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國人的情意結得到紓解，終於圓夢。然而，莫言並不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文學獎的華人，在上一個中國龍年另一位華人高行健以他的長篇小說《靈山》獲得了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像莫言一樣走進了斯德哥爾摩神聖而莊嚴的大廳，在瑞典皇室全體成員出席的盛大頒獎典禮上從瑞典國王手裡接過獲獎證書。
高行健與莫言是鄰省老鄉（高行健祖籍江蘇泰州，莫言為山東高密），他們有一樣的黃皮膚，一樣都是中共黨員，一樣的用漢語寫作，他們也是一樣的獲得世界文學最高獎項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然而他們卻有著不同的境遇與經歷。
莫言獲獎消息傳至國內後，他的家鄉山東高密東北鄉頓時沸騰了起來，村民們放起了鞭炮，莫家立時賀客盈門,中外媒體記者蜂擁而至，高密市主要領導趕到莫言家獻鮮花表達祝賀之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致信中國作家協會，對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表示祝賀，賀信稱莫言是優秀作家的「傑出代表」，並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人民網發表熱情洋溢的評論祝賀：「這一天，中國作家等得太久了，中國人也等得太久了。我們向莫言表示祝賀！一個有過先秦諸子、漢唐氣象、宋明風韻的傳統文學大國，一個曾誕生過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國，走到今天，終於有中國籍作家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名冊上留下名字。」
可是，高行健沒有這麼幸運。
高行健，1940年生，1962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專業，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雖然高行健是集劇作家、小說家、翻譯家、畫家、導演、評論家於一身的大師級人物，但他的戲劇在國內屢次被禁演，他的作品一直沒有得到推崇，部分甚至遭禁，1987年流亡法國（說得不好聽就是被趕出去的，看過他的《一個人的聖經》就知道他的那段經歷）,1997年以「政治難民」身份定居巴黎。他獲得諾獎時已是法籍華人，已不屬於中國公民，所以，許多國民至今不知道莫言之外咱們還有一位胞兄獲得過如此殊譽。
對於這位高行健的的獲獎，人民網專稿《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遺囑》說：「這次文學評選，可以說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中國作家協會表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當時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指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最近的行動再次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說：「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文學院裡，一場鬧劇正在上演。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將新世紀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現居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學院的倒行逆施，極大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這是對12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我們可以認定，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把諾獎頒給高行健）再一次驗證了瑞典文學院的醜惡嘴臉和反動本質。」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聲明：「諾貝爾評委會並沒有政治目的，頒獎給高行健是基於他的文學成就，而非他的政治立場。」瑞典文學院給高行健的頒獎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和藝術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高行健說，他獲獎後對大陸某些人的強烈反應毫不奇怪，並表示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在中國文化革命期間，高行健曾經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並燒掉了整整一箱子手稿。他說，「那真是瘋狂，純粹的瘋子。整個人民都熱衷於這種恐怖。真是一場夢魘。文化革命開始後，我被迫燒掉自己的日記。所有的東西都失去了——但寫作總是我的必需。」他認為在目前的氣氛下，自己根本沒有機會回到生他的祖國，他更不期望他的作品在國內上演。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期間，高行健同時以中文與法文創作。作品如《生死界》、《夜遊神》、《對話與反詰》、《週末四重奏》等。他的作品內容不是當時紅色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是在大陸受歡迎的歌功頌德類型的「主旋律」,加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種對人的生存本質的觸及人類靈魂的深刻反思。比如《一個人的聖經》、《靈山》。因此,他的書在國內得不到出版。然而法國以博大的胸懷接納了他。而且，2002年2月25日，法國總統希拉克親自為高行健頒發「榮譽軍團騎士勛章」，2003年，法國舉辦「高行健年」以表彰他的成就。
文學高於政治。不願意屈服於當時政治形勢的作家或被迫害或被驅逐，其作品便會遭到封殺。若干年後，時過境遷，迫害他的政治灰飛煙滅了，但是高行健先生的文學作品依然會芬芳於人世間。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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