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百姓大量餓死的悲慘時代

「風」從天上來

無為，是安徽的一個大縣，面積有2900多平方公里。1949年前後，人口為943397人，1369302畝耕地。它位於長江北岸，與全國四大米市之一的蕪湖隔江相望。過去沿江是一望無邊的荒湖，湖內雜草叢生，曹操率領83萬人馬下江南時，到此望而卻步，嘆日：「此乃無為也。」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七師常駐這裡與日寇週旋。1949年4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劉鄧大軍從這裡千帆競發。

1955年春，全縣成立了11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縣委對合作化運動由「小腳女人」的步伐，一下變為風馳電掣的快車，全縣一氣呵成「社會主義合作化」。這時，全縣最大的高級社白茹洲高級農業合作社，在原來的106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小社基礎上自願聯合起來，不顧客觀情況，取消土地分紅，實行完全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加之當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農民家庭收入寥寥無幾。不少人在秋後即缺米少柴，隨之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硬行私分集體保留的稻種；有的公開責怪政府，咒罵幹部。一時人心惶惶。

省、地派來了工作組，「對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幹部、黨團員中的右傾保守、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在整社期間，還派來了一位華東地區一級宣傳員XXX，他在一次萬人群眾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帳算清楚：有大軍渡軍時的損失帳，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一個個只得背地嘰咕；「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從此再也無人要退讓了。這就是無為縣農業合作化的一段歷史，也是後來大躍進、共產風的前奏。

大躍進那年，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一個叫姚奎甲的擔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當時整天處在飢餓線上的農民們，紛紛逃到江西省。那邊的幹部和農民對逃去的「災」民，寄予同情，給他們田做，給他們飯吃，有的還發給接收證明，讓其全家遷去。姚奎甲視此情況，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評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還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無正式證明的，一律不賣票。處於斷炊的農民，逃命遭到百般阻攔，已經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後，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運者數量很大。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9月間，公社化運動勢如破竹，此時大躍進高潮已推向頂點。全縣原有435個農業社，一瞬間並為31個人民公社。

如何辦得一大二公，辦成共產主義性質，當時縣委擬了一個「關於試辦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問題」草案，誰知不到10天的時間，即普遍實現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了。

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叫陳廣復．是個老退伍軍人，此人在部隊搞過供給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農業社實行過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公社化時搞起供應制更是轟動一時，連毛澤東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說「安徽省無為縣在三國時曾出現一個黃文炳，現在又出了一個陳廣復」。當年毛澤東視察安徽時，還要到他們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陳廣復的響山社供給制有這麼一段順口溜：

　發米發柴又發鹽，
　過年過節樣樣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紅糖鞭炮帶挂面。
　到熱天，發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菸，
　還有肥皂洗汗衫。
　要結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產假，還不算，
　糯米紅糖加雞蛋。

繼後《人民日報》發出了《安徽省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的報導和《一棵共產主義的幼芽》的通訊。文中肯定地說：「響山社許多可貴的創造，是發人深省的。全國農村正在大躍進，時代逼著我們必須考慮共產主義的具體形態。共產主義，應像列寧指出的那樣：‘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劃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根據需要自由地領取’」。

無為公共產風的表現，除實行「供給制」外，就是刮平調風。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傢俱、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糧、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繁、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

據袁乃平、吳克明、朱宗新3人於1960年12月12日調查的紅旗公社新民大隊情況：「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471間，拆掉房子109間。平調土地119.9畝，平調耕牛21頭，平調水車119輛，母豬21頭，手推獨輪車35輛，船1條。」

據該縣統計資料標明：1958年期間，縣向公社調支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736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746萬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即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這股風推動下面的「共產風」，公社提幾個「萬」，大隊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層層要從下向上調，千方百計集中湊數，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產風（筆者認為辦人民公社的實質就是共產風），給無為人民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一、大量的餓死人。據縣公安局統計，全縣1959年非正常死亡幾萬人，1960年又死亡十幾萬人……

二、耕牛農具大大減少。1957年全縣耕牛共有38597頭，到1960年只有28100頭，減少10497頭；大型農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減少176244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80％。

三、十地荒蕪，糧食減產。從1958到19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6.7億斤，1958年為6.2億斤，1959年為4.4億斤，1960年為4億斤，與1957年比，減少36.5％。

還有從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一刮再刮。1959年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幾乎絕跡。

整個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

從衣食父母嘴裡奪糧

姚奎甲是中共無為縣縣委書記。他為了保官，編造了瞎話。千千萬萬農民在死亡線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邊張口要吃，一面嚥了氣，姚書記反而說那些「不缺叫缺」、「鬧糧」，甚至還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使很多無辜者遭到打、罵、捆、吊等皮肉之苦。

無為縣福民鄉古樓農業社在反「瞞產私分」中，據不完全統計，捆、綁、吊、打社員36人，其中打傷3人……

1958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

1959年2月11日，姚奎甲在區、社書記會上還強調說，「要認真清理倉庫、種子、加工廠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場基上有沒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盡……」

14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一個大隊書記趙憲成被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斗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一姓魏的小隊長，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你不交代瞞產賬，就法辦你，審你罪，看你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斗時，受到打、拖、凍，還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說他瞞產3000斤稻子，姚一見面就說：「你還蒙我嗎？你不講，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這次談話到深夜，劉長山跑回家就自縊而死。劉死後，姚奎平還佈置大隊寫報告說劉長山貪污公款，瞞產私分（均非屬實）與反革命的女人結婚，宣布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12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信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信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3人，以後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瞞產，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一面逼迫幹部，千方百計抓糧入庫。1960年秋糧入庫時，虛報的受到了表揚，還登報說「一馬當先」。開城公社實際入庫只有3萬斤，糧站站長如實上報，姚叫辦公室副主任打電話說：「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一次姚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只剩30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了。」姚說；「口糧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禮公社已餓死人。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萬斤徵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裡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晚跑到縣裡，結果被逼得將30萬斤種子送掉。

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匯報還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無為大量的餓死人的問題暴露後，姚奎甲即調往徽州地區，去後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無為作檢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無為縣委召開的常委會議上檢查說：「由於浮誇，1958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1959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在徵購上任務一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面賣糧，後面無吃。特別是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夥斷炊幾十天，而我不顧實情，仍佈置打鬧秸稻和搞社會餘糧。在糧食入庫時，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如劉渡公社先報一天完成20萬斤，批評後，逐漸增加到每天70萬斤。我們在下面設糧食臨時庫，也是弄虛作假……」

(摘自：邱石編《共和國軼事》第二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