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的兩面性(圖)
王光美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世，網路上一片讚揚聲，更對她文革中喪夫陷獄，無比同情。王光美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王光美作為當時的第一夫人，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桃園經驗」開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並不僅是由她作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劉少奇一同創立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王光美在全國大力推廣宣講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們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MZD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最後，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ZG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文革初期迫害清華無辜師生
文革初期，劉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再一次派王光美作為「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立刻成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非但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全部幹部，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靠邊站」、「上樓」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鬥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光美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佔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中共有過一點批評，抑或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一時清華園內冤獄遍地，「右派」叢生。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八人，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光美和劉少奇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也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著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在全校批鬥王光美時，筆者正在北京串聯，住在清華大學。我和當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談起王光美在清華的所作所為，所有和我交談的師生都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鬥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
應當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後只是強調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對於自己從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別人的經歷，卻做了種種不應當的辯解。比如，她在不少場合仍然把她在四清運動中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和今天的「反腐敗」相提並論，來證明自己殘酷迫害別人的正確性乃至預見性。這些都是毫無反省和懺悔的一面。
一個微妙的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對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澤東的態度，逐漸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還基本上對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周其實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劉的項目組長。還據說在劉少奇追悼會的悼詞中，她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
但從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她的兩個女兒也紛紛成為經濟改革中最大的特權階級──海外中資公司的老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謅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至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王光美的言行，蘊藏更深的還是她對於她家庭的特權利益的切實維護……而王光美為了兒子的飛黃騰達，自然也心甘情願地作了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