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慧的悲劇起點:被毛看上

3 溫熱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歲

與共產黨結緣的同時，毛澤東也陷入了戀愛，對象是他從前老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他比毛小八歲，後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開慧於一九○一年出生在長沙城外一個田園詩般的村子裡。生下不久父親留學去了日本、英國、德國，一去十多年，出身書香人家的母親把她撫養長大，從小嬌弱易感的開慧出落成一個既感情纏綿又落落大方的閨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親從國外回來，帶來了歐洲的生活方式。男學生來訪時，開慧也同他們一起用餐說話。這在當時還很少見。美麗優雅的開慧常率直地發表見解，讓男學生們大為傾倒。

開慧的父親欣賞毛的頭腦，向有影響的人極力推崇他。他對章士釗說過：「吾鄭重語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楊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時曾住在他家。那時開慧十七歲，毛二十四、五歲，毛很喜歡她，她卻沒反應。許多年後她回憶道： 「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實神聖的不可思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親去世。剛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開慧朝夕相處，開慧終於愛上了毛。她寫道：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瞭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我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裡，我決不妄去希求……）

像一個矜持的淑女，開慧沒有吐露心聲。不久他們分開了，她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長沙，進了教會學校。別離增強了她的愛情，她寫道：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找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瞭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

毛回長沙後，兩人成了情侶。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師範附小，開慧常常去那裡會他。但她不願留下過夜，他們還沒有結婚。毛不想結婚，不願受約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覺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個‘強姦團’，我是早已宣言不願加入這個強姦團的。」毛鼓吹組成「拒婚同盟」，說：「假如沒有人贊成我的辦法，我‘一個人的同盟’是已經結起了的。」

一天夜裡，開慧走了，毛無法入睡，爬起來寫了首「虞美人」：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怎難明，
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
倦極身無憑。
一鉤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這首詩打動了開慧，她終於同意了留宿。夜裡，他們熱烈地做愛，房間的牆壁是木板隔間，很薄，左右鄰居抱怨起來。有人說學校有規矩，教師的妻子不能在學校過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規矩改了，從此開了教師妻子在學校留宿的先例。

對開慧來說，留下過夜等於把她整個的人都獻給了毛。她後來寫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只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

毛對開慧的感情遠不如開慧的強烈真誠，他還繼續有著別的女朋友。最親近的是陶斯詠，一個喪夫的教師，比毛小三歲。辦文化書社她幫毛籌款，因為她教的學生中有的家裡很有錢。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儼如一對夫妻。

開慧發現了。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覺：「忽然一天一顆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這一擊幾乎毀了！」然而她原諒了毛：「但這是初聽這一聲時的感覺，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愛他，簡直有不顧一切的氣象，他也愛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終竟沒有背叛我，他沒有和她發生更深的關係……」毛告訴開慧他有女友是因為他對開慧的心摸不準，不知道開慧是否真愛他。開慧相信了他：「他的心蓋，我的心蓋，都被揭開了，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見了我的心，（因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驕傲脾氣，那時我更加，唯恐他看見了我的心，（愛他的心）他因此懷了鬼胎以為我是不愛他。但他的驕傲脾氣使他瞞著我，一點都沒有表現，到此時才都明白了。）因此我們覺得更親密了。」

開慧搬來與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們結了婚——雖然沒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時舊的結婚儀式為激進青年所不齒，而新的國家登記制度又沒有廣泛建立起來，男女的結合只依靠個人的良心和感情。

為了這個結合，開慧最終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會學校開除。毛繼續著他的艷事，婚後不久又發展了兩個女友。他當年的好友告訴我們這樁事時，用食指在桌上寫下「不貞」二字。其中一個是開慧的表妹，開慧知道後，氣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養的開慧鮮有吵鬧，自己也始終不渝地忠實於毛。她後來寫出她的無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瞭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件表現，一個是性慾衝動，一個是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

開慧並非舊式婦女，按傳統要求對丈夫有外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其實是個女權主義者，寫過雄赳赳的文章為婦女爭權利。有一篇大聲疾呼：「女子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姐妹們！我們要做到男女平等，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

毛結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緊了在中國的活動。它開始在西伯利亞秘密訓練一支中國軍隊，還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分散在中國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都有間諜。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來了。一個叫尼科爾斯基（Nikolsky），另一個是荷蘭人馬林，曾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搞秘密工作。兩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機關召開「一大」。上海向七個地區發了信，叫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每處寄兩百銀元充當旅費。長沙是七個地區之一，毛是聯絡人。兩百銀元差不多是他當小學教師兩年的工資了。這是毛第一次接獲莫斯科的資助。

毛挑四十五歲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兩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雲蔽天好似暴雨將至，他們拒絕朋友送上輪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參加中共「一大」。由外國出資搞政黨活動旨在奪權，當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有十三人參加，都是記者、學生或教師，代表全國大約五十七個同類職業的人，沒有一個是工人。黨的兩位最有名望的成員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沒出席，儘管陳已被莫斯科定為黨的領袖。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一切。高個子、小鬍子的馬林用英文致開幕詞，由一名代表譯成中文。他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冗長在當年的中國很少見，代表們多年後仍記憶猶新。

「一大」由外國人主持馬上就引起爭議。代表陳公博回憶說：大會主席張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什麼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急了，我說……這樣不必開大會，只由俄人發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國人的部署辦之前，應該先派人到俄國去實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國考察比較。這個提議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澤東很少說話，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跟那些出過國，或來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個外省人，不像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那樣西裝革履，而是穿著傳統的長衫，腳蹬黑布鞋。他也沒有竭力表現自己，只是留意傾聽。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闖進開會的房子，馬林認定這是個密探。代表們馬上離開，移到附近小城嘉興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為是外國人怕引人注目而沒有前往。嘉興南湖上滿浮著水菱角，代表們繞籐行舟，在遊艇上開完了會。由於沒有莫斯科的人在場，「一大」什麼決議也沒作出，連宣言或黨章也沒有。
代表們每人領到五十銀元做回鄉的川資。毛於是去遊覽了杭州、南京，與他遷居南京的女友陶斯詠重敘舊情。斯詠一九三一年病逝。

陳獨秀來到上海就任書記時，反對對盧布的依賴。他曾幾次發作，說拿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張每人都有獨立的職業，由此去發動革命，而不以革命為職業。他說：「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難堪，中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有時他一連幾星期不見馬林，有時他大發脾氣，拍桌子，摔茶碗。馬林給他取的綽號是「火山」，總是避到隔壁房間去等他安靜下來。

這樣發泄一段時間後，現實主義佔了上風。沒有莫斯科出錢，中共連起碼的發行宣傳品、組織工運這樣的活動也搞不起來。正如陳自己向莫斯科報告，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個月內，中共支出的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國，其他都來自莫斯科。沒有盧布，中共就沒法生存。當時在中國還有些共產主義團體，從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碼有七個，其中一個號稱有一萬一千名成員，但沒有莫斯科的資助，很快都風流雲散。

毛澤東不像陳獨秀，他從來就不反對拿俄國人的錢。「一大」以後，黨每月寄給他六十到七十銀元，作為湖南黨的活動經費，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銀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銀元。這一筆很大的固定收入，從根本上改變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的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抱怨說：「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常常接連三四點鐘不休息，甚或夜以繼日……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

他還對新民學會會員說，他「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制麵包之類」。向來不喜歡體力勞動的毛，居然說要做體力的活，說明他實在是難以支撐了。

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只能夢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時，他形成了一生的習慣：晚上通宵達旦看書，早上不起床。給蕭瑜的信中，他興奮地說他從上海回湖南後專門調養自己，「現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負擔；每天因操勞炊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開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長沙城邊，一開門是一片菜地，屋後是矮矮的山坡。那裡有汪水塘，濁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經費買的，作湖南地區的機關。作為黨在湖南的領導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發展黨員。他沒有八方奔走蒐羅信徒，只是簡單地告訴聽他話的人參加。首先他發展了他的朋友、書社經理易禮容。從「一大」回來後不久，毛把易從書社叫出來，傍著竹籬跟他談話，要他入黨。易有保留，對毛說：「蘇聯革命死了三千萬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殺三十，我是沒決心。」但易最後還是參加了，他的態度是：「毛主席要我參加我就參加了。」中共長沙支部就這樣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禮容，還有毛帶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後毛髮展了他的家庭成員。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澤民，毛把他帶出來，讓他管錢。毛還從家鄉帶出別的親戚，給他們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黨。用易禮容的話說，湖南黨「就是毛主席單線領導，指揮我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很少開什麼會議。」

親戚朋友之外，毛髮展的黨員不多。那時在湖南參加共產黨的人，包括知名的劉少奇、任弼時，都不是毛介紹的，而是在長沙活動的另一個共產黨人賀希明（又名賀民範）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轉入共產黨的。賀曾任過長沙知事，頗有聲望。賀沒去中共「一大」，是因為黨在長沙的聯絡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賀。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後，毛盤問他賀是怎麼介紹他們去蘇俄的。

毛一正式成為湖南黨的頭，就著手把賀希明從黨的圈子裡趕出去。賀當時主辦一所相當大的公眾演講廳，叫船山學社，青瓦朱門，牆邊幾株古樹，氣宇軒昂。毛宣布要用這個地方做黨的工作，率領一幫人搬了進去，讓賀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不得不離開——既離開學社，也離開黨。毛第二年對劉少奇說：賀「不聽話」，「大家把賀希明從船山學校趕走」。賀當時五十來歲，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聽話」這樣的字眼，足見毛放肆的一面。毛從前對同輩長輩都彬彬有禮，第一次見到蕭瑜時，他曾謙恭地向蕭鞠躬，說自己如何欣賞蕭的文章。現在他有了點權了，舉止開始變了，朋友都得順著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與他無爭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趕走賀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權力鬥爭，他贏了。在毛領導下，湖南黨沒有委員會，只有毛髮命令。但他總是精明地準時向上海打報告。

毛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組織工會。但他少有作為。他對勞工沒有什麼同情，正如他對農民一樣。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給朋友寫信，抱怨自己作為讀書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後說：「我看中國下力人身體並不弱，身體弱就只有讀書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贛交界處的安源煤礦工人寫信給共產黨人，要求幫助，毛去了煤礦。這是有記載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幾天就走了，讓其他人去做具體工作。據馬林筆記：毛報告說，「他對組織勞工是一籌莫展，想不出任何辦法。」

在長沙有兩個卓有成效的勞工組織者：黃愛、龐人銓。他們一九二○年底成立了獨立的湖南勞工會，兩個月內長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這兩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領導大罷工時被捕，隨即被砍了頭。他們的被害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有人後來問殺他們的省長趙恆惕為什麼沒捉毛澤東，趙回答說：毛沒對他構成威脅。

既然毛在組織勞工和發展黨員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便沒讓毛當代表。毛後來對斯諾稱他「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組織嚴密，會上還通過了一系列重要決議，包括加入共產國際。

沒當上「二大」代表對毛是沈重打擊。這意味著他可能失去湖南黨領導人的地位，俄國人資助的錢也就不會經過他了。所以毛一聽說「二大」代表沒他，立刻變得十分積極。四月他去了一個鉛鋅礦，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礦。他開始領導罷工遊行。

十月二十四日，妻子開慧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岸英，毛沒在她身邊，他在代表泥木工會跟政府談判。

湖南黨的「委員會」也趕著在五月成立。這時，毛做湖南黨領導人已近一年了。湖南黨有三十多名黨員，大部分不是毛髮展的。劉少奇曾這樣描述委員會的運作：他多次在毛家裡開會，但除了「有時問一問情況之外，根本無法發言，最後，總是照毛主席意見辦理。這就是說，湖南黨內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自己的作風，而當時在上海黨內就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作風。」劉在此委婉地陳述毛在建黨初期就已經形同專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現時，他的運氣來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數人員，從陳獨秀起，與莫斯科代表發生激烈爭執，反對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個政黨：國民黨。莫斯科代表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黨員支持他，而毛正是這樣一個人。

國民黨建於民國初年，領袖是民國成立時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當總統沒多久就被迫讓位給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自己被排斥於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孫一心想組織軍隊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屢屢失敗後，他跟蘇俄拉上了關係。

蘇俄也想顛覆北京政府。它那時正致力於把尚為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北京政府由此對它滿懷戒心與敵意。蘇俄希望一個跟它親近的人當權，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試探了不同的地方軍閥，曾特別寄希望於吳佩孚。但找的人都堅持要蘇俄軍隊撤出外蒙古。只有孫中山不要求蘇俄撤軍。雖然孫說他反對蒙古獨立，但他對蘇俄代表越飛（Adolf Joffe）說：「蘇俄軍隊應該留在那裡。」越飛告訴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對我們軍隊在庫倫駐紮。」

作為交換，孫中山要蘇俄幫他建立軍隊，推翻北京政府。為此他不僅贊同蘇俄軍隊繼續佔領外蒙，還主動提議蘇俄進佔礦藏富有的新疆。越飛十一月報告莫斯科，孫 「請求我們的一個師奪取新疆，說那裡只有四千名中國軍人，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孫甚至要求蘇俄軍隊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幫助他奪權。孫是「我們的人」，越飛加了重點記號報告列寧。他的要價「最多不過是二百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差不多同樣數字的金盧布）」，「難道所有這一切不值得我們花那二百萬盧布嗎？」孫還佔據南方沿海的廣東省，蘇俄可以方便地運進武器裝備。蘇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決議：「全力支持國民黨。」「錢由共產國際基金支付。」這個決議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簽署的，斯大林此時開始密切關注中國。

莫斯科知道孫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盤，他想利用俄國人，正如俄國人利用他一樣。莫斯科希望用中共從國民黨內部來左右孫中山。這就是它為什麼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斯大林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說：「從這裡，莫斯科，我們不能公開地發命令。我們通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隱藏的同志發命令，秘密地發。」

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都反對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不贊成共產主義，而孫中山只是個「不擇手段的」政客，想的無非是權力，資助孫只會是「浪費俄國的血汗，或許還有世界無產階級的血汗」。

面臨反抗的馬林，於是把毛調來中央。毛馬上加入了國民黨。他從前的朋友蔡和森，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後來向共產國際抱怨說，當馬林提出「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的口號時，「贊成他的只有毛」。

毛擁護加入國民黨，是因為他不相信只有一兩百人的共產黨靠意識形態能有什麼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三大」上，他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國人打進來。主持大會的馬林向莫斯科報告：毛「實在太悲觀了，他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是俄國干涉」。「革命得由俄國軍隊從北邊帶進來。」毛是有遠見的，沒有二十二年後抗戰結束時的蘇聯出兵，就沒有中共的江山。

跟國民黨合作，有蘇俄在後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軍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傾其才能為黨工作。莫斯科負責給中共提供錢的維爾德（S. L. Ville，駐上海副領事）特地報告莫斯科：毛「毫無疑問是個好同志」。由馬林做主，毛當上了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開會時作記錄。黨的函件都由陳與他簽字。學著陳，毛也用英文簽名：T. T. Mao。他和陳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錢：「因為我們工作戰線逐漸地擴大，我們的開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堅持下，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幹的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根據斯大林的提議來到中國主管國共兩黨，名義是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在美國、墨西哥、英國都留下了顯著的足跡。人們用 「雄偉」一詞來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偉岸的姿態。他既善於演講，聲如洪鐘，又精於組織，還頗具遠見。

鮑羅廷按蘇聯意旨改組了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縱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等中共黨人非常活躍，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擁有數以萬計成員的國民黨中佔據了一連串要職。

莫斯科向這個新國民黨投入大量資本，出錢建立、出人訓練國民黨軍隊，一手操辦黃埔軍校，為國民黨培訓軍官。軍校坐落在珠江一個小島上，離廣州十公里，完全是蘇聯模式，有蘇聯顧問，還有許多共產黨教官與學員。飛機大炮從蘇聯海運而至。在蘇聯人幫助下，國民黨大大擴展了在廣東的基地。

毛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六個候補委員之一，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間，毛組建了國民黨湖南支部，是國民黨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盡心盡力為國民黨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產黨的會議。

毛的做法在共產黨內引起不滿。蔡和森對共產國際說：在湖南，「我們的組織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由國民黨的省黨部來決定，而不是由共產黨的省委員會決定。」另一個執著的勞工組織者鄧中夏也說：「毛那時反對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運動。」

不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開火。毛的庇護人馬林這時已經離開中國。雖然毛跟鮑羅廷關係不錯，但反對毛的蘇聯人勢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國民黨內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絕不能忘記他們跟國民黨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這兩個黨有什麼區別。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達林（Sergei Dalin）給維經斯基寫信說：「中共中央局秘書毛澤東（毫無疑問是個馬林安插的人）說的話簡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說國民黨過去是、現在也是無產階級的黨，共產國際應該承認它是一個支部……我已經寫信給黨的中央局要求他們換人。」

對毛的批評還有「機會主義」、「右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將在一九二五年初召開的「四大」代表名單上也沒有他。在一擼到底的重擊之下，毛的身體明顯地虛弱了，人大大消瘦。當時跟他住在一起的羅章龍告訴我們說，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時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後毛一生都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將召開，毛別無選擇，只得離開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沒有黨的職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攜帶著五十多公斤的書，說是回家養病。此時，他在共產黨內已經四年多了，經歷了沉浮榮辱，三十一歲那年，家鄉韶山是唯一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