDP煤炭消耗量也失去了1980-2002年增長下降勢頭，趨於平緩。結果是，從2007-2011年，中國的煤炭消耗量佔全球總量的比例由40%增至50%，佔同期新增煤炭消耗量的89%。
就在2008年，中國還是煤炭的淨出口國。到了2012年，中國的煤炭進出口貿易逆差已經達到277億美元。
煤炭消耗的增長勢頭幾乎沒有顯示任何緩和跡象。
2012年，中國GDP增長7.8%，而煤炭進口量增加了大約1.05億噸。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是兩大受益國，他們過去五年的煤炭出口額分別增加了250億美元和400億美元。
不詳的爆炸式投資增長
中國的發展軌跡不可持續，這是決策者早已瞭解的。
這也是中國決策者至少從2006年起就談到再平衡經濟的原因。他們不那麼瞭解的是，經濟失衡已經惡化，溫總理留下的遺產可能令人質疑其質量。
在房地產和鋼鐵這類已經產能過剩的領域，大致並未盈利的投資仍在加快增長，促使能源消耗快速增長，污染升至無法承受的水平。
今年中國GDP預計將超過9萬億美元，投資佔比接近50%。這意味著，如果沒有激進的經濟模式和金融系統改革，中國今後四年將新增投資近20萬億美元
而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投資都將白白浪費，迅速貶值。而如此驚人的大量投資流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的能耗與污染水平繼續增長。
因為相信國家會支持整個金融系統，所以市場產生了資本定價錯誤和道德風險。這些是問題的根本原因。
除非解決這樣的定價和風險問題，否則，通過減少駕車與大城市附近限制工廠活動來實現節能目標的政策可能收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