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維平5月6日在自由亞洲電臺發表文章《小喬受到冷遇和中共外交官挨打》道，似乎這是兩個不搭界的國際新聞：流亡海外的上海作家小喬，在中共駐瑞典使館受到冷遇，而中共駐休斯敦的外交官郁伯仁，卻被美國警察一頓痛打，我看了網上眾說紛紜的觀點，深思再三，不勝感慨。我認為二者之間應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繫，即，當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遵守自已頒布的法律法規的時候，他們本身的合法權益也很難得到保護，換句話說，當他們趾高氣昂地粗暴對待別人，踐踏人權的時候，自已倒霉的悲劇就已經拉開了序幕！只不過他們愚蠢，缺乏良知和悟性，被權力迷住了眼睛，看不見而已。
據海外媒體報導，中國公民、現在流亡瑞典的上海作家小喬，從去年被中共當局剝奪回國權以來，已經多次到中共駐瑞典大使館交涉護照更新事宜，都沒有解決。5 月3日，當地時間上午9點40分，小喬又一次去使館，向櫃檯辦公人員表明要求，得到的答覆仍然是：「我們已經轉達給國內，暫時沒有新的答覆。」小喬不服，就在簽證等候區，打出了事先準備好的標語，其中一條用中文寫著：「我是上海市民，我要回國看世博會。」另兩條是用英文抄寫的，是中共當局已簽署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條款：「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和「任何人進入其本國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
文章道，其實，作為中共使館的工作人員，我相信他們每個人，都知道小喬用抗議行動給予他們的提示是正確的，即中共當局根本不應當違反自已的承諾，拒發護照給任何一個公民。
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據報導，10分鐘後使館人員告訴小喬：「你不能在這裡抗議，你可以到使館門外去。」小喬說：「我一沒有大聲喧嘩，二沒有散發傳單，三沒有找記者到使館內拍攝，絲毫沒有影響使館的秩序，只是抄了兩幅中國政府承認的聯合國公約和寫了我個人的要求，沒有任何違反中國的法律，我為什麼不能待在使館內？」使館人員費某竟然說：「你不能到人家的家裡抗議吧。」小喬立刻反駁說：我是中國公民，這裡也是我的家，就算「中國政府」是個「家長」吧，我在自己家裡，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等待「家長」答覆，沒有任何過分之舉！
這段對話非常精彩，小喬承認是自家人，費某則不然，但我認為，在小喬取得瑞典國籍之前，他們都是一家人，而且「政府」是中國的「家長」，公民是它的孩子，現在出了怪事：家長不讓孩子回家，而且家長的火氣很大。費某說，我們叫保安來帶你出去。小喬說，我要在這裡等候答覆。隨後使館的門衛（瑞典人），用英語對小喬說：「使館的人要求你出去。」小喬向他講明瞭道理，但他還是奉「家長」之命，強行將小喬拖出使館領事部接待室，小喬被迫與他發生肢體衝突，一路掙扎反抗，最後終因「力不能敵」，被拖出使館院門外，而後門衛鎖住院門，再不准小喬進去了。
請看！我們「偉大」的「家長」很有錢，光上海世博會就花了590億，當然雇得起洋人保鏢了，他們在別人的國土上，把自已的公民強行拖出了領事館，這種動粗丟人的行為，中國歷史上有嗎？家長推孩子，推到了瑞典，這真是咄咄怪事！
此後，報導又說，有人再來辦理護照或簽證時，門衛就用密碼給來訪者開門，無奈小喬一直在使館門外舉牌抗議到中午12時，才不得不離開了使館。看來，這個孩子比不上馮正虎有韌勁，小馮一直鬥得中南海親自發話，讓他回到了上海，而小喬又一次的維權運動竟失敗了！
不過，真正的失敗者不是小喬，更不是馮正虎，是中國的當權者，當他們把公民的合法權益作為兒戲玩的時候，自已被耍的悲劇也就必然開場了！所謂的「郁伯仁事件」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大背景下產生的，只不過，被庸俗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迷住了眼睛的人們，顛倒了是非觀，他們荒唐地認為，「家長」動粗是應該的，「家長」挨打卻是萬萬不行的！
據海外媒體報導，4月24號晚上，中共駐美國休斯頓總領館副總領事郁伯仁，在總領館附近，遭到了休斯頓警察的圍捕，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傷送進了醫院，在網上引起廣泛的討論，特別是在國內的官方網站上，一時間充滿了譴責美國警察的聲音。中共當局已經發出了抗議，要求美國政府嚴守《維也納公約》條款和中美的建交條約，保護中國駐美人員的安全。美國國務院4月 28號也表示，正在密切調查這個事件以及相關的執法許可權。而休斯頓的市長表示，三位涉案的警察已經重新安排了辦公室的其它工作。
我想，這件事的真相細節，還有待於進一步調查，但是，北京高層為何對小喬受到粗暴對待的事件，裝聾作啞，而對郁伯仁的挨打，則興師動眾呢？我們的國民為何在這個問題上，厚此薄彼，表現不同呢？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報導，最初，休斯頓的警察發現了一輛無牌照的汽車，就拉響了警報，要求他停車，但這輛車沒有停，而是一直開到了總領館的車庫，警車就追到了那裡，車庫的門打開以後，車子進去了，警方也追進去，把這個駕車的人銬上。這位就是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的副總領事郁伯仁。另外一名女乘客，後來中方證實是他的夫人。據說，警察後來知道了他是領事，有外交特權，就打開了他的手銬，並把他送到了附近的醫院去檢查，發現手部和頸部受傷。我想，可能他的頸部是在銬他的時候，警察把他按在地上的時候擦傷的，而手部是戴手銬時太緊，他掙扎所致，並無大礙，故他很快就出院了。
這就出現了類似上述的發生在瑞典的問題：每個人，不論身在何處，不論什麼地位，都應公正地對待別人，也希望得到它人的尊重！中共駐瑞典的外交官做到了嗎？郁伯仁做到了嗎？他為什麼看見警燈閃耀，卻不停車？中共外交官要不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法規？使館人員在瑞典唆使它人拖拉小喬，是否違法？是否不當？
有人說，郁伯仁挨打很可能是個陰謀。《看世界》網站的一篇很有說服力的文章，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即美國沒有一個全國性陰謀策劃的中心，和操控警察行動的可能性，所以它不太可能是在高層策劃的一個陰謀，然後落實到休士頓的地方警察去執行，因為它和中國的專治制度不一樣。我同意這一觀點。
對於郁伯仁來講，他受到粗暴對待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前者是因為美國警察的誤會，造成了外交風波，後者是中國的體制滋生了他的特權思想，使他得意時似乎忘記了身在何處！
無疑地，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在中共中央政法委領導下，全國各級的公安、法院、檢察院、國安等都擁有很大的權力，但對外交官一定是客氣的，給面子的，因為他們也是屬於國內特權的精英階層的，故久而久之，中共的外交官把不守法的壞習慣帶到了海外，更有甚者竟在國外對自已的同胞動粗或惡語相待。小喬是新近的例子，先不說她。拿胡耀邦來講吧，在滿妹寫的《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就有這樣一個細節：1989年4月14日，滿妹在美國出差期間忽然得到父親病危的消息，她擬立即乘機回國，便向舊金山領事館人員聯繫求助，但接電話的人不知道她是胡耀邦的女兒，對她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鐘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滿妹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秘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裡出了事，希望得到幫助，盡快回國……那人說，自已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見該書第13頁）由此可見中共外交官的霸氣和作風如此惡劣，由來已久。假如滿妹趕去大使館較真，大概只有告知真實身份，才能免於小喬之苦吧？所以，我很想請教郁伯仁一個嚴肅的問題，在他挨打之前，是否聽說了類似小喬這樣的中國公民被拒之國門之外的消息，是否感到於心不忍？是否認為中共駐瑞典使館的工作人員和保安做得對？如果他說，小喬是自找苦吃，中共當局做得對，他們是否也可以講：美國警察打你活該！
請不要責怪這一觀點勢單力薄，過於偏激，在中國讀者當中，類似的反應也不少，在《鳳凰網》有一篇文章題為《美國警察跟蹤闖館，抓走中國外交官，中方提出交涉》。它發表後一度顯示評論有將近300條，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這些評論當中，有70%贊成美國警察的做法，其中有一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網友評論說：在美國開無牌照汽車，丟盡了中國人的臉面，這樣的人居然能當外交官？據報導，這個評論的推薦總數，竟然達到3,394人次。這充分說明瞭「英雄所見略同」：世間萬物都存在著必然的聯繫，你依仗手中有權，狐假虎威，惡對它人，殊不知災難已經悄悄地向你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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