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記憶計畫」記錄片展映海報(圖片來源: 美國之音)
發生在1959到1961年的大飢荒,雖然在中國教科書中有所記載,但往往語焉不詳、敘述簡單,更沒有細節的呈現。北京草場地工作站的「民間記憶計畫」正在用攝像機打撈歷史,以免「不被記錄的記憶」被永遠深埋。
(美國之音)
記錄片播映開始了。銀幕上,導演羅兵從地上拾起一本年少時讀過的教科書,並翻到書中有關「三年自然災害」的描述。對於一個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大飢荒,上面只有寥寥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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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現象促使吳文光在2010年啟動了「民間記憶計畫」。56歲的吳文光被稱為「中國獨立記錄片之父」,曾多次在國際上獲獎。而參加「民間記憶計畫」的則是20多名「85後」年輕人。他們返回父輩生活的村莊,用攝像機記錄了親歷者的回憶。
在剛剛過去週末,他們的成果--六部記錄片,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進行了展映。吳文光說,如果不做這項工作,老人們的挨餓記憶將被掩埋在塵土裡。
他說:「他們大部分沒有文化,他們更是遠離報紙、電視廣播或者一切的媒體。他們幾乎白白的在三年裡邊經受了挨餓,之後又面臨著一個被遺忘、被掩埋的過程。所以‘民間記憶’以這個歷史的記憶作為一個切口,開始回到村子裡邊。」
親歷者講述飢荒年代
鄒雪平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新媒體專業。她拍了兩個堪稱「姊妹片」的作品:《飢餓的村子》和《吃飽的村子》。前一部記錄了大飢荒時期她山東老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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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雪平說:「比如說宋秋英,今年85歲。她說,她兒子最後餓死的時候躺在炕上,產生幻覺了,覺得他的邊上有一碗飯。兒子拍了幾下炕說,娘你怎麼不給我吃的呢?她就說,我有吃的不就給你吃了麼,還讓你餓著麼?然後兒子就說,娘我死了你別哭啊!」
當時的淒慘景像是現在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有人說,只知道過去村裡日子比較苦,但沒想到這麼慘。
在鄒雪平的片子裡,老人們有這樣的回憶:「有些老人說,家裡爹死瞭然後他也跑不了墳上去送他,(餓得)走到半路就跌倒了。有的餓得都不能哭,沒力氣哭。村裡面死人的時候沒人抬,把人放在拖子上,村子裡只有一頭牛,用牛拖到墳上去。沒有棺材,什麼都沒有。」
據鄒雪平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山東省陽信縣鄒家村有41戶,165口人,共餓死37人。
50年前生理飢餓 如今心靈飢餓
鄒雪平這次參映的片子是《吃飽的村子》,講的是村民們在看過《飢餓的村子》一片後的反應。有意思的是,雖然在《飢餓的村子》裡接受採訪的老人都認為拍得不錯,但他們對該片是否應該在國外放映卻意見分歧。
有人認為,把醜事拿到國外去說對中國不好,會讓人嘲笑。有的甚至說,這是對毛主席的背叛。這樣的評論引起鄒雪平的進一步思考。
她說:「老人是50年前肚子挨餓,但是現在是肚子往上是挨餓的,包括我的家人也是一樣,他們也反對。我覺得好像人都吃飽了但是還是依然在挨餓當中。」
她認為,這段歷史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以避免悲劇重演。
到目前為止,這項計畫已經在10多個省份裡採訪了600多位老人。用吳文光的話說,這只是「歷史冰山的一小塊兒麟爪而已」。
他說:「記憶這個東西,很多人習慣性遺忘,不想驚動它。但是有人還是等待你過去問,他才講。所有這些老人都是第一次有人坐在他面前,打開攝像機,傾聽(他們)。」
拒絕遺忘的老人
羅兵在採訪中遇到了一個拒絕遺忘的人--任定其。任定其用10年時間寫下20多萬字的《天地無情回憶錄》。任定其告訴羅兵,他看過一些教科書,覺得那樣記錄歷史「不對頭」。
任定其的回憶錄,用工整的藍色圓珠筆密密麻麻地寫在作業本上,記錄了當年飢餓的殘酷故事。一開始,他並不想把回憶錄公諸於世,怕又跟文革一樣,被打成反革命。
在羅兵的記錄片《羅家屋:我和任定其》裡,任定其最後才把回憶錄拿出來讓羅兵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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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片子都是對現實的真實描述,但也有例外。吳文光排演了一個關於記憶和飢餓的舞台劇,而參加演出的章夢奇也參與了記錄片拍攝。這位舞蹈演員在她拍的片子《自畫像:47公里》中,就穿插了一些舞台劇畫面。
為死者建墓碑
「民間回憶計畫」已經超出了單純的記錄片拍攝和製作。鄒雪平和章夢奇還通過募捐和自費,在村裡為大飢荒死難者修建了墓碑。
這項計畫還在繼續。參與者說,他們在採訪、製作和播放過程中沒有受到來自官方的阻力。但是他們表示,要想讓這些記錄片在官方電視臺播映,至少目前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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