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二十五)

被斗記      作者   張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從未來過我家的紅五類同班同學進了我家門。我正疑惑她們怎麼找來的，就聽同學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確認我聽清後，她們轉身離去。她們說「格殺勿論」時的表情和語氣，足以讓我確信，絕不是說著玩兒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學校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氣氛恐怖，黑五類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懷恐懼地走進教室。課桌靠三面牆擺放，教室當中擺著幾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紅五類有革命的特權，坐在椅子上。黑五類面對大家，背向黑板，在講臺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職員家庭，不算紅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學被指定坐在地上，她們只可看批鬥黑五類，可以發言，不能動手。

我們九個黑五類在前面惶惶站定，批鬥會開始，教室門被砰然推開。同學董XX被幾個紅五類推搡著進來，並伴隨著喝斥「你什麼出身？」「革軍。」「革軍？騙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學之間原知董的母親是俄語教授，父親是解放軍軍醫，沒有誰知道原來軍醫不是她的生父。我們黑五類雖被命令低著頭，仍能聽見繼續的推搡和董桀驁不馴的分辯，直到她不再作聲，站進我們這一排。

隨後，紅五類頭頭鄭重宣布：「革幹出身的標準是父親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加入共產黨，軍干中從國民黨軍起義的不算革軍出身。」我恍然明白為什麼有的同學一向以為自己出身不壞，今天卻與我為伍，看來全班同學已經無一遺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們仍須繼續低頭，聽到同學齊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接著又唱：「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末尾喊口號：「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媽的官，就滾他媽的蛋！」

隨後，二十個純牌紅五類圍上來，扯下我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用的漿糊、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接著是紅五類揭發批判每個黑五類的反動言行，並且動員灰色地帶發言參與。我有生以來初次領教世事險惡，從十三歲到十五歲不足兩年的中學生活，我說的很多話被同學記住、憶起、提交，有原話也有斷章取義。

揭批與毆打一再交替。大約兩三小時後，教室門再次被推開。高三學生黃某一腳裡一腳外，與我們班紅五類頭頭低聲嘀咕。我站在離門不遠處，能聽清幾句，大意是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也許因為黃給我帶來了暫時的鬆弛，所以記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會前，紅五類頭頭特別要求全班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類必須來。

相信我們全班同學都忘不了8月4日這一天，無論紅、黑還是灰。心靈的重創刻進我們生命的年輪。並沒有人被打成重傷。我的腳姆指筋受傷麻木，十多年後才漸漸復原。我沒有機會知道另外九位同學受傷的情況。此後，我們沒人願意再提這天。

8月4日這一天，北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了像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那天中午，為躲避見人，我垂頭喪氣，慢騰騰挪蹭到飯廳吃飯時，看到同年級另一班同學吳某也滿面淚痕，在悄悄吃飯。她的父親是著名報人，幾個月前突然被毛澤東嚴厲批評。

班級批鬥會上，黃某的出現，表明全校的批鬥活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統一指揮的。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誰決定的把這些資料告訴給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級鬥爭會前一天的通知，措辭已露殺機。十五歲的初二女生們，從哪裡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班級鬥爭會結束前，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8月4日的日程說明一部分學生已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那麼8月5日的日程則說明一部分學生已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於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我們今天要追究的是：這個處置權的幕後授予者究竟是誰？或更具體地說，允准學生可以把卞校長打死的那個隱身的權力人究竟是誰？

補白：六六年我讀小學四年級。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遊街批鬥。只見百十個紅衛兵，帶紅袖標，身穿綠軍裝，有的舉著毛像，有的舉著紅旗，有的手持橡皮頭木槍，中間有敲鑼打鼓的，高呼口號：毛澤東思想萬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這是我最早見的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後邊紅衛兵押著兩個牛鬼蛇神。一個頭髮被剪得狼牙狗啃，一個頭髮被推成三道門。正是大熱天，卻都穿著了死人的壽衣，被五花大綁捆個結實。我以為那人犯了什麼罪或是現行反革命，紅衛兵揭露其罪行時才知道，兩人都是私開鑲牙診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時我還以為要把他們送進監獄，末了卻是紅衛兵分別把他們押送回家了事。中國那時整個是個大監獄，人們在家等於坐牢。另有一個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紡三廠職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幾間房，對臉房兩排之間距離不過兩米。每家壘個放煤球爐子小屋，一個胖子走不過去，每間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後，紅衛兵給他鬆了綁，嚴厲教訓一番。他的家已經被抄，門口貼著一副白對聯，上聯「廟小妖氣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是「牛鬼蛇神窩」。文革發動者身居中南海仙境卻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住貧民窟的受苦人卻還代表著資產階級。真是荒唐透頂！      李建華

 

十四年的隱私     作者   海鷗

1980年1月11日，車間黨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議表決大會。與會的三十多名黨員，一致通過我和房師傅為預備黨員。我倆各自宣讀的自己登記表中社會關係一欄的內容，引起大家的興趣，因為我岳父和我愛人的姓名在我倆的社會關係中都出現了。這一欄的內容顯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這個對外保守了十四年的親屬關係的秘密，此時終於大白於天下了。

文革開始那年，春節剛過，房師傅把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堂妹曉玉介紹給我。正當我倆相處得如膠似漆的時候，曉玉告訴我：「不知為啥，我哥想拆散咱倆。他非要再給我介紹一位鐵中的老師。」我十分氣憤，找到房師傅當面質問。他說：「我這都是為你好。最近我聽廠部議論，說你們這批畢業生數你最有發展，群眾口碑好，根紅苗壯，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響你的前途。那時你會恨我的。長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還會做下去嗎？」他略作忖度：「你家裡什麼意見？」「還沒到向家裡說的時候。」「你要認準了曉玉，那我只有祝福你們了，但有兩點你要記住：1、對任何人都不能說我是你們的介紹人；2、任何時候不要說咱倆是親戚關係。」我答應了。

房師傅和曉玉的爺爺有四個兒子。土改時，曉玉的父親被劃為富農，其餘三個兒子皆被劃為地主。房師傅三歲時，父母先後亡故，四叔——曉玉的父親把他接到家裡撫養。

文革期間，我被分到房師傅的車間。為了遵守承諾，我盡力避免與他直接接觸。有時走路迎面碰上，他會突然一拐，走向他處。有時實在有事找我，他會拿一張圖紙做掩護，比比劃劃中與我談私事。不久，他與相處一年多的女友（我廠化驗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響下一代。一個星期天，在曉玉家，我倆碰到一起。他說：「我要像曉玉那樣，非找個紅五類出身的對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脈純度要改變。」曉玉媽媽道：「你還想入黨提幹呀，那麼看重成分？小杜哪點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輩子光棍才怪呢。」他說：「嬸，你不知道現在是出身決定命運的時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麼也得設法改變下一代一半的血統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變老房家血脈純度的人，又很快舉行了革命化的婚禮。這個嫂子，人長得很清秀，父親在抗美援朝中犧牲，媽媽改嫁，與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點撫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師傅偷偷告訴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趕回農村。我去不方便，請你去幫他們搬家，好嗎？」說著掏出十元錢，叫我轉交給他的四叔。曉玉的父親很不滿意，埋怨這個侄子在最需要他的關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錢。78天之後，曉玉全家又被她父親的單位接了回來。

不久我與曉玉結婚。雖然兩家離得不太遠，為了遵守對妻兄的承諾，平日我們是不串門的。他的三個孩子出生，我和曉玉都是晚間去看望。兩家的孩子也從來不來往。有一次，路上一個童音在背後喊「姑父」。我回頭一看，見一棵大樹背後露出了半張小圓臉。我一注視他，他就又羞怯地縮了回去。

我趕忙走過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他抬手指著對面的院子。通過矮牆，我看到開著的窗扇裡，有位老嫗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進了院子。進屋後才發現，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嗎！老人趕忙將另外兩個孩子也圈攏過來指著我說：「這是你們的姑父，快叫。」孩子們馬上齊聲喊道：「姑父好。」看著這些長得一個比一個壯實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說：「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幫小地主。」接著老人抱怨起來：「你們可是實在的親戚，怎麼也不串門走動，是不是有啥隔閡？」我笑著作瞭解釋，告訴她這是大哥定的規矩。她聽了無奈地說：「小心點也好。」接著又神秘兮兮地說：「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運動，時辰選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錯了皇歷，自古以來年逢丙午都被稱為紅羊劫，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就是雙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們得格外小心。」瞅著那三個衣不遮體的孩子，我趕緊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元錢給了他們。在回廠的路上，憂傷不斷向我襲擊。這下一代孩子，難道也要淪為低種姓的小賤民嗎？

林彪之後，鄧小平復出，我廠也開始步入正規，妻兄被任命為車間副主任。這是我廠唯一的一個出身地主的非黨幹部。為了表示祝賀，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謝。「毛主席說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小心為上。」把我搞得很尷尬，好像我在巴結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慣例，一大早高興地告訴我：「昨天區裡的領導一大幫人到我家來看望老太太，還帶來禮品。區長與我握手照相，又給了一套精裝毛選四卷。」我還沒來得及問詳情，他已走開了。後來聽他鄰居說，今年是「紀念抗美援朝勝利20週年」，區領導下來慰問軍烈屬。

1978年冬，我到鐵道部開會，聽說中央馬上要發布《關於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回去後我告訴妻兄，他極為興奮：「你能不能再說得具體點。」「可以。等我高興時再說吧。」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作為上次的報復。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達了《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妻兄十分激動，主動邀請我晚間去他家小酌。席間我打趣他：「毛主席對華主席可是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政治遺囑。兩報一刊也說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們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我不管這些。既然今天把我這頂帽子摘了，我堅信不會再給我戴上。哈哈，我終於看到我們房家血統改變的日子了。」當晚，我倆都喝得酩酊大醉。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間，因出身而淪為低種姓、被唾棄的5000多萬政治賤民。

 

鄉下的大船哥哥     作者   童話

大船哥哥是鄉下伯父的兒子。父親逃出家鄉參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漁，兄弟倆好多年斷絕音訊。家鄉海灣物產豐富，伯父因勤勞能幹，置了一點土地，還買下一挂車。土改一來，伯父被劃成富農。

六十年代初大飢荒時期，故鄉人頑強地找到了父親，伯父的兒子們也一個接一個到北京登門。父親對登門的侄子們很是嚴厲。

鄉下的堂兄們都沉默寡言，飯量極大。大船哥哥卻很有靈氣，一來就和我哥哥熟識了，操著鄉音聊天，講水滸談三國。成年的他，喜歡替哥哥做頭疼的算術題和作文。我們瞞著，不讓父親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歡看家裡的書，有時看得出神，忘記迴避父親，看見父親，總是抱歉地把書放回原處。他寫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強，爸爸氣憤地訓哥哥「還不如鄉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臨摹了一頁小人書，是仙女在瑤池沐浴，畫得像極了，只是瑤池的入口忘了留門。我提了出來，他笑著找橡皮修改。我媽媽看了這張畫感慨地說：「大船沒有唸書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卻很生氣，說大船哥哥畫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麼，哥哥也陪在旁邊跟著挨了訓。

鄉下的哥哥們返鄉前要採購些糖果點心。這事通常由哥哥代辦。六十年代物資困難，票上的買完只好買高價的。哥哥由於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採購任務以後，就提議到中山公園去玩。我們歡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記照看東西了，竟把給大船哥哥帶的那一大包東西丟了。我們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沒找著，最後只得回家受罰。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鄉的。

文革期間，父親被審查了七年。「解放」以後，在報上看見家鄉修油港，思鄉心切。七七年秋，我隨父親回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鄉親們仍然視他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還戴著富農帽子。父親問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會兒，終於說剛剛摘了反革命帽子，但還在專制隊裡。父親問是什麼緣由，大家說是因為寫詩。父親嘆口氣，氣急敗壞地說：「他能寫出個什麼？」 又問大船哥哥的親事，大家說四十歲的大船哥哥和鄰村一個帶兩個孩子的寡婦剛剛定親。我們沒有去專政隊看望大船哥哥。

時間一晃到了2000年，父親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兒子卻金榜題名到北京來上大學了。大船哥哥四十二歲得到兒子，精心培養兒子，讓兒子接續他去圓讀書夢。由於家境不好，孩子沒有去大城市讀書，連縣中也去不了，就在漁村的中學上學，竟考了出來。家鄉已經成為旅遊區，不再經營農業或漁業，六十多歲的大船哥哥是市場清潔工，嫂子趕海找些海物賣給遊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碼需要八千元供兒子在京讀書。對於他們，這是一大筆錢。

闊別四十年後，在北京我又見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經是個乾瘦的小老頭，臉是海邊人特有的古銅色，佈滿縱橫皺紋，正像名畫《父親》中的老人。強烈的陌生感使我們的談話開始進行得很困難，後來還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瑤池的仙女，我媽媽的寬容和我爸爸的嚴厲，提起在中山公園丟失的東西，我們之間的距離才漸漸拉近。

大船哥哥雖然是「富農」子弟，但生活其實一直相當困苦。少年時揹負出身包袱，中斷學業，飢荒年月挨餓，為了吃飯在北京寄人籬下，青壯年時政治上又出了問題，接受專政，娶不上媳婦，晚年又要為自己引以為自豪的兒子負擔昂貴的學費。但是大船哥哥一點不埋怨命運，話語間流露著知足和感恩。不知為什麼，他在談話中總時不時說「我沒有說過共產黨不好」，「我沒有給老叔（我父親）抹過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嗎，我受的沒有什麼」。我只感到無以名狀的難過。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親回鄉的事，大船哥哥也沒有怨恨我們在他受難的時候不去看他，反而瞇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們乘坐的汽車背影的情景，讓我好不辛酸。

後來大船哥哥從家鄉來過幾個電話，托付我幾件事。「妹子你要勸你侄子讀研究生，別怕讀不起。」「妹子你要勸你侄子申請入黨，入黨還是好。」「妹子你要費心幫你侄子在北京找個家境好點兒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卻做不了什麼。今年大船哥哥的兒子最終放棄了考研，將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沒有入黨。一個貧困的鄉下孩子，白手起家，獨自在北京創業，找個家境好點兒的女孩子又談何容易？

補白：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反右時未被打成右派，可是反右之後總覺得有些彆扭。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勞動，他發現地上有一本筆記被風吹得嘩嘩響。他撿起來一看，大為光火。那筆記本是黨支部書記的，裡面記載著哪些人是內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我這個同學還是共產黨員，卻也赫然名列其中。這個「中右名單」是絕對保密的，由黨支部書記直接掌控。據估計，「中右分子」全國約有300萬眾，比右派份子多五六倍。 王書瑤

補白：文革初起時，北師大女附中開批判會，有人上臺發言，劉少奇、鄧小平的女兒也如其他同學一樣，齊聲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那清脆、尖利、威嚴的聲音覆蓋了操場，又被不遠處的高樓反彈回來，餘音不絕，嚇退了想上臺發言的黑、灰二類，也刻進了不少同學的記憶留聲機裡。8月7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因為沒有點名，直到1966年8月18日，劉少奇還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可能他心中已經有數，國人通過電視，看見他神情抑鬱。後來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悲慘而死，鄧小平被打成第二號走資派。劉、鄧和他們的兒女們由紅變黑。文革後，他們又重拾「光榮」。真正是大起大落，荒誕詭譎。      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