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為說句公道話 年輕母親被迫背井離鄉(組圖)
7月20日法國法輪功學員在中共使館前煉功、集會（攝影/李牧）
【看中國記者許哲法國採訪報導】7月20日，正值中共迫害法輪功12週年，看中國記者採訪了一位當年為法輪功說一句公道話而在數年中被中共公安監視、騷擾、非法拘留，最後被迫來到異國他鄉的一位年輕的母親。
記者：你可不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黃女士：我叫黃澄，我是96年4月份開始修煉法輪功。當時聽大家都說這個功法非常好，能祛病健身。因為那時我身體不是很健康，從小身體就不好。很小的時候就生敗血症。還有每個月都會有一次非常大的感冒，而且每一次都會持續半個月以上。簡直是這個月感冒剛剛好，然後下個月又接著來了，還有就是頭經常會暈，比較痛苦。
所以我就是抱著試試看的想法走入修煉法輪功的。我開始煉功並按照師父講的真善忍的這個心性標準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我感覺我的身體的確是越來越好。特別像我原來在國內是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多少都是要拉關係，走後門。但是煉習了法輪功以後，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吧，就盡量做的正一些。
記者：你當時剛剛步入法輪功的時候還知道周圍其他人也煉嗎？
黃女士：很多人煉了這個功法都覺得好，就人傳人，所以一下子就傳的很快，來煉的人相當多。我當時因為生意關係住在江西市的一個小區裡面，大家很多人早上很早的時候都會聚集到一個煉功點集體煉功。
記者：據你所知當時你們那裡有多少人煉功呢？
黃女士：當時我所在的那個煉功點人不多的，很少的，只有五六十個人。
記者：五六十個還少？
黃女士：嗯，這個在當時可不算多。而且我們也沒有組織和條條框框，你想來就來，不想來不能來就不來，都是自願的，沒人強迫，所以也不知道具體有多少人。
記者：煉功以後身心上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黃女士：每個月的感冒沒了這個不用說，然後我們提高自身的素質吧，學習「真善忍」做好人啊，在精神這方面總歸自己有所感悟，不好的會忍住，盡量不會去做吧。修煉以前，我性格脾氣不太好，碰到不順心的事情會惹是生非，去吵吵打打，比較男性化一點。通過修煉以後從對真善忍的理解裡面改變自己修煉自己，逐漸的歸正自己，原來不太好的習慣都可以漸漸得到改正。
記者：講一講法輪功被打壓以後的事情吧，你的生活受到了什麼影響？
黃女士：99年以後，尤其在2000年、2001年這段時間，有功友在我開的店的倉庫裡在交流，但是不知道被誰舉報了，過了沒有幾天他們就過來查我的倉庫，店也查封了，有兩個功友在我店裡上班，給公安帶走了。公安還威脅房東不把房子租給我開店，損失確實很大，因為我當時還投放了電視廣告。他們把電話也給我取消了，按照這種損失，如果我沒有修煉以前的性格來講，損失這麼大，房東肯定是逃不了關係的，我肯定要找他補回來，但是我通過修煉還是忍住了。因為想像這個還不是房東的事情，其實是和政府的行為有關。我們一個普通的修煉人，也沒有做什麼壞事，正常繳納稅收，也不逃稅也不做什麼，就是因為修煉法輪功，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一下，也沒有做什麼非法的事情，就這樣把我的店給查封了。我當時開店開了大概也就半年，與房東的合同簽了好幾年，投放電視廣告可能才一個多月店就被關掉了。
記者：那這樣店一被關掉，你估計你當時的損失有多大？
黃女士：那就是至少要十幾、二十萬的樣子。
記者：你能不能講一下公安當時衝進來查你的那個場景？
黃女士：因為當時在我店裡交流以後，我好像也預感到什麼，所以就把店裡大法的資料都收走了（因為當時的整個中國大陸內的氣氛確實是很緊張），他們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當時走的時候也很匆忙，我去了上海，不敢在江西再呆下去了。只和店裡的人交代了幾句。大概在我到上海第二天的時候， 店裡的小姑娘打電話給我，很慌張的樣子和聲音告訴我公安來店裡了。她大概還不到20歲，很年輕，這樣搞的她很害怕的，她也不敢在電話裡說我不可以回去， 我就在電話裡問，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只要告訴我是或者不是，我說店裡面有沒有人，她說是，我說是不是很多人，公安派來的，她說是。我說你很怕是不是，她說是，因為她還不到20歲，學校裡剛剛出來做事，當時她都怕死了。後來她連「是」也不敢多說了。然後一個公安就把電話搶過去直接和問我在哪裡，要我馬上過去。當時我在上海的家裡，我的小孩才兩歲左右，我說我得帶小孩過不去，然後我就請我父親過去暫時性的做一個安排。不過雖然當時公安走了，但從那以後我的店門口就一直有便衣盯梢準備隨時抓我，直到我的店關門我都沒能再回去一次。從查我到被他們勒令關門大概一個月的時候。
其實不光我被盯，我母親也因為修煉大法，被抓過6次，真是6進6出。有一次離譜到我母親在家裡煉功都被他們闖進來抓走了，簡直是蠻不講理。我母親當時已經退休了，因為從大法中身心受益，就比較樂於向別人介紹這個功法，別人一詢問，她就非常熱心的滔滔不絕的向別人講這個功法怎麼好。當然在被迫害之後我母親也很積極的說明實際情況，結果有6次被非法關押。我父親也因和母親一起藏大法的資料被非法關押過一個月之久。我母親被抓的時候60多歲，被抓以後我都沒有途徑可以瞭解她的情況，我家的電話被監聽，其實一直到現在都被監聽。當時根本不敢打電話給我家，電話很明顯是被監控的。我也沒有任何辦法去裡面看看我母親好不好，是不是缺日用品，因為公安就明確告訴我家說「不要讓我抓住你這個女兒」，他們都是公開講的，公開威脅。
記者：也就是說你們是在你店的倉庫裡交流了幾天以後，你的店就被警方查了。警方怎麼知道你們在哪裡交流的？
黃女士：說實話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的。我們就十幾個人，而且當時2000年左右那個氣氛是很緊的，我們根本不可以定期在一個地方交流。可能是警方有安插人在我們裡邊，也有可能他們是通過其它途徑知道的，當時國內打壓得緊，消息都很容易傳出去的，很可怕的。
老百姓對我們有誤解也是受到電視的反面宣傳。當時所有的媒體一邊倒都說法輪功不好什麼的，沒有人講真話，所以老百姓也不知道，國內媒體不好的影響還給很多老百姓造成對法輪功的負面情緒。
記者：聽說你後來還去北京上訪過，你能不能講一下你的經歷，你為什麼要去北京呢？
黃女士：2000年4月我去了北京上訪。當時通過看電視，我知道很多法輪功人士去上訪，我就想我是法輪功的受益者，法輪功被政府污蔑，我覺得應該站出來說一句「修煉法輪功無罪」的話，說一句真話，為我們的師父說一句公道話。我就想把自己親身的體會說出來，告訴他們你們的報導是不公正的。
我到了北京不認識信訪辦，走著走著走到前門派出所。我說我是煉法輪功的，想上訪。結果他們就說他們可以接待，就給我一張填寫個人信息和上訪內容的表格還讓我交出手機和證件。然後他們就讓我等。等了一段時間，來了一個上海駐北京辦事處的人把我帶走了。
我填的都是我真實的住址和情況，我想我是中國公民，我有上訪的權利，我就履行我這個權利，我就按照一個正常老百姓去上訪的程序，我就按照我們「真善忍」的「真」，老老實實的填寫了我所有的情況。誰想到他們會這麼卑鄙，非法把我抓走，強行帶回上海做筆錄。同時他們還到我上海的家裡抄了家。之後他們就把我非法拘留，讓我和其他犯人一樣做勞動。
記者：什麼樣的勞動？
黃女士：有毒的塑料袋的包裝，是一捆捆連起來的塑料袋，我們就要把它們分開一個個折好。這種塑料袋的味道很大，做一天工以後晚上都很噁心。我想他們拘留所的人也怕我們被毒到，不讓我們天天做，做一天間隔四、五天以後再做。每次做完我們都頭暈、噁心的不行。期間我們還做手拎的那種紙袋，義務給拘留所賺錢。在裡面，我們煉法輪功的工作時是禁止我們盤腿的，有時候他們看到我們對周圍的犯人講法輪功真相時還對我們進行體罰，不讓我們坐著或者不讓睡覺。
記者：這次關了你多長時間？
黃女士：17天。被放出來第二天他們還讓進洗腦班，去看他們編排好的污蔑我們師父的錄像等等。我就堅決抵制，這明擺著讓我看胡言論語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去。
過了幾個月，2000年的最後一天，我決定再次上訪。看到第一次的努力無濟於事，我覺得我做的不夠好，沒講清楚，所以經過幾個月的思想鬥爭我鼓起勇氣又去了北京。2001年1月1日我到了北京，到了天安門看到有很多同修在那裡打橫幅。天安門的氣氛很緊張，都戒嚴了。裡三層外三層都有警察圍著。我混進第一圈和第二圈，到第三圈的時候我被一個警察一把抓住，他強行翻我的包，找到了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然後他就把我推上一輛大車裡。北京的警察都人高馬大的，我看到有警察對我們的功友又踢又打。後來他們把我們的車開到一個小街道，然後把我們換到一個大公交車裡開了好久開到一個體育館。體育館裡面一間間的房間裡面全部都爆滿了。然後他們又把我們分成十個人一組，分到下面小的派出所。我記得我的組裡有兩個女孩子是大學生，警方就騙她們讓她們說自己的真實情況，後來這兩個女孩子就被學校開除了，被剝奪了學習的權利，這是中共的一貫做法。因為我上次被抓過，所以這次我沒有帶手機和證件，他們問什麼我都不說，然後我就開始絕食絕水。到我絕食絕水第四天的時候，他們把我帶到了北京監獄。當時北京監獄裡也是爆滿的。不要說我絕食，就是不絕食也沒飯吃，他們只給犯人送飯吃的。後來他們又把我送回到一開始的派出所，最後看我什麼也不說，拿我沒有辦法，就把我放了。
雖然我人是回來了，但是上海610的人常常來我家騷擾，弄得我實在不能正常生活。他們會打電話給我公公婆婆，讓他們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的公公婆婆年紀也大，也經歷了中國的多種運動，他們哪裡經受得住公安的這種壓力，被這種打壓和威脅弄得很害怕。公婆身體不好，常受威脅，他們也受不了，所以有時他們會爆發無名火。所以我就想長久這樣下去也不好，我不能因為我一個人讓他們晚年都不幸福，還有我想我女兒那麼小，不能因為我的關係以後也讀不了書，所以我就想我還是離開的好。中共想對付的人是我，我留在國內我的家人都會受到干擾，所以在2008年的時候我遇到一個適當的時機就出來了。我的離開也許能保證我家人的一個相對「正常」的生活，其實是很不正常的，我什麼錯都沒有犯，卻被迫要與我的先生，我的父母和親生骨肉分離。我女兒那時候才10歲，對我的事情知道一點點，她也嚇得要命。現在我只能與她在網路上見見面，也許只有等中共解體了以後我才能與家人團聚。不過與國內很多同修比，我已經算比較幸運的了，我脫離了危險，國內的同修被關在裡面過得真的很可怕，在外面的人很難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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