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提出「不做官」是針對「讀書做官」的思想而發(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清末民初,習慣勢力還把學校教育當成變相的科舉:「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讀書為了做官。而所謂做官,就是政客黨棍和軍閥官僚。當時讀書人或文人心裏都有一個算盤:哪一級的學堂畢業,等於哪一級的科舉功名:小學堂畢業被當作「秀才」,中學堂畢業被當作「舉人」,大學堂畢業被當作「進士」 一千年前宋真宗的《勸學詩》云:「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迴盪在文人心靈深處。「學業」成了一種做官發財向上爬的梯子。
蔡元培的「八不主義」中,首先提出「不做官」,就是針對這種「讀書做官」的思想而發的。他當了北京大學校長以後,組織「進德會」以身作則,實行「不賭博、不嫖娼、不納妾、不做官」等準則,把腐敗的官場與賭場、妓院、鴉片館歸為同類,把出賣人格、投靠軍閥的政客比作賭徒、嫖客和鴉片煙鬼。這對於專制政體的深惡痛絕,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在蔡元培校長的人格感召下,北大師生紛紛簽名參加「進德會」。從北大的用人、開課等實踐過程中,學生們逐漸懂得了,原來北京大學畢業並不等於科舉的進士;學術並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學術就是學術。為什麼研究學術呢?一不為做官,二不為發財;首要目的是為了追求真理,這就叫「為學術而學術」。北大學生們逐漸知道,新的知識階層最大目標是在科學文化上有所貢獻。
「不做官」、不當政客黨棍和軍閥官僚的戒律,對學生起了良好的影響。蔡元培校長來北京大學之後,以身作則,大力提倡「不做官」,把追求真理的「學術」和追逐烏紗帽的「做官」分開。也可以說北京大學這一風氣的根本改變,開始破除當時北洋軍閥政客的社會基礎。這是很重要的一大變革。
蔡校長又提出「教授治校」,即實行校園民主。由教授互選評議員組成「大學評議會」,為全校最高審議機關(以教授五人選舉評議員一人),評議會對於各種提案的爭辯有時很激烈,最後投票表決。通過民主程序,決定校園重大問題。
在蔡元培校長主持下,北京大學不斷完善民主改革。1917年設置四科(文理法工)學長;1919年3月設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後改設三院,即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學系直屬學院,各設主任一人,由該系教授會選舉產生。這個「校園民主」的優良傳統一直延續到40年代的「西南聯合大學」,貫穿30多年,經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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