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類憶舊連載(五)

2010-09-29 22:22 作者:焦國標編

淮安席橋記事   作者 秦九鳳

1966年文革爆發時，農村最早的響應行動是除四舊。筆者當年25歲，也參加過一次除四舊行動。在大隊黨團支部聯席會議上，共青團支部書記顏慶洲發言說：「人家外地到處都在掃除四舊，搞得轟轟烈烈，難道我們大隊就沒有四舊？我們為什麼不去除？我們還要不要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他這麼一說，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語錄》，念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於是會上20幾個青年人一哄而起，會也不開了，就去除四舊。

走出大隊部沒多遠，有人問：「我們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議論，有人說，五隊程鶴松家有海外關係，他家肯定會有四舊。於是20幾個人到程家翻箱倒櫃，把人家舊時用的捎馬子、錫燙壺、銅火爐、小腳女人穿的釘鞋等統統翻了出來，特別是程家每年端午節都拿出來供奉的判官老爺畫像（當地人稱「老判」）和放在壽材裡的兩個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隊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幾個男青年一邊喊著「你們幾個女的臉掉過去」，一邊扯下褲子就往老判臉上撒尿，嘴裡還說著「給您洗洗臉，送您上西天」。那幾件值錢的銅錫器，作為廢銅爛錫賣給了供銷社的收購站，並當場從供銷社門市部買了一套鑼鼓，交大隊文藝宣傳隊使用。

文革一開始，我還是真心擁護的，後來造反派們打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幅標語，作為祖輩種田出身的我這時才在心底悄悄產生動搖。1967年春節前借一次送信的機會，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認錯、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達理，原諒了我。幾十年過去了，我仍對自己跟別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雖然我不是主謀）。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幾十年了，我還感到對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錯的事。他們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當我躑躅到他們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顧以往，只能說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淮安縣席橋鎮秦莊村社員陳友成是個老實巴交的種田人。因家窮，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歲了才與一寡婦同居生活。他不識字，輩分也不高，50多歲了，人們見他還是叫他小名「小成兒」。與人談話中，他也常以「成兒」自稱。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深挖階級敵人」最厲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壞分子比比皆是，一時人心惶惶。

1945年淮安從日偽手中解放之後，成立了共產黨蘇皖邊區政府，進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國民黨軍隊又打回蘇皖邊區，勒令在邊區政府當過一官半職的人統統要到國民黨區公所集結自首。陳友成在邊區民主政權期間曾做過幾個月的農民互助組組長，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則就得去坐大牢。農民互助組本是由政府基層幹部組織起來的農民互助組織，比如有牛的幫沒有牛的，有勞動力的幫沒勞動力的，還可以以人工換牛工，互相取長補短，根本不是政治組織。但是保長告訴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約合75公斤）糧食到區公所畫個押，然後就沒事了。實際上這是國民黨基層政權的一次刮地皮行為。陳友成是一個窮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糧，托了熟人，用小毛驢馱五斗玉米到國民黨淮安縣十一區區公所所在地（蔣家大樓），交了糧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年，共產黨再次解放淮安，此後的幾次肅反、鎮反都沒有牽扯到陳友成。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陳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檔案中被發現。那天下午，生產隊佈置在蘿蔔地裡拔草，做到3點多鐘工休時，陳友成一邊悶頭吸旱煙，一邊悄悄對身邊的人說：「成兒一輩子沒丟過人，這回不得了了。」別人不知底細，就說他：「你怕什麼？你又沒做過壞事。」「你沒幹過國民黨，也沒幹過共產黨，投敵自首更靠不上邊！」不說還可，一說他更加膽戰心驚，乘人不備，悄然回家。

工休結束之後，記工員發現陳友成不在，便大聲呼喊，可是左喊不應，右喊還不應。他家就在蘿蔔田邊，記工員就去他家找，發現他已上吊自殺。有人忙跑到大隊部報告。當時我正在大隊部辦公室，立即用大隊的手搖電話通知席橋醫院，請派醫生搶救。隨後我騎車趕到現場，一摸陳友成，身體仍然溫熱。上吊的現場，那拴繩子的橫樑只及我的肩頭高。陳友成個子雖比我小一些，但那個高度也無法使他懸空致死。他完全是倉皇之間尋死，自己收縮自己的身體讓自己氣絕身亡的。這一年他56歲。

劉從明醫生趕來用聽診器一聽，心跳已無，陳友成的臉色也完全變了。後來我常想，如果農民中有人會一點急救的技巧，或許還能把他搶救過來呢！

有一年春節，幾個生產隊的男勞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隊的張洪樞也拖著一把鐵鍬隨著人流來勞動。張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讀高中時隨解放軍南下服務團到廈門，先後任廈門市共青團市委秘書、市工業局代理局長等職，1957年因在整風會上提意見被錯劃右派，遣回原籍監督勞動。文革期間極左盛行，作為右派份子的張洪樞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將們看見張洪樞就紛紛議論：「戴著眼鏡挑河工，淨出洋相！」「可不是，貧下中農哪個戴眼鏡？」「狗改不了吃屎！」「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就是右派份子！」小將們越說越來氣，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個箭步跨到張洪樞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把眼鏡拿下來！你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張洪樞稍一遲延，小將一棍子把眼鏡敲了下來，險些把張的眼睛打瞎。

張洪樞的二哥叫張洪濤，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年底，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後，上邊給我們大隊派來了學大寨工作組。工作組權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個幹部掛起來甚至撤職。工作組負責人在公社三級幹部會上公開講：「我們來領導你們學大寨，沒帶錢來，也沒帶農藥和化肥來，只有逮捕幾個人方便些！」真是無法無天。果不其然，筆者僅因向工作組提出「請你們多搞些調查研究，然後再發言」的建議，就被指為矛頭膽敢對準工作組，勒令我交出大隊公章，被掛到一邊。

轉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組從外地搞來一頭良種約克夏母豬，給我們大隊的第五生產隊。飼養不多久，這頭母豬發情了。生產隊長派兩個貧農社員和反革命分子張洪濤趕母豬到附近的淮安原種場配種。那頭母豬有五六百斤重，力氣很大，加之發情，根本不聽人使喚。3個人無法趕它走，於是經生產隊長陳友高同意，由五六個壯漢將母豬捆起來，抬上平板車，3人輪流拉車去配種。

到了配種處時，老母豬不知是因為捆綁難受，還是因為見到種豬使性子，兩條前腿繩子還未解開就拚命掙扎，結果從車上重重摔到地上。由於它在離圈時吃得太飽，加之身體太重，結果腸子被摔斷，外部雖沒傷，可是經不住體內流血，不一會就死了。

這下禍闖大了。工作組的劉隊長斷言：「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一新動向的矛頭是直接對著學大寨工作組的，也就是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張洪濤。趕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來！」

能搞專案材料的人不多，於是我這個被掛起來的幹部就又用上了。他們讓我和大隊團支部書記居正興調查張洪濤的反革命罪行。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調查，做了十幾份筆錄，我發現這頭老母豬從出圈直到摔死，張洪濤沒碰它一指頭，怎麼也不能說這頭老母豬是張洪濤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興如實匯報，那位工作隊隊長竟衝著我拍桌子發脾氣：「思想太右了，這麼明顯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查不出來，怪不得你們這兒這麼落後！」然後向我們揮了揮手。我當即知趣地起身離去，但身後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這四個字是衝我說的。

張洪濤後來雖未被抓進監，但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挨了一頓惡鬥，被一些革命小將狠狠踢打了一頓。
　　

探父親   作者 孫雅臣

1967年我7歲，正是文革浩劫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被定為有歷史問題的當權派、走資派之後，我們舉家遷往距省城200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剛到那座小城的時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當地資格老、級別高的緣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靜的小院居住。我記得那座小院裡有一個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綴滿了一串串青紫相間的葡萄，幾棵桃樹、梨樹也都結滿了果實。春天來時，院子裡落滿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這座小院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此外再也沒有值得我留戀的童年生活了），儘管它非常短暫。在當時暴風驟雨的環境中，這座小院子也顯得格外寧靜。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父親的問題也進一步升級為「反革命特務、叛徒」案，被押到洛陽龍門山上勞動改造。我們全家也被趕出了那座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童年回憶的小院（造反派新貴霸佔了小院，我以後再也沒有回去過），趕進一座破爛不堪的大雜院。

大雜院裡住著幾十戶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幾年間，單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兩次。吃水靠兩口混濁的水井，廁所是用土坯牆圍起來的大糞坑。住在這座大雜院裡的大都是右派、走資派，還有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三教九流。大雜院裡生活著一大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有一百多個。與我常在一起玩耍，關係最要好的有兩個。一個叫小強，8歲。一個叫小寶，比我小兩個月。

小強父親也被關押在龍門山勞改。小強的母親3年前因病去世，小強與13歲的姐姐相依為命。小強的父親在50歲上才有小強，而且是三代單傳，所以小強很得父親的寵愛。在父親未到龍門山勞改前，小強的父親經常讓兒子騎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雜院裡玩耍、走動。小寶的父親同樣也被關押在龍門山勞改。小寶家裡的人多，有母親、姥姥和幾個哥哥姐姐，小寶是家裡最小的寶貝兒。

小強是一個很有號召力的孩子，是大雜院裡同齡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強胸前總是掛著用兩隻小竹筒捆紮成的「望遠鏡」，腰裡插著用小竹板做成的「戰刀」，頭上戴著他父親當年在軍隊時戴過的一頂大蓋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舉起「望遠鏡」瞭望一番，再揮舞著「戰刀」，帶領一班小武士們東衝西殺，好不威風。那時文革正在火頭上，學校癱瘓，長期不開學。我和小強、小寶天天在一起瘋玩，無憂無慮。小強是我們的頭兒，我和小寶都很崇拜小強，因為他不但比我們長一歲，更重要的是他懂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那時候沒有玩具可玩，我們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壘城牆的遊戲，到河灘裡游泳、打水仗，開心極了。我們3人共有一隻價值3分錢的乒乓球，那可是我們的寶貝。除了我們三人，其他人是別想摸到的。

當時流行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興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們的身上。那些憑藉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貴春風得意，他們的孩子們也同他們的父輩一樣飛揚跋扈，時常到大雜院來騷擾欺負我們這幫孩子。他們來了之後，把我們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牆跺塌，並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雜院的孩子們眼睜睜看著他們在那裡使壞，卻敢怒不敢言。家裡大人有交待：「這些人我們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們欺負，回到家裡還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著耳朵到那些新貴家裡去賠禮道歉。

每當新貴的孩子們來大雜院騷擾挑釁，小夥伴們都不約而同地圍繞在小強的周圍，期待著他的反應。小強總是眼含淚水，緊緊攥著一雙小拳頭，怒視著這些使壞的孩子們。等他們把我們的勞動成果破壞殆盡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小強再回身安慰身邊的小夥伴們。他總是能找到讓小夥伴高興的話來活躍氣氛。有一次，那些壞孩子又來使壞。當他們看到小強手裡拿著一隻乒乓球時，便一擁而上把小強按倒在地，去搶那只乒乓球。小強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爛了，可硬是沒讓把乒乓球搶走。他們走後，小強發現乒乓球被壓癟了，我還看到乒乓球上沾著小強手上流出的血。小夥伴們看到乒乓球被壓癟，都心疼極了。小強說：「沒關係，走，到我家去，放到開水裡煮一下就好了。」我們一群小夥伴就跑到小強家，打開爐子，燒開了水，然後把乒乓球放了進去。不一會兒，只聽「彭」的一聲，乒乓球竟炸開了。許多小夥伴都掉了眼淚。為這隻小小的乒乓球，我們難過了好多天。

1968年夏季的一天，小強把我和小寶拉到水井旁一座廢棄的破房子裡，神秘地對我倆說：「我準備明天到龍門山上去看我爸爸，你們倆去不去？」我倆一聽高興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強說：「今天早點睡覺，明天早晨6點鐘在大院門口集合。記住，要準備好乾糧，不要告訴家裡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們3個小孩子每人懷裡揣著紅薯面混合白面做成的窩窩頭和花卷饃，準時在大院門口集合後就上路了。我們沿著洛河邊的公路向龍門方向進發。從小城到龍門山有18公里路程。事先我們都不知道要走多遠的路，只知道只要沿著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龍門山。我們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邊歇一會兒，餓了啃一口乾糧，渴了跑到河邊喝口水。邊走邊玩，邊走邊問，大約在中午時分，終於找到了父親勞改的地方。

順著高大的圍牆，我們找到了大門。在門口，門衛擋住了我們。問明情況後，門衛拒絕我們進入。我們向門衛哭訴著軟磨硬泡了好久，最後還是被攆到了一邊。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小強說：「我有辦法，咱們可以爬到樹上往裡面看呀！」我們一起互相推拉著，爬上牆外的大樹，透過樹枝往大牆裡面張望。裡面是一排排的窯洞，我說這是我爸爸住的窯洞，他說那是他爸爸住的窯洞，越說越興奮，好像是故意氣那個不讓我們進大門的門衛。可能大人們都去幹活了，我們看了好久也沒有看到自己的父親。

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小強說：「我們該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們仨戀戀不捨地下了樹，離開龍門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來時那樣輕鬆了。3個八九歲的孩子，一天要走70多華里的路，又累又餓。早晨帶的窩頭在來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渴了我們也不敢離開公路到河邊去喝水了，因為河邊太黑。我們只好忍著飢渴匆忙趕路，再累也不敢停下來歇息一下。後來在學校裡學到「忍飢挨餓」這個詞時，我的體會特別深。

走著走著，看到前面有一輛拉沙石的馬車。小強小聲跟我倆嘀咕了幾句，我們仨就急忙追上去幫助推那輛馬車，目的是討好趕車的把式，讓我們能坐會兒他的車。車把式看穿了我們的小把戲，同意我們坐車，但一次只能坐兩個人，因為要保持馬車的前後平衡。小強提出讓我和小寶坐車，他自己走路，因為他年齡比我們大。這一路他總是像一個大哥哥那樣照顧我們。我們也不示弱，一定要讓他先坐。3個小夥伴互相推讓一番後決定輪流坐車，倆人坐車，一人走路，依次輪換。小強在車上呆的時間總是最少，他要照顧我們這兩個小弟弟。

馬車行了幾公里後就拐彎了，我們只好沿著公路繼續步行。天色已經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們又渴又餓，又累又困，實在是走不動了。這時隱約看到前方路邊有燈光，趕到後發現是路邊農民辦的小飯鋪。我們已經餓得頭昏眼花，兩腿發軟，個個東倒西歪的。飯鋪裡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錢一碗的「雜個」（一種近似雜燴菜的湯食），我們3個湊來湊去只湊了7分錢，用這7分錢買了大半碗「雜個」。

「雜個」端來後，小強說他一點都不餓，要我和小寶把它吃完。我和小寶說，如果小強哥哥不吃，我們也不吃。最後，3個小夥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謙讓著把那大半碗「雜個」吃得干乾淨淨。當然，小強吃的最少。吃完「雜個」，我們又匆匆上路。大約在晚上十二點的時候，3個精疲力竭的小夥伴終於回到了大雜院。這一天，如果沒有小強的照顧和鼓勵，我和小寶恐怕無論如何也走不了那麼多的路。

當我們邁著幾乎癱軟的小腿踏進大雜院時，發現很多人都沒有睡覺。小強家門口圍站了很多人，一隻很亮的大燈泡掛在小強家門外。這時人們發現了小強，急忙把他拉了過去。我和小寶也隨著跑過去，擠進人群。只見裡面擺了一張小竹床，小強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爛的衣服躺在上邊，小強的姐姐趴在小竹床邊上哭得死去活來。

原來，昨天小強的爸爸在龍門山勞改的地方自殺了。上午屍體已經運了回來，而那時我們還在去龍門山的路上。小強站在爸爸的床前，沒有眼淚，只是拉著爸爸冰涼的手反覆叫著：「爸！爸爸！…爸爸……！」在場的人們也都跟著留下了眼淚，一片抽泣。

多年後，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裏還是有一種發顫的感覺。

父親平反後，我們全家遷離了那座小城，與小強再也沒有見過面。父親官復原職後，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工作。大姐在一個研究部門做工程師，二姐在一所大學做教師，我從部隊復員後被安排到檢察院做檢察官。多年後，一位來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裡做客。當我問及小強的情況時，他說，小強在父親去世後失去了經濟來源，與姐姐一起靠收破爛維持生計。後來，姐姐下鄉插隊因為生活作風不好，嫁給了一個年齡比她大很多的農民，現在大山裡做農婦。小強因為盜竊被判了兩次刑，刑滿釋放後又參與搶劫，前年「嚴打」時被判了死刑，槍斃了。

聽了小城來客的話，我懵了，腦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補白：黑五類不能轉換成紅五類，但是紅五類或其他人很容易變成黑五類。劉少奇本是國家主席，紅到極點，因得罪了毛澤東，一瞬間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成為黑五類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間呼口號，將「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馬上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筆者的一位親戚，本身是貧農，在60年代初大飢荒時期編了一句順口溜——「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來了吃不飽」，隨即被打成壞分子。因忍受不了批鬥、侮辱、打罵各種殘酷折磨，他選擇自殺，死後被指控為畏罪自殺。  寒坡嶺

苦澀的懷念   作者 申夫

小時候第一次參加大隊全體社員大會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大隊部的院子裡搭起高高的會臺，台下全體社員或坐或站，聽革委會主任義正詞嚴、聲嘶力竭地在台上講話。在會臺的兩側，十多個黑五類分子在台上跪著，低頭認罪。他們中間，可能有鄰居家的大叔，有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的大爺，那樣的熟悉，那樣地親切，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怎麼突然之間，他們全變成了我們的敵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過節或有重大慶典活動，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們就被罰去掃大街，搞衛生，這叫勞動改造。記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個比我大不了三兩歲的孩子，聽說是替他年邁多病的爺爺來打掃的。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彎腰弓背掃大街的樣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這種懲罰就像掛牌遊街一樣，對心靈和精神的傷害要遠遠超過體力付出的百倍。那種羞辱，那種對人格尊嚴的踐踏，便是成年人也難以承受，更何況一個孩子！

這些黑五類分子所受到的歧視，今天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的，幾乎被剝奪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個年代血統論盛行，這種歧視不僅針對本人，還針對其子孫後代。黑五類的子女也成了黑五類，成了大家鄙視的對象，就連上學都受到限制。小學初中還可以，到考高中的時候就麻煩了。我很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個鏡頭：文革後期（或者是文革剛結束），正上小學的我，有一次到學校辦公室去，正好老師們在看初中畢業生考高中的成績。有位老師指著一個富農的兒子的名字說：「考得不錯，咳，可惜了！」一聲「可惜了」包含著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們的後代連婚姻權都被變相剝奪了——貧下中農、革命群眾的女兒誰願意嫁給一個地富狗崽子呀？我們鄰居有位老太太，那時候人們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兩個兒子拉扯大。等到兒子成年了，卻怎麼也說不上媳婦，人家一打聽他們家的出身就吹燈拜拜了。直到文革結束以後，一個兒子才找了個二婚的，另一個兒子現在都五十來歲了，還在打光棍。

父親有位朋友，叫馬家驥，是我們鄰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當地很有聲望的老中醫，他本人則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語文教師。雖然他一直為人謹慎低調，業務又好，但最終也難逃文革的厄運。文革結束後，一次他到我們家做客，跟父親談起往事，仍感到心有餘悸。文革中他不僅被勒令停課靠邊站，而且受盡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們這些反動分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自編自唱所謂「混蛋歌」：「我們都是大混蛋，妄圖復辟來變天……」誰要是不唱或態度不好，紅衛兵的鐵拳甚至皮帶就掄上去了。馬老師文革後被平反解放，又恢復了教師的身份，而且成為一方名師，後來一直做到我們縣級市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我們村還曾經有一個文革前的北大畢業生，名叫邵中。他本來不是我們本地人，滿口普通話非常標準。上小學那會兒還記得他偶爾冒出兩句英語，說得很流利，但村裡人誰也聽不懂，越發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國，或在香港，或在臺灣，海外關係複雜，文革中倒了大霉，被下放到我們那裡。最後他在我們村找了一個姑娘結了婚，平反後被安排在我們縣一中任教，後來做了那個學校的校長。

我上初中時的數學老師張澤民，河北趙縣人，曾經是我爺爺的學生，又曾短期教過我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和善而又才華橫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謂反動言論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蹲過幾年大獄，在建築工地被強制勞動。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時光就這樣白白地荒廢了，直到文革結束才又重操舊業。他是我從小學到大學最為敬重的老師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時候，他調回了原籍，聽說後來相繼擔任趙縣的教育局局長和副縣長。90年代初我在農大讀研的時候我們邂逅過一次，後來就斷了聯繫。

雖然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有人不斷地播種仇恨的種子，而我們也曾跟著別人的調子高喊連自己都沒弄明白的批判口號，但內心裏對那些「反動派」卻根本恨不起來，有時候反而心生一種同情和敬佩感。這些黑五類分子，特別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學問。除了剛才提到的兩位老師外，還記得一位右派，在儒法鬥爭和批《水滸》的時候作為反面教員，被勒令向全體社員講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講得非常形象生動，對於我們這些整天高喊著革命口號，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將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於是，上小學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殺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蓋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邊去了。

補白：2010年5月4日，北京大學舉辦120週年校慶。幾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老校友瀋志庸、王書瑤和燕遁符，以及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難者之子俞梅蓀，在主席台上舉出「右派冤」的字牌示眾，要求為反右運動受害者伸冤昭雪。閻桂勛老校友也在胸前掛著「冤」字牌站在會場大門口。在場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則是冷漠麻木，默不作聲，有的甚至說搞不清反右是怎麼回事。

當天在場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抗薩斯英雄鐘南山先生。鐘曾就讀於北京醫學院，該校於2000年與北大合併，沾親帶故也算是北大校友。鐘在一片熱烈掌聲中當仁不讓地登臺演講。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除了用大量時間自我表揚外，更不失時機地發表了如下的宏論：「剛才校友們（舉冤牌）的情況，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歷經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我把一切都看透了，這個賬怎麼算？找誰算？共產黨60年其實就30年做了正經事。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    嚴家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