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掌聲與激動的舌頭

1

聞一先生有篇《掌聲與決議》，其中寫道：

看多了蘇聯歷史上的檔案，掌聲兩字在我眼前出現的次數如此頻繁……其頻率大概只有電腦才統計得出來。領導人講話的記錄稿上（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戈爾巴喬夫，莫不如此），到處都是‘掌聲’。每一段，甚至每隔幾句都用黑體字註明：‘掌聲’。尤其領導人發出呼籲，喊口號或講話結束時，那就是‘經久不息的掌聲’，‘暴風雨般的掌聲’，‘全場起立，高喊烏拉，經久不息的掌聲！’……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這裡的掌聲並不是兩掌相擊發出的聲音。在這許許多多而又雷同一致的會議上，掌聲成了一種工具，或者說是一種工具發出的聲音。」（《讀書》，1998年第11期）

絕對的權力需要絕對的「擁護」作底氣。絕對的統攝需要絕對的「一致」作護身。

這經久不息、暴風雨般的掌聲所浮載的，不是別的，正是虛假的皂沫真理，氣泡吹出的滿分。

可政治家偏偏迷信這圓滿，迷信這虛構的蜃景，迷信這荒唐的民意測試。他要看到一張張雷同的答卷，填滿預期的「標準答案」——那答案從不保密，更無須動腦筋，只要懂點利害常識和為臣之道即可。

雖然此掌聲與心靈無關，全然工具所為，類似蜂箱、擴聲器和電子合成的音效，但政治家要的就是這陣勢，這排山倒海的群嘯和震耳欲聾的音量，令之陶醉不已，除了壯膽，更為唬人，震懾異己。

一個時代的災難，正是在驚人一致的「堅決擁護」下受孕的。

一個最壞的決議，正是在不加思索的「全體通過」中分娩的。

盛大的泡沫，製造了巨大的價值陷阱和靈魂黑洞。泡沫多深，消耗與虛擲即多大。德意志陷進去過，俄羅斯陷進去過，大中華陷進去過……一個民族的文化能量、智識、倫理、操守，幾代人的生命、青春、尊嚴、激情，即被粉碎在一架架瘋狂的政治渦輪下，濺著血光和肉沫，伴著絕望與呻吟。

泡沫一詞除了「虛妄」，還有另一層寓意：「掩體」。

泡沫環境中，靈魂的視力最差，彷彿洗衣機裡的衣物，彼此難辨，沒有方向、形狀和顏色，臉重疊臉，屁股重疊屁股……而最大最真實的內幕是：髒！泡沫正是最藏污納垢之地。

對於苟且貪安者，泡沫乃其急於投奔的寓所。那兒最混雜，最擁擠，從而最安全、最太平；那兒光線最暗，適於隱匿和混跡，適於細菌交媾和繁殖。在那兒，群眾淹沒了個體，統一淹沒了自由，聲勢淹沒了聲音，見人舉手就舉手，見人歡呼就歡呼……

泡沫——一場多麼骯髒的聚會，一種多麼體弱的團結，一個多麼虛張聲勢的同盟。

他們在泡沫中呼吸、撈取，披覆著泡沫，壯大著泡沫，在泡沫中潰爛，最後變成一灘泡沫，連悼詞和謚號也是一副泡沫。

但泡沫有最大的天敵：陽光和時間。要知道，掌聲也會背叛掌聲，泡沫也會遭遇唾沫的痛擊——

你很難想像，在同一地點，單就沸騰程度和分貝值，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上領受的歡呼與斯大林消受幾十年的「經久不息」「暴風雨般」的掌聲有何二致？

苦難的俄羅斯學會反諷與自嘲了。

據羅伊·麥德維傑夫回憶：1991年末，當蘇共工作人員最後撤離中央大廈時，樓下自發彙集了成千上萬「歡送」的民眾。當他們神情黯淡走下台階，人群自動閃出一條寬闊的夾道，無數唾沫啐在那條道上……

多麼諷刺的場景，昨天的「一致擁護」和今日的「一致唾棄」，儼然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拋得越高，賭得越險，摔得越重。

唾沫，算另一種泡沫罷，只是內涵更實在些。

2

言過了泡沫，再說說與之相關的舌頭。

泡沫乃集體之功，乃自我放逐和個體湮滅所致。但為了維護泡沫神話的威嚴與安全，防止被戳穿，防止某條危險的嗓子突然背叛合唱、發出刺耳的逆音，權力者要在每個成員的喉部設一道小小的紀律裝置：壓舌板。

時間長了，不用吩咐，人們便會在嘴裡含一塊自製的「壓舌板」，非但沒有不適感，反覺得很貼切、很到位——自我監控，自我防範，萬不可唱錯了聲部，壞了大夥好事，毀了一臺演出。

時間再一長，變異的生理功能便愈發通人性，趁發育之機，舌頭本身便自作主張、多長出片贅肉來——天然「壓舌板」也。較之人工者，更渾然一體，也省了安裝麻煩。

很長的歲月裡，俄羅斯人正是這狀態。既然活下來了，那就小心活下去吧。幾乎每張嘴裡都添了樣東西，幾乎每個人都用舌頭和「壓舌板」這套組合——說話、匯報、表態、唱歌、寫作，乃至談情說愛……

少有例外。但有。

有人便敢公開摳出「壓舌板」來餵狗，哪怕情急下咬斷了舌頭，滿嘴是血。他受不了那種如鯁在喉、不自由不痛快的枷鎖感——就像驢子被套上了唇籠。他寧肯不要了舌頭，也不甘非人的侮辱。

他相信自己是個人，不是頭驢子。正像女人配一間子宮，一個人，尤其一個作家，其尊嚴是有一條乾淨的舌頭，一條滑行自如的舌頭。

他要從窒息的泡沫裡拱出一簇芽尖、一副頭顱，哪怕有滅頂之險——在黨魁和泡沫分子眼裡，這種自由蠕動、越眾而出，顯然無異於叛逆、異端、妖孽。

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皮裡尼亞克、葉夫圖什科、索爾仁尼琴……正是這類拒絕「壓舌板」、試圖穿透泡沫的精神刺頭兒。他們將舌頭打掃乾淨，使之像嬰兒那樣光潔、清爽，他們將軀體磨成釘，鑿出銳角和芒刺，他們要對龐大的「一致」說不，說——我反對！

1958年，帕斯捷爾奈克的《日瓦戈醫生》在海外秘密出版，並獲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國內大嘩，為純潔隊伍、懲罰「可恥的變節行為」，當局決定召開作協大會，向全世界公布一份「一致通過，將帕斯捷爾奈克清理出蘇聯作家隊伍」的聲明。可萬萬沒料到，當會議主席斯米爾諾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宣讀大會決議時，台下突然響起了一個女人的聲音：「怎麼能說一致通過呢？我就舉手反對！」說話者是作家阿利盧耶娃。主席和主席團嚇了一跳，太不可思議了，哪回不是熟悉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哪回不是全體起立、一致擁護？尷尬、惱羞、震怒，主席團只好裝聾作啞，匆匆散場。

多麼優美的刺耳，有人竟將權力派駐的「壓舌板」扔到了紅地毯上。對主席臺來說，無疑是一記響亮耳光。

這是靈魂對泡沫的反抗，「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舌頭與「壓舌板」的較量，更是人對自身尊嚴的一次檢閱和展示。

自由歌謠的第一個聲部上寫著：我反對！

在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的自傳《見證》中，有個細節亦屬咬斷「壓舌板」的例子——

1960年，當局派蕭氏擔任蘇聯作曲家協會的書記，這時，54歲的大師才不得不「被入黨」。9月14日，組織為大師舉行了隆重的入黨式，並奢望他有「良好」表現。儀式開始後，蕭氏像木偶一樣面無表情地念稿，頭始終低著，有一剎那，他目光陡亮，提高了嗓門：「我的一切優點都歸功於——」眾人屏住呼吸，接下來應是那句爛熟的——「布爾什維克和偉大領袖」（連小孩子都不會說錯），然而，聽到的卻是一個難以置信的答案——「我的父母！」蕭斯塔科維奇大聲吐出這束鮮花般的單詞時，臉上漾溢著激動和興奮。

「我的一切優點都歸功於——我的父母！」

多麼精彩的變向。這是一條掙斷了鎖鏈的舌頭。

在一個威權和泡沫時代，人之生命、價值、榮譽、夢想、家庭、生活幸福……哪一件不被說成黨的培育、黨的恩賜？哪一回不要感謝領袖之德？更何況入黨儀式，遲遲不念黨的好處，只認自家爹娘，這豈非比「忘恩負義」更陰險的「別有用心」？

還有康伏倫斯基、格拉祖夫、日拉耶夫等人，也屬蕭氏的靈魂手足和生命同類。《見證》中，尤深情地提到了一位女同事，鋼琴家尤金娜，其英勇使之堪稱「活著的烈士」，她是個傳奇，她創造了一個敢死隊員不死的奇蹟。

據說斯大林被發現呼吸停止時，唱機上還放著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協奏曲，這是他最後的聆聽。領袖本人極喜愛尤金娜的作品，稱讚她是天才，為感謝那雙奇妙的手對領袖耳朵的滿足，曾派人送去一個紙袋，裡面裝著兩萬盧布。很快，尤金娜回了信：「謝謝您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我將日夜為您祈禱，求主原諒您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罪。主是仁慈的，他會原諒您。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這封自取毀滅的信抵達了斯大林的病房。上帝都以為再也聽不到尤金娜的琴聲了。誰知，領袖看完後默默放到一邊，沒作任何指令。

尤金娜竟在領袖死後還活著，或許僅僅因為，在對方眼裡，她那條小命遠遠抵不上她那雙手，這雙手對於領袖的耳朵，實在太重要了。

詩人涅克拉索夫曾說：「當我們開始多發一些怒的時候，我們就能愛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不是愛自己，是愛我們的祖國。」「對健康的現實，才能有健康的態度，若一個俄國人終於憤怒地拍案而起，我願向他下跪，因為在俄國令人拍案的事太多了。」

肖斯塔科維奇感慨：「他講得真好！我願在這些話下簽上我的名字。就像果戈裡在《可怕的復仇》中所說：‘突然間，你能一直望到地球的盡頭。’」

他簽了名。尤金娜們也簽了名。

他們以「人」的名義率先將「壓舌板」餵了狗。

可悲的是，許多人對自己嘴裡的東西不僅不羞不怒，反而沾沾自喜，優越感十足，彷彿手上套了枚戒指，身價倍增。更有甚者，還把嘴裡的板子拿出來唬人、害人——這哪裡是人的態度，分明是驢子的德行！做穩了奴才，嘴巴被釘了掌，還覺添了體力，還來欺負同胞。

在一個時代和地區，憎恨並咬斷「壓舌板」的人漸漸多了，民主、自由、權利、公平……便有希望了。讓人成為真正之人，讓舌頭成為獨立的舌頭，自己作主的舌頭——而非和「壓舌板」疊一起的舌頭，嚼白沫的驢馬們的舌頭。

親愛的人，伸出你的舌頭看看吧。

寧肯不要了舌頭，寧肯空空蕩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