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代民間社會的正義力量

晚清時代民間社會的正義力量是什麼樣子的？由秋瑾之死引發的巨大風潮，就能完好地映現出其社會心態與文化氛圍，感覺到民間社會正義力量的強大。

1907年7月15日（陰曆六月六日），秋瑾於家鄉浙江紹興的軒亭口以謀亂罪被殺害。消息傳出，迅速擴散，在各界激起強烈反響，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一、輿論的抗爭。

晚清的輿論界，基本是民營報刊的天下。中央政府雖握有《京報》、《政治官報》（1907年11月5日創刊）以及各部所辦之《商務官報》、《學部官報》等，各地官方自1902年12月直隸總督袁世凱創辦《北洋官報》以後，亦仿行其事，但官辦報刊無論數量抑或影響，均無法與民辦者相抗衡。以致1907年4月憲政編查館大臣奕勖等奏請開辦《政治官報》時，言其重要性，也必稱說「私家報紙」，「往往摭拾無當，傳聞失實，甚或放言高論，熒惑是非，「故欲」正民心，自非辦理官報不可」。加之，民營報刊大多同時揭載「上諭」、「宮門抄」及重要奏折、法律條文、章程等，兼有官報之長，且信息量更大，言論更自由，自然更受個人訂閱者的歡迎。在秋瑾被殺事件中，民報所扮演的角色，便出色地展示了其代表與左右輿論的現實功能。

秋瑾遇難後不久，一直關注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一案的各民間報紙，立即將重心移向秋案，連續不斷的追蹤報導，使秋瑾死事的每一細枝末節均毫無遺漏地公諸報端。各報雖有政治立場的區別，如上海《時報》的鼓吹立憲，《神州日報》的宣揚革命，不過在同情秋瑾、指斥官方的輿論導向上，仍表現出相當大程度的一致性。而若於眾報中取為樣例，《申報》自應居於首選。這不僅因為它是最具商業化特徵而最少政治派別色彩的大報，而且，在晚清全國報刊中，1905年2月版面改革後的《申報》發行量高達萬餘份，在紳商界廣有市場，又自1906年1月美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提出出售申報館動議，華人在報社的主導力量便明顯上升。因而，即使從銷量及反映國民言論著眼，《申報》亦頗具代表性。秋瑾死事於報界之偏重《申報》，另輔以他報消息，原因在此。《申報》對於秋瑾一案的報導，始終集中在居於重要版面的「專電」與「緊要新聞」兩欄，又配合以「論說」、「文苑」、「要件」、「輿論」等欄目，日總字數約計三萬。

《申報》迭次報導的語調，也越來越強化與官府的對立傾向。其間譯自英文《字林西報》的一則通訊，顯然給予報館同人以極大啟發。消息述及秋瑾被處死，不過使用了「懍懍」二字表達敍述者的心情；次日的簡單記寫秋瑾「被拘拿，業已就地正法」，態度更為客觀。而19日當天刊出的《西報論徐錫麟被刑之酷》的「緊要新聞」，引某英人致《字林西報》書，將徐被殘殺放在「中國政府正在商議立憲」的背景中討論，代表「文明國中人」指責清廷：「彼官吏既殺徐，而又取其心以祭死者，果已野蠻矣；竟又株連其親族朋友，此等手段，徒使吾外人增輕視華政府之心耳。」已有明確暗殺行為的徐錫麟，西人尚且為其被刑處置之野蠻鳴不平；未曾舉事的秋瑾竟遭倉促殺害，自然更易引起同情。此後，《申報》對官府的抨擊力度便轉而加強。有關報導已使用「株連」一詞，新聞稿則進而出現了「此次慘被株連，無不同聲嘆息雲。」的行文，後更以「奇禍」、「冤獄」、「冤殺''等字眼指稱秋瑾死事，大張旗鼓地為其鳴冤叫屈。

《申報》通過對秋瑾生前行事的敍述及刊載其作品，使不瞭解秋氏生平的讀者，迅速獲得其人乃愛國女傑的印象。秋瑾的演說《敬告姊妹行》，編者按介紹秋瑾，也極稱其「痛心國難，每於新報新書中，見外侮浸迫則橫涕不可仰，大有‘四十刀人齊解甲，並無一個是男兒’之感」；「又擅口才，每登演壇，雄辯恣肆，往往傾動眾耳，擊掌聲如百面春雷」。刊秋氏穿和服持刀小照，上題「女界流血者秋瑾」，併發表《秋瑾女士遺詩六首》，均為其赴日留學後吐露慷慨悲壯的愛國情懷之作。如此憂心國事的女志士卻因徐案牽連被難，輿論的引導者及讀者大眾，自然要嚴厲追究地方大員的殺戮罪行。

儘管從清政府的角度看，及時緝捕首領、扑滅起義的浙府紹守實為有功之臣；且浙江巡撫張曾教事後呈報的處理浙省黨案經過的奏折，也獲得了「著照所請」的誅批，表明瞭最高統治者的認可。然而，《申報》主持人卻置此於不顧，只將攻擊的予頭始終限於浙江一省的官員，有時還故意製造出中央與地方的對立，以中央壓地方，使自己處於有利的地位。實際上，這也是當時大多數民營報刊共同的做法，為避免官方尋找藉口封閉報館而先行設防；併進而發動有力的進攻，在強調上諭「今夫法也者，立國唯一之元素也」的前提，以維護法律尊嚴為宗旨，使圍繞秋瑾死難的討論超出了個案的侷限，獲致普遍的意義。

在晚清法治尚不健全的時代，上諭即為法律。依上諭「據理力爭」，此為最典型的一例。刪除舊律中的重法酷刑既已作為國家法律頒布，輿論界便可恰當徵引，以此指責地方官吏的殺害秋瑾為橫行不法。

「古有‘莫須有’三字以興大獄，而今竟以‘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以為罪案者，是則何人不在當死之例矣！」如此義正詞嚴的憤激文字，自然會在讀者心中引起共鳴。而其時民間的輿論傾向，即便是「守舊派不同情革命的」人，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為而「紛紛議論」，認為「秋瑾沒有口供，按律例不應該殺沒有口供的人；軒亭口是殺強盜的地方，秋瑾不是強盜，不應該到那裡去殺；婦女只有剮刑和絞刑，秋瑾不應該用斬刑。」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諸多議論都是以法律、成規來裁准，秋案之被普遍認作冤獄而不可動搖，根本原因在此。

報刊的消息靈通、無孔不入，使官方一手遮天的辦案方式不再可能。正是因為晚清以報刊為主要發表渠道的輿論界，始終堅持以法律為武器，據法力爭——儘管同時批評現行法的不完善與亟待改進——才可以不為官方刊行的《浙江辦理女匪秋瑾全案》與《影印秋瑾各種親筆字據》所搖撼而受挫，在超出「是否為革命黨」的更高層面上討論秋瑾的被殺，使其與官府抗爭的姿態一以貫之，從而維護了輿論的獨立性與在國民心目中的權威性。

二、大吏的被逐。

晚清時期，統治者已不能漠視輿論的力量。民間聲音的存在，使官府在行動時因受到牽制，而不得不有所忌憚。其中，尤以實行民意的群體不分省域的聯合行動最有效力，也最具近代色彩。

民間結社的大批湧現與勇於任事，使得這類團體儼然成為晚清社會結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戊戌變法前，康有為、梁啟超們反覆開導、論說的「合群」之義，「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已是群相信奉的常識。並且，「合群」不只是民間社團成立的動因，也為消泯省界的隔膜、產生國家（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基礎。在秋案討論中極其活躍的江蘇教育總會，便早有此自覺。其所採取的致函浙江省學務公所等學界同人的方式，便有聯絡民意機關及紳學界共同負責的用心；公開信中也明確宣告：……蘇之與浙，擊柝相聞，固非春秋時吳與越之比。省界之說，乃行政人之區域，非國民之區域。因而，過問秋瑾死事，要求調查報告，正是其作為社會群體「應擔之責任。其間，「國民」一語的使用，顯然系以國家為根基，意在肯定凡在此共同體中生活的人，都不應該強調地區的特殊性，而自外於國民全體。

「夫同胞所謂‘幸福’者何？不過欲國家明定法律，上下共守，俾我同胞能有自保其身家性命財產之權耳。東越之獄，是官吏奪我同胞身家性命財產之權矣，於此而不爭，是天下無當爭之事矣。且今日之爭，非僅僅為秋女士一人也，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計也；抑非為我同胞士民之前途計也，實不啻為我一人身家性命財產計。……故今日之事，非浙紳一部分人之事也，凡我國民，與有責焉。」

此種國民意識的覺醒與自覺的擔當精神，雖源自其鄉前輩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名論，卻已注入現代國家觀念。

在民間一片斥罵聲中，直接辦理秋瑾一案、為清廷立下大功的浙撫紹守，在其署理當地則因威信掃地，不能再安於位。考索當年的案卷，可以發現浙江巡撫張曾教在處決秋瑾時原堪稱「勇毅」，態度強硬。紹興知府貴福電請「將秋瑾先行正法」，張立刻復電，同意「秋瑾即行正法」。次日又親筆寫信給貴福，催問「秋瑾已否遵辦」，指令嚴厲鎮壓：「此事人手，必須從嚴，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釀禍必大。」對貴福的擔心與恐懼也大加斥責。貴福的回電中，因稱「惶悚感激」，並表白：「卑鏨籍長白，必不為彼黨所容，非有見好求庇意。」強調自己正是種族革命的物件，不會通融辦理，以解張氏之疑。而張曾教對此案的後果，其實遠不及貴福看得清楚。起初以為不過殺一亂黨而已，論功只會得賞，卻未曾料到招來的竟是民間抗議的風暴。張曾教爆發的勇氣，一旦遇到如此猛烈的攻擊，也立即消失，轉為惶恐，而別求退路。

正當民報民刊同仇敵愾聲討浙省地方大員最激烈的時分，張曾教稱病乞退的消息也開始流傳，各報均明確將其與輿論的壓力聯繫起來。《申報》搶先報導：張因此次查抄紹郡各學堂，暨嚴懲秋瑾女士，頗遭物議，漸自引咎，故於日前托病奏請乞假二十天。所有公務，悉委藩、學、臬、運四司分辦，員紳往謁，概不接見。並聞張撫假滿後，尚擬續請展假。如紹事竟干查辦，則即須乞恩開缺。浙撫張曾教因秋瑾事不利眾口，奏請開缺養病。某軍機恐張新黨氣焰，擬駁。而醇邸謂現當預備立憲時代，應准開缺，以息浮言。是以未定。

9月5日報紙的傳聞即得到證實，當日「上諭」有「張曾教調補江蘇巡撫，迅速赴任」的命令。諭旨發布，以為找到避風港的張氏，又意外地遇到了強烈的抵制，一如喪家之犬，進退失據。張曾教調任蘇撫的消息見報，早已義憤填膺的江蘇士紳立即作出集體性反應，明確表示了拒絕張到任的民意。

電文公布，風潮發動。蘇省民意所向，令決策者與當事人深感不安，因而無法立即執行「上諭」。10月5日，又有新的「上諭」頒布：「張曾教著調補山西巡撫。」尚未履任的張氏，亟亟由江蘇改派山西，表明宣布預備立憲的清廷，已不得不對民意表示相當的尊重，作出讓步。

張曾教雖一時獲調山西，仍然不久於任，轉年1月24日，即以病免職。

民間勢力的迅速增長與聯合行動，正是民權賴以發生、存在、壯大的條件。秋案善後中接連出現的成功拒斥劊子手事件，其解讀的關鍵意義在此。

三、良心的拷問。

在秋案風波中，山陰縣令李鐘岳的自殺作為另一種象徵，同樣引人注目。晚清官場已非康、乾盛世那樣具有權威中心，西方的侵入與新學的發生，內外交攻，使其每有所決策，往往意見歧出，分離以至分立的趨勢日益強烈與表面化。在對待處理紹興黨獄、斬殺秋瑾的態度上，從地方到中央的爭議不斷，即是鮮明的一例。最後議決張曾教奏請的保舉秋瑾案內有功人員—折時，「僅僅准保千總兩名而已」的結果，便表明瞭朝中彌合的費心與不以為然的一派佔了上風。

而作為具體的執行者，李鐘岳從接手審理秋瑾案件之日起，更是自始至終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表現了一位良心未泯的官員身在官場的無奈與可悲。其間不乏演繹與渲染，甚至被害人秋瑾的家屬，亦對李鐘岳大有好感。李鐘岳的同情秋瑾，應無疑問，而傳說中李氏形象的日趨完美，則全然是因其最終選擇了自殺這一悲壯的方式所造成。關於李鐘岳自殺的原因，當時報章所載也有出入；或言其「自思既負貴福，又負秋瑾，一時愧悔交並，遂自縊死」；或傳其「終日書空咄咄，慨嘆不已；茲聞已被前撫張筱帥列入彈章，即將揭曉，益形憤郁」，因投環身亡。有聞其「搜得貴福平時贈秋氏之楹帖及書扇，呈還貴福以滅跡。意欲獻媚上官；不料貴福疑其揭己之隱，將播惡於眾也，適攖其怒，遂借端撤省，不久自縊死」；有述其「卸山陰縣令之職後，在省候差很久，未獲補缺，以致情緒不寧，投環自盡」。但在各種流言中，均明確寫出李氏反對殺害秋瑾的態度，因而無論如何，激於對秋案處理的抱憾總還是其致死最重大的理由，多數人視此為自贖行動，原本事出有因。勇於殉身者，總能獲得社會的諒解與讚許，何況與那些心狠手辣的殘殺者相比，李鐘岳之死所包孕的道義內涵自然更加可貴。

傳奇成分的添附衍生因而有其合理性。儘管十二萬分的不情願，秋瑾到底是由李鐘岳送上了斷頭臺。在秋瑾被殺的那一刻，李氏的命運也已經決定。不難想像，懷著沈重的愧恨，眼見同情秋瑾、痛罵凶手、拒斥張曾教的風潮日起，李鐘岳所受良心的譴責也與日俱增。其言「人雖諒我，其如良心責備何」，正見此意。面對數不盡的靈魂拷問之日與永難彌補的遺恨，尋求解脫的唯一出路只有自殺。經過兩次的自盡未遂，「死志已決」的李鐘岳終於在秋瑾殉難後三個月的10月29日，於其寓舍自縊身亡，卒年五十三歲。

李氏總算以生命的代價，洗清了最後的羞恥。1912年7月19日，民國建立後秋瑾的第一個祭月來臨，在西湖秋祠舉行的紀念活動中，《新浙江潮》主筆王卓夫發表演說，盛讚「李公為專制時代良吏」，特提議以其「附祀秋祠以光泉下」，得到秋社同人的一致認可，而獲實行。李鐘岳得以和秋瑾一同享受春秋祭奠，實為其平生最大榮耀，也是對其自殺行為的最高表彰。而李氏與貴福的衝突而無結果，行令而致自責，又從紹興一隅，反映了晚清官場普遍存在的離心傾向。他所採取的自裁方式雖頗為傳統，揭示的問題則很具近代意味。

四、安葬的義舉。

秋瑾遇難後，家人得其事先安排，疏散鄉村。聞凶信後，更遁跡深山，恐遭株連。因而，秋家無人收屍，遺骨由同善局草草成殮，槁葬府山之麓。迨兩月後，風聲漸緩，瑾兄譽章始秘密僱人，移櫬於嚴家潭丙舍暫厝。烈士成仁，竟久久不得入土為安，不僅令秋譽章深切自責「聶政乃有姐，秋瑾獨無兄」，而且使烈士生前友好焦慮牽掛，痛心不已。

當時的情形，輿論界雖奮起抗爭，張曾教亦因被攻迴避，但秋瑾作為革命黨處死的罪案並未平反，其為清朝罪犯的身份一無改變。安葬乃大禮，非躬親其事不可，同文字呼籲的紙上作業不同，又非有特別的關係，不會出面主持。身在血緣之親的家人，停棺尚不敢書寫真名，更何談公開為其下葬？「連坐」之法的修改，本不能阻止地方上的任意迫害，秋家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

晚清國難當頭，易生慷慨悲壯之情，因而俠風激揚，為一時代的特徵。傑出之士，無論男女，均傾慕英雄行為，嚮往留名青史，於是舍生取義，驚世駭俗。

秋瑾就義後不足四月，葬禮之事即開始發動。11月10日，徐自華寫信給吳芝瑛，約其聯名登報，發起開會，以葬秋瑾。徐因愛女病亡，極度傷心，未能即赴西湖覓地，吳芝瑛卻在此時得到了大悲庵主慧珠的慕名投書。

慧珠的身世說來極富傳奇色彩，吳芝瑛為其賦詩曰：「聞說能文仍好武，劇憐家世本梁州。」匹馬梁州，本是古代文人戍邊衛國、建功立業的一種人生理想表述。慧珠自報家門，恰自稱：「衲本貫涼州，世家武藝。」閉關誦經，「不復知有人間世」。雖人歸世外，終是俠情不斷。作書當年的秋天，有「道友自山陰來，一夕閒話，述女子秋瑾獄，而言之不能詳盡，因向城中遍購各報，乃恍然於此案之顛末」。慧珠於是格外關切其後的種種進展。知道吳芝瑛「義重情高，大聲呼籲，將以平反其冤，為吾女子吐氣」，便激讚為「我佛慈悲，俠士肝膽，惟夫人兼而有之」，對其極表欽佩。又聽說吳氏「將渡錢塘」，為秋瑾「移葬湖上」，因激起俠義情結，發生參與意識。慧珠主動去函的用意，即專在向吳芝瑛提議奉獻葬地，「且願終吾之身，躬事祭掃。」如此無分僧俗，爭先恐後，共襄義舉，正可見俠風普及，深人人心。一種道義在肩、責無旁貸的精神感人至深。

浙江學界四百餘人齊集杭州鳳林寺，為秋瑾舉行追悼會，由秋譽章演說其妹一生事跡，並集體謁墓致祭。如此大規模的在省城風景秀麗的西湖邊，公開為一被官府定為「女匪」而處決的革命黨人舉行祭奠，會場中且表現出明顯的反滿傾向，其性質為一場挑戰官府的示威活動不言自明。

懼怕以致仇恨秋墓的自然不止是貴福。當年10月，發生清廷御史常徽奏請平秋墓、嚴懲營葬發起人吳芝瑛與徐自華事件，並獲「廷寄浙撫，查照辦理」的朝旨，實屬代表官方的集體性反應。常徽奏折指稱二人「在杭將女匪秋瑾之墓改葬，規制崇隆，幾與岳武穆之墓相埒，致浙人有岳王墳、秋女墳之稱」，毀之乃所以「遏亂萌而維持風化」，問題的要害所在，已一目瞭然。此次秋墓雖不幸於12月11日被平毀，棺柩由秋兄譽章遷運回紹興，而吳、徐二女士的高風義行卻已彰彰在人心目。徐當「刊章名捕」時，「優遊海上，夷然弗以介意」，固然顯得大義凜然；吳之不顧咯血病劇，毅然搬出德國醫院，遄歸家中，只為「不願更居洋場醫院間，若托異族保護然，以為不知者詬議也」，也非大勇者不為。

五、告密的報應。

秋瑾被殺，直接的凶手固是浙撫紹守，然而道路傳言，促成此難發生的告密者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追查幫凶，既是報刊關注的熱點，也是革命黨復仇的必要步驟。

還在秋瑾遇難後一週，關於出首人的消息已紛紛傳揚。《申報》7月23日便據杭州來函，報導了出賣秋瑾的是現任紹郡中學監督的袁某，力勸張曾教「從嚴懲辦」的是在其幕中的寧人某姓，二人均出於恐被牽連的自私目的而犯此大惡。7月28日根據紹興友人來信所寫的新聞稿《秋瑾女士冤殺之歷史》，又在告密者的姓氏中增加了胡某，且敍述更詳：「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實由於胡、袁二人之誣指，並由徐口口之暗唆。此三人均與徐錫麟聯絡，平日時通信息。迨聞皖省之變，恐被株連，即串通設計，由胡、袁二人，至貴知府處，謊說秋瑾女士系徐錫麟黨羽，蓄意排滿，力請嚴辦。」在排列次序上，胡已先於袁，形同首惡。此二人之名今日也不難指認，即曾任長興縣教諭的胡道南與時為紹興府中學堂監督的袁翼。而所謂「寧人某姓」，則所說不一，後來多半落實為秋瑾的同鄉湯壽潛與章介眉。謂袁翼、胡道南出賣秋瑾，當時報刊幾乎是眾口一詞。

胡道南其半官半紳的身份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按照清廷1906年制訂的學政改革規定，各廳、州、縣勸學所須設縣視學兼充學務總董一人，「選本籍紳衿年三十以外，品行端方，曾經出洋遊歷，或曾習師範者，由提學使劄派充任」，胡當年便正充當山陰勸學所總董這一角色。秋瑾之案既由大通學堂發難，張曾教得貴福稟報後，於7月12日（陰曆六月初三）復函中，指示貴福「一切仍與胡紳道南熟商妥辦」，原很自然。據秋宗章查看紹府舊檔，信中此句已刪去，並揣測原因，「殆慮其賈怨，預為之地也」。而貴福14日致浙撫電，則已肯定地將胡列為參與人：「前據胡紳道南面稱：「大通體育會女教員革命黨秋瑾，及呂鳳樵、竺紹康，等謀於六月初十邊起事，竺號酌仙，本嵊縣平陽黨首領，黨羽萬餘人，近已往嵊，糾約來郡，請預防」等語。胡為告密者由此獲得確定。

但為胡道南辯解最力的是革命元老蔡元培。蔡與胡共事多年，認為其道德高尚，「責己也嚴以周，而責人則寬以約」，故肯定胡決非賣人者。論其與秋瑾的關係，則「瑾初回紹興，君於中學堂外課，以《讀秋女士詩書後》命題，有欲以是陷君者，君不之懼」，可見胡對秋瑾的敬重，並未挾有前嫌。

與胡道南相比，湯壽潛當時名氣更著。商辦浙江全省鐵路有限公司總理與預備立憲公會副會長二職，已足夠證明其地位的重要。湯與立憲派的密切關係，在革命人士指認其助紂為虐時，也發生了相當作用。《天義》編者即痛罵：湯壽潛者，外記偽道德之名，隱為謀利之計，為浙省之大賊。此次紹興之獄，系因壽潛運動浙撫紹守。湯在秋案中有脫不了的干係，此說流傳甚廣。湯壽潛討厭秋瑾的作派，差不多可以肯定；而一句表示憎惡的話會使得秋瑾送命，他倒也未必想到。因而有人認為，說湯參與害秋，「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並不可信。

不過，決心為秋瑾復仇的革命黨人，已將胡道南與湯壽潛作為幫凶，勢在必除。何況，這是一個有志暗殺、有心揚威的年代，採用暴力對付仇敵實屬平常。

秋瑾遇難後，湯壽潛一度成為刺殺的目標。秋瑾的學生尹銳志即嘗談及，光復會本「擬殺湯」。而雖有爭議但終於放過的緣故，便是「因其素尚公正，克勤耐勞，為社會服務頗有足取」，「故此次復仇不及於湯」。暗殺湯壽潛，無益於爭取民心，只會帶來普遍的反感，革命黨的放棄此計畫，本為明智之舉。胡道南便沒有這般幸運。光復會的領袖蔡元培其時正在海外，無人為胡辯白；且公文私議，均以其為首告者，罪莫大焉。當年雖未動手，而不屈不撓的革命黨人始終在尋找合適的機會。1910年8月15日，秋瑾被害三年後，胡道南在紹興清查公產事務所遇刺，逾四時而卒。

六、文學的聚焦

秋瑾以組織起義的革命黨身份被害，在海外的同志固然可以直言不諱地承認「瑾之志固在革命」，「遂集同志於浙江，欲舉大事」；但國內的親朋好友，即使明知其心，仍「曲護之」，「語多諱忌」，稱其革命乃家庭革命而非種族革命，為其大聲鳴冤，斥為以「莫須有」論罪，則是因「處清廷積威之下」，不得不採取的鬥爭策略。不過，秋瑾作為女性而就義這一性別的因素，在使其死事迅速曼衍、掀起軒然大波的過程中，無疑起了關鍵的作用。

關於處死秋瑾的方式，在當地已是議論紛紛。按照紹興人的說法：清朝的時候，紹興刑場有兩個地方。殺頭——斬刑，是在軒亭口，那個府橫街與大街相接的「丁」字路口，有一塊方方的石頭高起，叫做「行刑石」，是殺江洋大盜的地方。斬刑就是跪在這石頭上執行的。絞刑，是在水澄巷小教場執行的。從前婦女判死刑，最重是絞刑，殺頭是沒有的。而秋瑾竟然被斬首，在紹興本地自然會引起極大的震動。此後，紹興城裡流傳過一首民謠《十不防》，其中「四不防，秋瑾殺頭也不防」，所說正是秋瑾的事。這樣一種血腥的殺害女性的方式，也在更大範圍內激起了公憤。

在秋瑾的故事中，原本包含了足以發揮文學想像的情節。正如一則短評所述：嗟夫！大地黑潮，劇無政府；小家碧玉，也作犧牲。此非小說家故為是妝點也。試觀彼警察偵探之嚴密甲於大地者，時見彈雨硝煙，卷紅雪而飛也。從中不難看出作者的關注點。女性、鮮血，都是刺激文人創作的要素。

無怪乎秋瑾去世後，中國已有的文學體裁幾乎都出現了取材於秋瑾的作品。詩文一類在文人中運用最多又最傳統的形式不必說，其數量也無法統計；單是戲曲、小說，發表之作便相當可觀。據陳像恭編著的《秋瑾年譜及傳記資料》列舉，晚清譜寫秋瑾事跡的戲曲作品便有古越贏宗季女的《六月霜傳奇》、蕭山湘靈子的《軒亭冤傳奇》、長洲靈媽的《軒亭秋雜劇》、嘯廬的《軒亭血傳奇》（有「小萬柳堂」即吳芝瑛的評點）、悲秋散人的《秋海棠雜劇》，關涉秋瑾的劇本有傷時子的《蒼鷹擊傳奇》，甚至秋瑾生前死後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有專門的劇作加以反映，如無偽的《猿狐計》寫袁翼與胡道南告密事，龍禪居士的《碧血碑雜劇》述吳芝瑛營葬事，且絕大多數作品均產生於秋瑾遇害的同年；小說創作短篇則有無生的《軒亭復活記》、哀民的《軒亭恨》，長篇有靜觀子的《六月霜》。另外，蔣景緘所撰《俠女魂雜劇》，有一出專寫秋瑾；悲秋所作短劇《誰之罪戲曲》，敘秋瑾死後在天界作了蓉城仙子，審判班昭，也與秋瑾有關。至於《六月霜傳奇》開幕的第一支曲子，所唱「飽刀鍩，紅雨熱，斷美人頭」，正點出了女子流血對作者選擇此一題材的吸引力。而以「作意好奇」來表述「秋瑾文學」創作的盛極一時。從上述作品的題目不難看出，秋瑾於舊曆六月被殺，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因冤屈而死、六月飛霜的竇娥，這與其時稱秋案為「冤獄」的社會輿論正相一致。但如此比附，也更突出了「弱女子」的形象，一如竇娥的雖則性情剛烈，終於被巨大的專制機器碾碎，只成為悲劇人物。

「神州一女豪，拼頭顱報答同胞。喜今朝玉碎香銷，魂遊天國路迢迢，此去何須悲悼。」所有題寫秋瑾的作品，都盡力刻畫了其為愛國女傑的情思，也不無慷慨激昂的豪氣，以激勵我「百兆柔弱女同胞」，戲中除了悲，亦有壯。

「秋瑾何為而生哉？彼生於自由也。秋瑾何為而死哉？彼死於自由也。自由為彼而生，彼為自由而死。秋瑾乎，秋瑾乎，中國規復女權第一女豪傑！」

「秋瑾奚為而傳哉？秋瑾為愛國之女豪，不可不傳也；秋瑾為獨立之女豪，不可不傳也；秋瑾為鏟除奴性之女豪，不可不傳也；秋瑾為主張平權之女豪，不可不傳也。」由愛國起始，依次道來，方合乎秋瑾的真性情。

而無論是譜曲本還是寫詩文，所有的作者都無一例外地凸顯秋瑾作為女子的特殊性：古今黨禍，未有殃及女郎者；有之自秋瑾始。女士為祖國女界革命軍中開幕之第一人物，從容就義，無稍顧忌，詩以重之。吾國以弱女子之死而震動一世者，惟君一人而已。更有甚者，一位詩人作哭秋瑾詩七絕五首，竟兩次帶出「第一」字樣：「千古傷心論第一，裙釵授首斷頭臺。」「相看誰是閨中傑，革命家庭第一人。」而歸根結底，「女郎也上斷頭臺」才真正使得群情激憤。儘管出於譴責統治者殺人罪行的需要，文學家們有意無意地過分渲染了悲劇的情調，而秋瑾的毅然就死，留給知情者更多的還是敬佩。……

晚清時代，猶如中國歷代一樣，還存在著一個民間社會，並且這個民間社會還有著衝天的正氣和頑強的正義力量。從這裡，可以對現實中國社會作一個清醒的對比，才會知道中國已倒退到了何等的地步，又被惡化到了怎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