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論證20年閃回 9專家拒絕簽字 (圖)

4月15日上午11時，水電專家陸欽侃的追悼會在八寶山竹廳舉行，走完98歲人生旅程的陸欽侃告別了送別的冷清人群和曾喧囂一時的三峽工程論戰。

5月18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三峽後續工作規劃》。會議指出，三峽工程在發揮巨大綜合效益的同時，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這些問題絕大多數是在三峽工程論證中就被認識到的，而且是可控的。」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原副總經理、水利部原副總工程師袁國林告訴本報記者。

那場著名的論證開始於1986年6月，由原水利電力部組織，分為14個小組，共412位專家參與，歷時3年。同這場論證一同載入史冊的，還有拒絕在論證報告中籤字的9名專家。

事實上，陸欽侃並非那9名專家之一，其時他的身份是防洪論證組顧問，而非專家。如今，9位專家的姓名已鮮為人知。幸運的是，他們的名字和部分論證意見被歷史檔案所保存。「三峽工程事關重大，反對意見理應得到保留。」三峽研究者任星輝說。

「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

出身水利世家的袁國林是三峽工程最早的建設者之一。如今，早已從三峽工程崗位退休的袁國林對記者感嘆，他最關注的三峽問題是移民和環境。

在當年的論證意見中，給出了「淹沒涉及的各縣(市)都有潛在容量，移民都可以在本縣(市)範圍內統籌安排解決」的結論。在當時的移民安置中，還沒有如今的社會保障概念。

拒簽三峽論證書的人

「動態移民113萬多人，我認為涉及的不僅僅是113萬人，因為這是個雙向問題，還涉及到移入地區人民的承受問題」，綜合經濟組專家郭來喜當時認為。時任中科院國家計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員的郭來喜本是三峽建設的積極份子，但在參加幾次論證會後，變成一個「慎重態度」者。

在具體意見中，論證報告給出了目前仍在使用的「開發性移民」方針，但也坦承「目前尚無系統的經驗」。由於移民問題是三峽工程的重中之重，論證組的專家規模相當龐大，唯一沒有簽字的專家是時任國家土地管理局建設用地司總工的李玉光。

而為了更好地做好移民工作，論證組還請來了45位地方負責移民、規劃工作官員代表，其中唯一沒有簽字的是時任四川開縣移民辦主任廖文權。

對環境的評估需要經歷較長時間和不同時期。「水庫水質變差、支流的富營養化就是水庫建成後出現的新問題，但都是可控的。」袁國林說，他尤其向記者強調了水庫建成後的水土沖刷問題。

這亦在當年的論證辯論議題之中。在生態與環境專題論證組中沒有簽字的顧問侯學煜尤其指出「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侯學煜時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全國人大常委，於1991年逝世。

在1988年的論證中，76歲的侯學煜指出：「建壩後，沿江兩岸的密集人口，勢必要擴大到山坡上找出路，於是毀林開荒、陡坡種植、有增無減，隨之土壤侵蝕，貧瘠化的現象加重，水土流失面積擴大，強度加劇，泥石流、滑坡、干澇災害也日益加重」。

三峽工程建設以來，強制性的植樹與禁墾指令在多地施行。2005年時，當時生態與環境論證組唯一沒有簽字的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陳昌篤等生態學家還被請回三峽，對湖北、重慶段的三峽風景名勝資源進行了評估。

「妥善處理防洪、發電、航運關係」

當年未在報告上簽字的綜合經濟組專家何格高曾在當時國力情形下，考慮能否承擔三峽工程。在何格高看來，當時迫切需要滿足建設資金的其他工程就包括「2000年前長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

防洪組專家方宗岱於1988年3月20日給中央領導人的一封信中寫到，葛洲壩[11.46 2.41% 股吧]的興建，原以發電為主，周總理審閱報告時，認為不對，應改為航運第一。李先念同志插話說：「若葛洲壩發生川江礙航，是要拆壩的。」

為此，葛洲壩工程曾停工兩年，做了大量模型實驗。在三峽航運問題上，論證組結論認為「圍堰發電水位135米及初期水位156米運用期越長，對航運影響越大，應盡量縮短」。

事實上，1988年的論證結論就已表明，防洪、發電、航運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其時，許多航運專家已經意識到， 「如果三峽水庫經常用於攔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峽電站承擔調峰任務太重，都將影響三峽工程通航條件，使航運效益受到損害」。論證結論對此表示「慎重對待，妥善處理」。

影響航運的重要因素還在於泥沙淤積。在此問題上，兩位重量級人物選擇了保留意見，他們是陸欽侃和方宗岱，其時二人分別擔任防洪論證組顧問和專家。

「陸欽侃在民國時期曾被派往美國學習水利，就是當時準備修建三峽工程」，三峽研究者任星輝說，「在三峽工程上馬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陸欽侃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術操守，轉而謀求‘改良’，呼籲保留大壩的導流底孔」。

知名泥沙專家方宗岱於1991年去世，在當年的論證中，方宗岱本應進入泥沙組，卻被安排在防洪組，但他仍將意見集中在泥沙問題上，指出「三峽是細沙、粗沙和卵石膠結在一起，很難沖排」。

水利專家劉國緯回憶，在三門峽工程改建中，方宗岱力主打開全部12個底孔，「經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如今，三峽工程同樣留有22個導流底孔。

「三峽工程不宜早上」

時任水利水電規劃設計院主任工程師伍宏中因工作關係未能參加論證專家會，亦沒有簽字。他在給論證組的一份書面意見中認為，三峽是一個好的電源站，遠比建設火電來得經濟，是應該開發的。但他在做了三峽積極建設和適當推後的比較後，認為後者較為經濟，即以先開發西南和中南一批較經濟的水電站，再開發三峽水電站，比較有利。

時任水利電力部外事司諮詢的程學敏因健康原因未能參加最後一次論證會，但他表示「不擬簽字」，原因是他認為論證的造價資料都是初步的，經濟論證可靠性不足。

作為電力組的專家和綜合規劃與水位組的顧問，時任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諮詢的覃修典均未簽字。覃修典是我國水電事業的開創者之一，我國最早的幾座水電站以及新中國第一批大型水電站的建設者，於1994年去世。

在覃修典看來，三峽工程不應急於建設，他在一份書面意見中說，「三峽如果沒有上游工程補償調節，三峽本身庫容相對很小，調蓄能力很低。這種不穩定電力要大範圍長距離輸送，質量上是難以保護的。因此不宜早上，大上。」

世易時移，國內的經濟翻番式增長，並出現了「電荒」。綜合經濟組專家何格高當年拒絕簽字，理由是擔心三峽工程會否佔用「全國為解決2000年前缺電局面正在建設或已經籌建的水、火、核電站」的建設資金。對於如何在提高經濟效益情況下多發電，何格高曾給出一個三峽工程和溪洛渡、向家壩、枸皮灘三個水電站相比較的方案。他計算後認為，三個水電站比三峽工程可多得保證出力(指水電站在多年運行期間所能提供的具有一定保證率的電力)100萬千瓦，年發電量 67.8億千瓦小時，而移民數卻少99萬人，淹地少33.7萬畝。

這一比較，被同組另兩位拒絕簽字的專家郭來喜和中國水利水電建設工程諮詢公司副董事長黃元鎮所認同。

2006年，三峽總公司負責建設的溪洛渡、向家壩水電站相繼開工，但三峽總公司一位原負責人告訴記者，僅僅移民安置費用標準，就比三峽工程高了數倍。

如今，電荒與乾旱同時襲來，蓄水發電與航運、防洪灌溉的矛盾再次拷問三峽大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