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 兩萬億養命錢面臨貶值(圖)

中國兩萬億養老金面臨貶值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五個險種社保基金規模發展驚人。2001年累計結余為1639億元,但到2009年底就近2萬億元(1.96萬億元),9 年間增加了12倍,2002-2009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1%(養老保險含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不含企業年金基金;城鎮職工養老和職工醫療制度中含統籌和個人賬戶部分)。

社保基金規模快速擴大,令人喜憂參半。喜的是社保基金實力極大增強,徹底改變捉襟見肘的被動局面;憂的是投資收益率還不到2%,沒有跑贏 2.2%的CPI(2000-2008年),處於貶值狀態,且規模越大,貶值風險越大。目前社保五險基金的投資渠道只有存銀行和買國債,不到2%的名義收益率既低於國外任何一個實行國債投資的收益率,也低於國外任何一個實行市場化的投資收益率,幾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之前公布的10年平均收益率為9.8%,企業年金2006-2009年平均收益率為10.5%。如果取上述二者中位數10%為基準收益率,剔除基本社保五險基金2%的名義收益率之後,1997年以來五險基金的利息損失高達6000億元以上,相當於抵消了同期財政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所有補貼!

在過去幾十年,老齡化一直被視為是發達國家的「富貴病」。如今,老齡化已經成了全球性的挑戰。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即使沒有天災人禍,當今四五十歲的這代人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世界人口的下降。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組織的人口學家預計,到207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90億的頂峰,隨後下降。在此之前,一些國家的人口可能已經開始急劇下降了。

在人口萎縮所引發的老齡化問題中,東亞社會首當其衝。最嚴重的危機將出現在日本和中國這兩個東亞最大的國家。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齡將超過50歲,30%的人口在65歲以上,每9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是80歲以上的老人。日本80 歲以上的人口,幾乎將和15歲以下的人口一樣多。平均兩個15-64歲的勞動力,要養一個65歲以上的退休人員。日本幾乎就成了一個老人院。一個平均年齡為50歲的民族和一個平均年齡為25歲的民族比誰能幹活,勝算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的情況,不比日本樂觀。在 2000-2025年間,中國人口的中等年齡預計將從30歲提高到39歲。以這個標准算,中國到時候就是一個比美國還老的國家。表面看起來,中國的老齡化遠不如日本嚴重,實際上卻比日本更難應對。簡單地說,日本是先富起來以後才老的,中國則是沒有富就先老了。日常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有錢的老人,是個地道的「富翁」,生活中一般不會有大的危機。可怕的是老年貧困,無依無靠。2025年,大約13.4%的中國人口將在65歲以上。日本的老齡化達到這個程度時,人均GDP已經接近2萬美元,是中國現在人均GDP的6倍左右。中國在未來16年之內幾乎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中國將有3億60歲以上的人口。他們也就是現在40多歲的一代人,屬於計畫生育的一代,大多數隻有一個孩子。到時候可能出現一個勞動力養一個退休人員的情況,比日本兩個人養一個人的局面還要嚴重。加上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也沒有存養老金的習慣和制度,到時候就更無財力應付危局。

日本是個高科技發達的國家,國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並且受益於「終身雇佣」的制度,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工作能力。日本人的健康水平也是世界最好的。這些條件,使日本有更大的餘地應對老齡化問題。比如,人手不夠用,可以推遲退休年齡,讓老年人繼續從事商業銷售、計算機、教育、設計等工作。他們在這方面並不一定比年輕人差,甚至有一定的經驗優勢,大多數能夠自食其力,社會負擔也能相應減輕。

但是這樣的措施,根本無法搬到中國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以製造業為主,工人大部分都在干體力活。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目前中國的勞動力有將近一半在種地,另外1/5是礦工、建築工人、交通運輸工人,以及各種工廠的職工。你不能指望一個65歲的人再當建築工人,就是在服裝廠當製衣工也會力不從心。況且,現在許多人50歲不到就提前退休,怎麼可能到65歲時突然有了工作能力?再有,中國的經濟條件還不夠好,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勞動力的健康水平遠遠比不上發達國家。老人健康差,不僅無法工作,而且也會增加醫療費用,使國家財政雪上加霜。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全球老齡化現象,我們只有一個非常狹窄的「機會窗」。10年後,高度的城市化,會自然壓低生育率。到時候即使鼓勵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沒有人聽,「機會窗」會馬上關閉,老齡化將拖累中國的經濟。人口發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測性,同時又有相當長時間的慣性,這就要求人們必須依賴可靠的數據而非常識來進行政策判斷。

毫無疑問,中國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標還是要讓人口適當地下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避免「急剎車」所帶來的意外傷害。要「緩剎車」,就得提前行動20年,通過漸進的政策轉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劇老齡化。我們當年沒有聽馬寅初的話,晚行動了20年,至今還在為此付出著代價。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論,提前20年進行微妙的政策調整,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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