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農民楊友德在其牆壁上寫下「官逼民反」等字樣,他爬上「炮樓」,拿起自製的土炮,成功擊退了幾波強拆,在一定程度上確給人「反了」的感覺。在接受《新京報》的採訪時他表示:「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
這個淳樸的農民「一切生活來源都是土地」,意識到「‘投降’沒有出路」,強調「國家有法律有政策規定」、「希望能按政策給我補償」、「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補償費」……溫柔敦厚至此,求而不得,於是被迫拿起土炮抗爭。
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只需當地有司秉持公道,依法依規辦事,即相安無事,何至於將一個這般樸實的農民逼上「炮樓」?楊友德喜歡把維權叫戰鬥或打仗,他說「打仗要有戰爭策略」,其策略是拿起土炮。
楊友德只是一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莊稼人,但把國家法律和政策當無物的有司,存在明顯的不作為、亂作為,不是挺身主持公道,而是在默許強拆,從而也將一個農民逼成了戰士。手持土炮的楊友德,儼然是在反擊侵略者。
楊友德的目力所及,注定他的認識存在著一定的盲區。他「相信是下層瞎搞,上層是光明的」,這裡面便存在著一個悖論: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中國,倘使「上層是光明的」,那麼「下層瞎搞」又從何而來?下層不要了烏紗帽?
國家如此烏煙瘴氣,問題不是「下層瞎搞」這般簡單,也不完全是體制方面的原因。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一路走到現在,從來就是一個專制社會,從來就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回眸幾千年來,沒有哪個朝代會像今天這般黑暗。
追根溯源問題恰恰出在上層,沒有上層的詭異莫測以及長期的默許縱容,也就沒有下層為所欲為的殺人、整人和搶人……在極權社會裏,只要上層善於從宏觀上去把握,及時以點帶面去處理一些問題,中國也不至於不堪成這樣。
上層似乎有的只是表演家,到現在還看不到真正的實幹家。「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官府上下蛇鼠一窩,就連當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能在社會管理過程中公然廢棄,中國由此成為亂世,而且是個千年未見之亂世。
合法權益遭受嚴重侵犯的黎民百姓,即便層層上告至「偉大的首都」,即便向「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乞哀告憐,也得不到該有的救贖,「下層瞎搞」何足怪哉?殺人沒事,整人沒事,搶人沒事……倚官挾勢者又怎不胡作非為?
上層的官場混混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寧可得罪人民,也不想得罪「幫內弟兄」,只想混過任期就能快樂地作富貴閒人。這種不作為,這種權力的放任自流,不但毀了一個政黨,也將中國置於官逼民反的危境之中。
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日前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披露,他看到一個材料,2008年中國群體性事件已高達227000起,從2004年到2008年,在4年時間裏,從87000起發展到了227000起,即兩分鐘一起。這數據觸目驚心。
從楊友德被迫走上抗爭之路,用自製的土炮「打仗」,再到鮑彤先生所披露的這一串數據,不難看出中共當局「維穩」形勢的嚴峻,一種官逼民反的社會氛圍已然形成。苦難的祖國苦難的人民,何時才能真正走出不該有的輪迴?
可嘆無德無能的中共當局,面對一些原本不難解決的社會問題一籌莫展,官逼民反的「本事」卻十分了得,捏軟柿子整人的「本事」也無出其右。今天在成都中院,無恥的宣判又在對譚作人進行,此前已多次變換過「罪名」……
官逼民反「無罪」,殺人「無罪」,整人「無罪」,搶人「無罪」……維權或上訪「有罪」,撰文「有罪」,環保「有罪」,呼喚民主「有罪」,反腐「有罪」……這個國家的是與非、對與錯、罪與非罪的分水嶺,到底在哪裡?
不論你是誰,不論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論你過去的政治演出有多麼精彩,只要是在以官逼民反這種形式將中國再次拖進慘不忍視的輪迴,你就將成為真正的歷史罪人,就必將被清算,你想混過任期作富貴閒人的夢想不可能得逞。
官逼民反何時了?我問「光明」的上層,上層鴉雀無聲;我問「瞎搞」的下層,下層要麼在裸奔,要麼就一臉無辜;我問蒼天,蒼天黯然垂淚;我問小河,小河嗚咽陣陣……史不絕書的官逼民反翻到這兒,滿紙辛酸,不忍卒讀。
寫於2010年6月9日(廖夢君同學慘烈遇害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黃岐中學,殺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遙法外第1425天!遇害學生的屍檢報告和相關照片是「國家機密」!作家廖祖笙在國內傳媒和網路的表達權被黨國公然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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