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見：「盛世」中的大旱
政府的水利部門轉化為水電利益集團，熱衷於大中型水利工程，以開發利用「清潔能源」的名義批量生產劣質水壩水庫，乃環境變異的主要原因。
去年華北十多個省市大旱，中國首次啟動一級紅色抗旱應急警報，而去冬今春，北方的人們感覺降水較多，特別是北京，與若干年前冬季少雪的景象相比，幾乎可以說是雨雪不斷，從冬季多雪直到春雨連綿。但是，歷來降水最為豐富的西南地區居然又遇大旱，而官方人士更聲稱，北方旱情也在初步顯現，今年中國可能面臨「南北方同時抗旱」的嚴峻局面。
治水歷來是政府的重要職責
從「奧運年」的嚴重雨雪冰凍災害，以及大地震，到連年的大旱，或大澇，中共治下的這個「和諧盛世」，實在脆弱得很。
旱澇災害不斷，而水利基礎設施大多年久失修，對次，「左派」們很喜歡批評指責，說是挑起了改革開放的農村土地承包，造成了這一惡果，因為農民各自只顧自己的承包土地，只顧自己經營生意，打工掙錢，顧不上興修水利的集體合作事業，結果農業的命脈在改革開放中日趨虛弱。
那麼，人民公社時代的農民或農民集體，是自發、熱情地興修水利設施的麼？
其實，在東方社會裏，治水歷來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人民公社從較為徹底的「一大二公」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其所有制維持公社體制，乃實質為國有的所謂「集體所有」，而在組織規模上則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承認仍維持私有制的初級社的規模合理性。然而，生產經營中較為靈活的生產隊，體現較小規模的農民家庭合作，而對於治水或水利，它們的能力畢竟有限，即使在公社體制中，也需要公社（鄉）組織，甚至需要縣或地區來協調，需要財政投入。改革開放前數十年，水利工程是較大規模的合作事業，實際多由政府主導，而人民公社，本來就是政社合一的組織。生產隊抽調勞力，提供一定的財力物力，與公社（鄉）及縣政府合作辦水利，而農民樂於參與其中，因為這樣的短期勞役工分照計，吃飯管夠，對他們有實際的好處。
問題是，在市場化改革中，教育產業化，醫療醫藥市場化，政府就自動地迴避其提供公共品的責任，對於農業水利也是一樣，政府自覺減少了財政投入，似乎承包了土地的農民就應該將水利事業也一併承擔下來。
然而，在土地承包體制下的農民合作，本來就需要重新探索，它的生長本來就是一個緩慢的、漸進的過程。而水利工程所需要的合作，由其現實條件和技術性質所決定，也本來就需要政府協調、組織與管理，更需要財政的相應投入。若政府迴避責任，則勢必造成災難性後果。
不過，若說政府在改革中純粹迴避責任，也不確切，只是，現實中的變化，將水利事業變了一個模樣。
「工程性缺水」
其一，土地承包改變了「吃飯問題」的狀態，為持續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在此過程中，政府的水利部門轉化為水電利益集團，熱衷於大中型水利工程，特別是長江三峽那樣的工程。於是，中國江河上遍佈水壩、水庫，以開發利用「清潔能源」的名義批量生產劣質水壩水庫，以發展之「硬道理」壓倒生態環境的道理，成為水電集團十分熱衷的事業，其背後，則有黨政官僚機構盤根錯節的利益糾結。
但是，水電橫行於江河湖海，卻未必得到水利。水電站以發電為效益，其蓄水、放水的控制，與農業需要未必合拍。同時，水壩的修建和維護都有問題，蓄水須防潰壩，該蓄水時不能蓄水、不敢蓄水，也同樣難以適應農時之需要。
「水利水電」事業迅速發展壯大之際，其工程效益卻與農業之水利愈益脫節，它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大，這是近數十年來水利異化的一個突出特點。
同時，大型水利工程中，出現了一種跨區域調水的種類，其典型即為「南水北調」，而南方缺水之態也漸漸顯露，未來之「北水南調」或者也有可能。然而，水資源畢竟不同於電力，並非建成一個全國性「水網」就可以將水調來調去。更嚴重的是，各地普遍缺水的局面漸漸形成，同時，水的污染勢頭仍未受到遏制，而耗費巨大物力人力財力，將並不富余之水或污染之水調去解渴，正在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持續性的鮮明寫照。
其二，山地、林地的承包不同於土地承包，農民難以像對土地承包那樣，以其熱情形成巨大壓力而衝破行政束縛，因為其承包效益需要較為長期的投入。但是，砍伐原生態林，大力種植橡膠林和桉樹林，以這樣的速生豐產林得到短期效益，對地方政府有巨大的誘惑力。
水稻生產中有「雙季稻」與「三季稻」，在一些地方，人們發現，「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三季稻」耗費許多人力物力，所得其實增加不多，甚至還可能得不償失。即使如此，無論怎樣，不大可能造成重大災難。林地經營則不同。一旦林地也弄成「三季稻」模樣，大規模的速生豐產林經營，其消耗的水與地力非同小可，對山地造成的生態破壞就成為巨大的災難。
在如此變化的「水利」環境中，釀造出一個頗具新意的概念，即所謂「工程性缺水」。不用說，降水最為豐富的西南地區屢屢出現大旱，實為「工程性缺水」之佳作。近年來，素以「天府之國」著稱的四川，不是大旱就是大澇，人們往往聯想，這是長江三峽工程的自然影響。如今連雲南也大旱起來，顯然，三峽工程在整個變化中只是個案，而政府那「看得見的手」操縱控制之下的體制運作，方為「水利」環境如此變異的主要原因。
溫家寶的一臉愁容
溫家寶在久旱的田地面前一臉愁容，與他在國際社會面前那慢條斯理、傲慢自大的樣子，是完全不一樣了。依靠「人口紅利」與「土地紅利」，中國的經濟增長儘管代價高昂，畢竟持續多年，使得國力明顯增強。這時，赫然發覺，社會保障，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等等，無一不需要巨額投入，而經濟領域本身，不僅「落後產能」 之高耗能低產出，須投資改造，而且農業基礎設施，也同樣欠下巨額債務。中國的政府現在不像以往那樣經常囊中羞澀了，甚至經常財大氣粗起來，但它的欠帳，還是大得很，只是它經常裝作看不見而已。
這樣來看，「科學發展觀」的確為中國之急需，而最為基本的「科學發展」即在於，國家放棄對資源之壟斷，政府放棄對市場、對企業的控制，專心致志做好自己本職的事情，即一為監管，一為提供公共品服務，把自己的手，從束縛經濟與社會生機的種種的事情上拿開。政府「手莫伸」，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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