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敗在此一舉(圖)

對於什麼是中國面臨的經濟新格局，我們應當如何去應對這種新格局，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研究者認為，新格局指中國從一個低中等收入國家，快速提升到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中等收入國家。還有人士認為，新格局的特點就是中國將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決定性角色。還有一種說法，新格局的特點是中國經濟結構將要朝著「以人為本」的方向快速調整。或者認為新格局的特點是從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輾轉變。如此等等。

我個人比較認同第四種看法。不過，對於什麼叫平衡，什麼叫失衡，什麼叫再平衡？即便是持有同樣看法的人們，也往往有著不同的理解。我認為，新格局的特點是過去全球經濟那種兩類失衡經濟之間的脆弱平衡已經不能持續了。新時期新格局的特點，就是要向一個再平衡的方向走去，全球經濟能不能在今後穩定地發展，就取決於這一再平衡的進程。

實現再平衡才能走出危機

為了闡明我的觀點，需要對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作出界定。在我看來，在前一個階段，全球經濟體系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兩類失衡經濟之間的互補。這兩類經濟，一類是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其內部的失衡主要表現在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目前，中國儲蓄率達到50%，甚至更高。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範圍內也罕見。另外一類經濟，其內部失衡的表現是低儲蓄率、高消費率，典型的例子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其儲蓄率已經降到零，甚至是負數。它們就像人照鏡子一樣，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這兩種失衡的經濟就本身而言，是無法持續的，因為或者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負的大缺口。但是，兩者之間卻可以通過互補，達到某種平衡。我把它叫做「鏡像互補」。它們之間通過貿易往來、資本流動，卻可以達到一種平衡。是怎樣達到的呢？主要通過外匯收支，通過經常賬戶的赤字或結余，通過資本的流出和流入，達到了全球經濟的平衡。當然，這種平衡很脆弱的，世界和中國許多經濟社會問題也由此產生：比如，美國為了維持這種平衡，就利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大規模地進行貨幣和信用擴張，通過「入超」大量換取別國的資源。在中國，則造成了內需不足，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提高過慢，收入差距拉大；還有，各國之間貿易摩擦加劇，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得非常被動。為了保持這樣一種平衡，貨幣政策就變成被動地大量增發貨幣，造成了流動性氾濫，導致了資產泡沫形成和通脹威脅加大。

眾所周知，這一次全球金融危機正是由此產生的。所以，要走出這次危機，真正實現經濟復甦，就要解決再平衡的問題。各個國家要實現自己內部經濟的再平衡，進而達到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從2009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經濟，出現了某些復甦跡象，但是，這種復甦主要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促成的。這樣一種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能夠暫時穩住經濟，使得經濟不至於急速下滑，卻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依靠這樣的短期政策，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走出危機。

把脈中國內部失衡

2009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達到9.1%，但是，其主要的推動力量是是極度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就需求結構而言，淨出口(出超)是繼續下降的，消費沒有明顯提高，增長主要是靠海量的投資。正像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講的，刺激政策「難以避免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他說，「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們將著重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堅持內外均衡發展，著力構建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

要解決內部失衡的問題，就需瞭解其原因，才能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2005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對於內部失衡的原因做過深入的討論。當時，大家都認識到中國內部失衡的深層的原因是經濟增長方式存在問題。所謂經濟增長方式，核心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四種生產要素：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專業人員的勞動或者叫做知識和技能)，結構是怎樣的，各自在增長中的貢獻程度如何。由於收入分配的結構是由生產中各類生產要素決定的，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畫」以來，一直採取依靠投資的經濟發展方式，結果就造成收入分配中資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加速以後，有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就是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於是，經濟增長方式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和投資的增加。所以，在收入結構上，資本和自然資源所有者收入份額不斷提高，而勞動和專業勞動(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額不斷降低。

資本收入、自然資源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流向政府和最富裕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儲蓄傾向是高的，而消費傾向是低的。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份額降低，專業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的消費傾向是高的，儲蓄傾向是比較低的。這就造成整個經濟的內部失衡：儲蓄與消費之間的失衡變得愈來愈嚴重。

儲蓄率過高，一個出路是投資，中國投資率現在約為46%—47%，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比例。但是，僅此還不夠，還存在著內需短缺的現象，就要找另外一個出路，就是淨出口，或者說「出超」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就造成了困擾我們多年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如果不能改變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中國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惟一的辦法就只有增加投資，特別是政府的投資。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從2009年到2010年的情形來看，發展方式的轉變沒有取得重大的成果。相反，還有某些惡化的趨勢。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嚴重關注。必須採取切實的措施來扭轉這種狀況。根本的途徑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勞動，特別是人力資本的作用，提高專業人員的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樣才會提高勞動者和專業人員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轉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

欲「轉方式」必推改革

但是，問題來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提出30年。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已經提出，要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在制定20世紀最後20年計畫的時候，也提出了這樣的目標：「在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到本世紀末(2000年)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到了 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超額實現了，但是，前提沒有實現。在「九五計畫」中提出了實現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和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兩個根本轉變」的要求。過了十年，到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又提出要「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主線」。為什麼沒有能夠順利實現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標呢？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時候，曾經對此做過深入的討論。當時達成了一點共識：沒有實現這個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性障礙。當時列舉了若干種體制性障礙，歸根到底就是一條，即政府仍然保持著計畫經濟條件下那樣過大的配置資源的權力。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個目標也沒有實現。在執行「十一五」規劃過程中，我們又做了總結，為什麼這一期間經濟增長的模式有所改善，卻仍然不盡如人意呢？因為有利於創新，有利於創業的經濟環境、法治環境未能建立起來。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最根本的就是解決體制問題。很清楚，解決體制問題惟一的途徑，就是通過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體制的改革。

成敗在此一舉。所謂「一舉」不是一個單項動作，而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推行的全面改革，需要我們付出艱苦的努力。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