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新中國：唯有中國國民革命才可能

講演錄之一、唯有中國國民革命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

今天，為辨別「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我的講演將分為兩個大的部分﹕一個就是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另一個就是共產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不用諱言的一個歷史史實就是﹕在近代中國，曾出現了兩個革命。一個就是孫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這個革命在一九一二年曾創造了中華民國；另一個不待言便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又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創建了一個「馬列中國」，其國號曰﹕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要辨別這兩個中國，究竟誰是新中國，便要辨別這兩個革命，究竟誰才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所以，在第一個大問題裡面，我首先要講的就是﹕「由孫先生所發動的中國國民革命，究竟能不能創建一個真正的新中國？」

第一，眾所周知，中國國民革命的第一個原因，是「王朝衰亡」，即已經綿延了二百餘年的滿清王朝，已經走向了它最後的衰亡期，第二個原因，是「制度衰變」，也就是已經產生、發展、綿延、維繫了兩千餘年的中央集權式君主帝制，已經走向了它最後的衰變期。第三個原因，是「強國欺凌」，就是東西方列強、甚至包括那些民主列強們，都在用堅船利砲和鴉片毒品來欺侮我們和毒害我們，而清政府卻無力自保。第四個原因是清政府一再地拒絕了政治改良的要求──既以殺頭的辦法，拒絕了以康梁為代表的政治行為改良；又用欺騙的辦法，鎮壓了立憲派的制度改良要求。從而造成了人民、包括改良派的最終絕望。正是上述原因，早期曾為朝野「公棄」的孫中山革命，才終於獲得了天下「共擁」。一場不可避免的國民革命，即民主革命，也就因此而爆發起來了。

第二，革命是不可以沒有理論的。中國國民革命的理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將在後面詳細談到三民主義的歷史正確性、政治科學性和現實必要性，以及它在世界政治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這裡我只想說﹕主張「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不正是三百餘年來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和各個民族的人民，所共同追求和一再追求的根本方向嗎？這個始終順乎世界自由民主潮流的思想和理論，又有哪一點是不對的呢？

第三，大家都深知，既是革命，就有對象。無論這個革命將採取和平、暴力、或其它的任何形式。那麼，中國國民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它的對象就是腐爛的滿清王朝和已經走向了末路的君主帝制。顯然，這個對象沒有錯。

第四，革命不僅要有對象，更要有目標。而中國國民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創建一個民主共和的新國家，即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

現在，在我們明白了中國國民革命的原因、理論、對象和目標之後，我們已經可以說﹕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是完全有可能創建一個新中國的。

講演錄之二、中華民國像一個新中國

我要講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從兩個中國的歷史來看，誰才是新中國？

讓我們首先來檢驗中華民國的歷史。

中華民國的歷史，我將她試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七年。第二階段，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第三階段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在她的第一階段，又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後期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探討本階段前期的中華民國，和她的兩個鮮明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剛剛創建的中華民國，像一個新中國。

首先，在政治上，連中共禦制的教科書──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近代史」，都這樣地稱讚中華民國說﹕「……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到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閣，獲得了很大成就……」當時，倘若不存在一個妄圖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則中國的民主憲政未嘗沒有一個十分光明的前程。而這個民主憲政的性質，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更何況，孫中山先生還親自主持制定了史所未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主持
創建了史所未有的、擁有上下兩院的國會。而由參眾兩院的議員們，於一九一三年擬訂的「天壇憲草」，不僅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其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就明文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它的第一百一十條更專門規定說，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永遠不得為修正之議題」。大家看一看，這個由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到底像不像是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共和性質
的「新中國」呢？

其次，在經濟上，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四百七十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四十年投資的總額……」。於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事情，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委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工商聯」，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裡，是不是也像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呢？

再者，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同樣用這本教科上的話來說，就是「民營報紙猶如雨後春筍，蓬勃而起，至一九一三年，已經達到五百多份」。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五百家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成為歷史的事實。在中共的「四人幫」時代，如果中國大陸人民也能擁有五百家民辦報紙，不說毛婦江青橫行不了十年，就是橫行十個月也做不到。如果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人民能夠擁有五百份自己的報紙，那麼，毛澤東的種種倒行逆施，中共的一次又一次的屠殺和迫害，還有可能發生嗎？如果在所謂「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已經擁有了辦報、辦刊的自由，則中共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們，還敢於「吃完被告吃原告，吃喝嫖賭都報銷」，直至「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其吮吸人民血汗，動輒便是百萬、千萬、上億萬嗎？

誠然，「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勝利在辛亥之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新中國。

朋友們，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我們只需要將初創時期的中華民國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上的歷史進步性，和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種種大倒退，比上一比，誰是新中國的問題，是不是確實值得我們提出來問上一問呢？

本階段前期的第二個基本特徵，就是剛剛誕生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如同世界上所有剛剛創建的嶄新共和國一樣，立即迎來了專制勢力的公開反撲。其時，雖然被逼退位的遜清王室所懷抱的復辟願望，歷久難泯，所謂「一息尚存，此心不已」，但是，復辟的最大危險，卻來自那個既曾權傾舊朝，又曾兵迫革命的袁世凱。因此，袁世凱希圖復辟帝制所引發的形形色色復辟要求，以及其後張勛的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復辟混戰，實在是給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帶來了長期的紛擾和混亂，也給國民帶來了很深的痛苦。然而，它非但不能說明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新中國，相反，它恰恰說明，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企圖復辟舊中國和舊制度的必然性和瘋狂性，並由此證明了，中華民國才真正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新中國。

所以，一切以辛亥之後的「歷史陣痛」，也就是局部的歷史混亂來指責辛亥革命，甚至指責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新中國者，都是因為沒有窺見這個「歷史發展的本相」，才產生了種種錯誤的歷史認識。更何況，在本階段前期所出現的這種「歷史混亂」，它雖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瘋狂製造，卻又為一切真正的民主力量所堅決反對。人民因此而「厭棄專制之心，遂以明確；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陳獨秀語）從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波瀾壯闊的反覆辟浪潮。這一巨大的反覆辟浪潮，不僅戰勝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戰勝了張勛的復辟滿清，而且在歷經中國人民的兩度「護國和護法」，也就是為捍衛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與共和法統」，而進行的兩度反對軍閥復辟混戰之後，而終因蔣介石領導北伐打倒了軍閥，而使這個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初步地獲得了和平與統一。今天，當我們回過頭來認識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八年那個「混亂」的中華民國時，我們無疑應該認識到的是﹕混亂只是她的「表象」，而她的「本相」卻是「國民革命和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和公開較量」。並且，這個較量完全是由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公然挑起和製造的。這，才是我們賴以解開辛亥之後和中華民國創建之初，之所以會產生歷史混亂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