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说句公道话 年轻母亲被迫背井离乡(williamhill官网 )

7月20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前炼功、集会（摄影/李牧）

被迫来到法国的黄澄（摄影/李牧）

【看中国记者许哲法国采访报导】7月20日，正值中共迫害法轮功12周年，williamhill官网 记者采访了一位当年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而在数年中被中共公安监视、骚扰、非法拘留，最后被迫来到异国他乡的一位年轻的母亲。

记者：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黄女士：我叫黄澄，我是96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听大家都说这个功法非常好，能祛病健身。因为那时我身体不是很健康，从小身体就不好。很小的时候就生败血症。还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非常大的感冒，而且每一次都会持续半个月以上。简直是这个月感冒刚刚好，然后下个月又接着来了，还有就是头经常会晕，比较痛苦。

所以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入修炼法轮功的。我开始炼功并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的这个心性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我感觉我的身体的确是越来越好。特别像我原来在国内是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多少都是要拉关系，走后门。但是炼习了法轮功以后，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吧，就尽量做的正一些。

记者：你当时刚刚步入法轮功的时候还知道周围其他人也炼吗？
黄女士：很多人炼了这个功法都觉得好，就人传人，所以一下子就传的很快，来炼的人相当多。我当时因为生意关系住在江西市的一个小区里面，大家很多人早上很早的时候都会聚集到一个炼功点集体炼功。

记者：据你所知当时你们那里有多少人炼功呢？
黄女士：当时我所在的那个炼功点人不多的，很少的，只有五六十个人。

记者：五六十个还少？
黄女士：嗯，这个在当时可不算多。而且我们也没有组织和条条框框，你想来就来，不想来不能来就不来，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

记者：炼功以后身心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黄女士：每个月的感冒没了这个不用说，然后我们提高自身的素质吧，学习“真善忍”做好人啊，在精神这方面总归自己有所感悟，不好的会忍住，尽量不会去做吧。修炼以前，我性格脾气不太好，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会惹是生非，去吵吵打打，比较男性化一点。通过修炼以后从对真善忍的理解里面改变自己修炼自己，逐渐的归正自己，原来不太好的习惯都可以渐渐得到改正。

记者：讲一讲法轮功被打压以后的事情吧，你的生活受到了什么影响？
黄女士：99年以后，尤其在2000年、2001年这段时间，有功友在我开的店的仓库里在交流，但是不知道被谁举报了，过了没有几天他们就过来查我的仓库，店也查封了，有两个功友在我店里上班，给公安带走了。公安还威胁房东不把房子租给我开店，损失确实很大，因为我当时还投放了电视广告。他们把电话也给我取消了，按照这种损失，如果我没有修炼以前的性格来讲，损失这么大，房东肯定是逃不了关系的，我肯定要找他补回来，但是我通过修炼还是忍住了。因为想象这个还不是房东的事情，其实是和政府的行为有关。我们一个普通的修炼人，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正常缴纳税收，也不逃税也不做什么，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一下，也没有做什么非法的事情，就这样把我的店给查封了。我当时开店开了大概也就半年，与房东的合同签了好几年，投放电视广告可能才一个多月店就被关掉了。

记者：那这样店一被关掉，你估计你当时的损失有多大？
黄女士：那就是至少要十几、二十万的样子。

记者：你能不能讲一下公安当时冲进来查你的那个场景？
黄女士：因为当时在我店里交流以后，我好像也预感到什么，所以就把店里大法的资料都收走了（因为当时的整个中国大陆内的气氛确实是很紧张），他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我当时走的时候也很匆忙，我去了上海，不敢在江西再呆下去了。只和店里的人交代了几句。大概在我到上海第二天的时候， 店里的小姑娘打电话给我，很慌张的样子和声音告诉我公安来店里了。她大概还不到20岁，很年轻，这样搞的她很害怕的，她也不敢在电话里说我不可以回去， 我就在电话里问，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只要告诉我是或者不是，我说店里面有没有人，她说是，我说是不是很多人，公安派来的，她说是。我说你很怕是不是，她说是，因为她还不到20岁，学校里刚刚出来做事，当时她都怕死了。后来她连“是”也不敢多说了。然后一个公安就把电话抢过去直接和问我在哪里，要我马上过去。当时我在上海的家里，我的小孩才两岁左右，我说我得带小孩过不去，然后我就请我父亲过去暂时性的做一个安排。不过虽然当时公安走了，但从那以后我的店门口就一直有便衣盯梢准备随时抓我，直到我的店关门我都没能再回去一次。从查我到被他们勒令关门大概一个月的时候。

其实不光我被盯，我母亲也因为修炼大法，被抓过6次，真是6进6出。有一次离谱到我母亲在家里炼功都被他们闯进来抓走了，简直是蛮不讲理。我母亲当时已经退休了，因为从大法中身心受益，就比较乐于向别人介绍这个功法，别人一询问，她就非常热心的滔滔不绝的向别人讲这个功法怎么好。当然在被迫害之后我母亲也很积极的说明实际情况，结果有6次被非法关押。我父亲也因和母亲一起藏大法的资料被非法关押过一个月之久。我母亲被抓的时候60多岁，被抓以后我都没有途径可以了解她的情况，我家的电话被监听，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被监听。当时根本不敢打电话给我家，电话很明显是被监控的。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去里面看看我母亲好不好，是不是缺日用品，因为公安就明确告诉我家说“不要让我抓住你这个女儿”，他们都是公开讲的，公开威胁。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是在你店的仓库里交流了几天以后，你的店就被警方查了。警方怎么知道你们在哪里交流的？
黄女士：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就十几个人，而且当时2000年左右那个气氛是很紧的，我们根本不可以定期在一个地方交流。可能是警方有安插人在我们里边，也有可能他们是通过其它途径知道的，当时国内打压得紧，消息都很容易传出去的，很可怕的。

老百姓对我们有误解也是受到电视的反面宣传。当时所有的媒体一边倒都说法轮功不好什么的，没有人讲真话，所以老百姓也不知道，国内媒体不好的影响还给很多老百姓造成对法轮功的负面情绪。

记者：听说你后来还去北京上访过，你能不能讲一下你的经历，你为什么要去北京呢？
黄女士：2000年4月我去了北京上访。当时通过看电视，我知道很多法轮功人士去上访，我就想我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法轮功被政府污蔑，我觉得应该站出来说一句“修炼法轮功无罪”的话，说一句真话，为我们的师父说一句公道话。我就想把自己亲身的体会说出来，告诉他们你们的报导是不公正的。

我到了北京不认识信访办，走着走着走到前门派出所。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想上访。结果他们就说他们可以接待，就给我一张填写个人信息和上访内容的表格还让我交出手机和证件。然后他们就让我等。等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上海驻北京办事处的人把我带走了。

我填的都是我真实的住址和情况，我想我是中国公民，我有上访的权利，我就履行我这个权利，我就按照一个正常老百姓去上访的程序，我就按照我们“真善忍”的“真”，老老实实的填写了我所有的情况。谁想到他们会这么卑鄙，非法把我抓走，强行带回上海做笔录。同时他们还到我上海的家里抄了家。之后他们就把我非法拘留，让我和其他犯人一样做劳动。

记者：什么样的劳动？
黄女士：有毒的塑料袋的包装，是一捆捆连起来的塑料袋，我们就要把它们分开一个个折好。这种塑料袋的味道很大，做一天工以后晚上都很恶心。我想他们拘留所的人也怕我们被毒到，不让我们天天做，做一天间隔四、五天以后再做。每次做完我们都头晕、恶心的不行。期间我们还做手拎的那种纸袋，义务给拘留所赚钱。在里面，我们炼法轮功的工作时是禁止我们盘腿的，有时候他们看到我们对周围的犯人讲法轮功真相时还对我们进行体罚，不让我们坐着或者不让睡觉。

记者：这次关了你多长时间？
黄女士：17天。被放出来第二天他们还让进洗脑班，去看他们编排好的污蔑我们师父的录像等等。我就坚决抵制，这明摆着让我看胡言论语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去。

过了几个月，2000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再次上访。看到第一次的努力无济于事，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没讲清楚，所以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斗争我鼓起勇气又去了北京。2001年1月1日我到了北京，到了天安门看到有很多同修在那里打横幅。天安门的气氛很紧张，都戒严了。里三层外三层都有警察围着。我混进第一圈和第二圈，到第三圈的时候我被一个警察一把抓住，他强行翻我的包，找到了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然后他就把我推上一辆大车里。北京的警察都人高马大的，我看到有警察对我们的功友又踢又打。后来他们把我们的车开到一个小街道，然后把我们换到一个大公交车里开了好久开到一个体育馆。体育馆里面一间间的房间里面全部都爆满了。然后他们又把我们分成十个人一组，分到下面小的派出所。我记得我的组里有两个女孩子是大学生，警方就骗她们让她们说自己的真实情况，后来这两个女孩子就被学校开除了，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因为我上次被抓过，所以这次我没有带手机和证件，他们问什么我都不说，然后我就开始绝食绝水。到我绝食绝水第四天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了北京监狱。当时北京监狱里也是爆满的。不要说我绝食，就是不绝食也没饭吃，他们只给犯人送饭吃的。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回到一开始的派出所，最后看我什么也不说，拿我没有办法，就把我放了。

虽然我人是回来了，但是上海610的人常常来我家骚扰，弄得我实在不能正常生活。他们会打电话给我公公婆婆，让他们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的公公婆婆年纪也大，也经历了中国的多种运动，他们哪里经受得住公安的这种压力，被这种打压和威胁弄得很害怕。公婆身体不好，常受威胁，他们也受不了，所以有时他们会爆发无名火。所以我就想长久这样下去也不好，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他们晚年都不幸福，还有我想我女儿那么小，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以后也读不了书，所以我就想我还是离开的好。中共想对付的人是我，我留在国内我的家人都会受到干扰，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就出来了。我的离开也许能保证我家人的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其实是很不正常的，我什么错都没有犯，却被迫要与我的先生，我的父母和亲生骨肉分离。我女儿那时候才10岁，对我的事情知道一点点，她也吓得要命。现在我只能与她在网络上见见面，也许只有等中共解体了以后我才能与家人团聚。不过与国内很多同修比，我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我脱离了危险，国内的同修被关在里面过得真的很可怕，在外面的人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