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上海大學教授):中國古代的問題不是一個文化問題,更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說白了是一個制度問題。
帝國是王國的合併,它不可能是原來王國的簡單相加。它要考慮政治中心的統治力如何能夠達到最邊遠的界限。在古代,帝國都會出現一個對王國制度的根本性的革命。這樣才能夠與帝國的規模相統一。在近代美國出現以前,疆域寬廣的帝國規模的國家無不走向中央集權。這不是哪個人、哪個皇帝的問題,而是這個制度的必然規律在推著它走向中央集權。
中國是比較早地走向帝國的,在走向帝國的過程當中,秦始皇做了一個開天闢地的事情:廢了封建,立了郡縣。到目前為止,我們中國人沒有走出兩個人定的制度,一個是在公共生活當中,秦始皇定的郡縣制;還有在家庭生活、倫理生活方面,人與人橫向方面,沒有脫離周公的宗族制。這兩個人到現在還在制約著中國人的生活。因為知識份子往往強調立德、立言、立功,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建立制度的能力,所以才把立制排除在外去立德、立言、立功了。
中國兩千年來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與郡縣的糾葛,事實上就是從秦始皇立郡縣破八百年的封建以來,後邊兩千年一直在爭論,一方面涉及到客觀的制度層面的安排,到底是周代的分封天下合理,還是秦始皇的郡縣制合理,這是一個客觀問題。還有一個主觀的價值問題,到底封建是天下為公,還是郡縣是天下為公,至少是唐代,我們還能讀到柳宗元的《封建論》,柳宗元是贊成封建制的。可見,封建和郡縣是確確實實的中國問題。
如果尋找中國的政治問題的話,這個問題之一就是封建和郡縣的關係問題。這實際上被後來的教條主義遮蔽掉了,它把人類發展說成是五個階段,把秦始皇以來一直到五四命名為封建社會。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有爭論的,這兩千年是郡縣制,很難說是「封建社會」。
易中天《帝國的終結》裡抓住了這個核心,就是秦始皇那個時候立郡縣,開天闢地。而且兩千年裡,一直沒有終結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雖然到唐代的時候,有柳宗元這麼雄辯的人為它辯護。但到明末清初的時候,大家又把這個陳年老賬翻了出來,明末清初面臨天翻地覆的大變化,三百年明代江山滅了,最後建立起來的也不是農民政權,而是滿族政權。那時候南方三個知識份子堅持抗戰,堅持到最後,堅持到康熙時候,都不肯下山,不願入清朝做官,這三個人當中,就有人探討,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事變。我覺得,思想家顧炎武對這場天崩地裂大巨變的反思是超越同時代人的。現代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他超脫了朝廷興亡這個狹隘的眼界,可是到了畢業歌中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了,殊不知顧炎武的這個「天下興亡」就是破這個「國家興亡」的。
顧炎武的另外一個在中國思想史上突破性的、天才的貢獻,他不知道那個時候英國發生什麼事情,美國正在醞釀什麼事情,完全是靠本土的政治起伏、制度興亡的邏輯,獨立地達到了一個新的認識,就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出路在寓封建於郡縣之中,我想這是中國古人能夠達到的最高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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