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對思維"是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的一種表現。發生於20年前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局對1989公民維憲愛國運動的鎮壓，從鎮壓者一方來說，即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敵對思維"邏輯。它把對當政者的善意批評，解讀為居心叵測的"陰謀"；把對現存體制的質疑、分析，解釋為對現存政權的惡意否定。這是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鑄成歷史大錯的開始。
可怕的是，這種"敵對思維"邏輯至今還陰魂不散，阻礙著我們這個民族走向民主、走向光明，阻礙中華民族真正邁入現代政治文明。
在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20週年之際，本文擬就中國共產黨的"敵對思維"傳統，它的邏輯和歷史起源，它的現實意識形態功能，它在導致六四悲劇性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它與衰變中的黨專制體制間的關係等，做一提綱性梳理。
"敵對思維"界定
"敵對思維"首先指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它把社會人群簡單地區分為"敵"、"我"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敵人"，一部分是"自己人"，二者呈完全排斥性關係。
"敵對思維"又是一種政治文化，它訴諸敵對邏輯、衝突邏輯而不是和解邏輯、寬容邏輯。
"敵對思維"與現代憲政民主體制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只有公民（包括犯了罪的公民），沒有"敵人"；只有法律意義上的罪犯，沒有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敵對勢力"。
"敵對思維"又是與全球民主化與全球治理的大趨勢相衝突的，因為它總是假設"國際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國際社會基於普世人權原則的正常批評，解釋為對一個主權國家的"滲透"甚或"顛覆"。
顯然，在政治結構意義上，"敵對思維"只可能與一個東西有關，那就是現代專制主義政體。極權主義鍾情於"敵對思維"，因為它有助於社會動員，實施高度思想控制和烏托邦化的社會改造工程；極權主義又有賴於"敵對思維"，因為當專制體制發生危機或衰變時，只有製造"敵人"並嫁禍於"敵人"，才是當權者掩蓋自身污垢的最便利的手段。
中國共產黨"敵對思維"形成的邏輯與歷史語境
從發生學上講，中國共產黨曾經是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革命政黨。馬克思政治哲學遺產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套學說和"消滅私有制"的經濟主張結合在一起，對20世紀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者產生了巨大、深刻而又不幸的影響。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理解為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在兩大階級的衝突中賦予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形而上使命，是馬克思理論中最成問題的抽象之一；在實踐意義上，這個抽象則在20世紀的蘇俄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演進中招致可怕的社會-政治後果，那就是成百上千萬出身於"剝削階級"的人成了紅色政權下的政治賤民。他們都是被敵視者，被認為是現實的或潛在的"敵對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在這些場合，"敵對思維"不過是"階級鬥爭"邏輯的自然結果。
還要考慮到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發展、演變的具體歷史語境。在奪取政權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在國共對峙、外寇入侵等敵對環境中奮鬥了20多年。實施武裝革命、暴力奪取政權被認為是中國革命最寶貴的經驗之一。既然是"暴力"，當然不可能是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澤東語），而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戰鬥、衝突。"敵對思維"邏輯在這裡同樣獲得了最自然的表現形態和施展舞臺，乃至體現了歷史演進中的某種必然。
甚至中共黨內鬥爭，都與這種思維邏輯有染。人們常常驚詫於中共黨內自我整肅的嚴酷。比如李銳曾言，共產黨"從打AB團起，10年內戰肅反，自己殺自己人，殺了10萬"。這固然與黨內各種勢力之間拉山頭、佔"地盤"、互相排擠、追逐權力相關，殘酷的敵對鬥爭大環境又的確為這種內鬥提供了客觀場景和最現成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歷史是複雜的。中共"敵對思維"傳統的形成，確有其深刻的歷史方面、意識形態方面、乃至文化方面的原因。
1949年中共建政後，"敵對思維"與敵-我兩分法迅速與一黨制的政治結構整合在一起，成為中共實施政治動員、實現社會監控、保持一黨統治的得力工具。40年的國際冷戰格局固然是這種東西繼續延續的一個重要背景，但從根本上說，"敵對思維"邏輯植根於有西方激進學理背景、汲取了俄式革命經驗、又富含中國專制文化基因的中共黨專制的肌體深處，則是確定無疑的。我們都記得在那個年代的藝術作品中，除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有陰險狠毒、專事破壞的"階級敵人"，這不過是中共"敵對思維"邏輯最臉譜化的表達而已。"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曾是文革中傳播最廣、使用頻率最高的毛式"語錄"。黨的最高領導人甚至可以利用敵對邏輯整垮自己的政治對手。在這樣的場合，"敵對思維"邏輯又成了維護中共黨魁一人獨裁的最方便的武器。
六四定性中的"敵對思維"邏輯
從實證意義看，簡單的歷史研究者一定會對鄧小平關於八九學運的"動亂"定性深感不解，因為事實告訴人們，當時的學生示威者根本沒有提出過激的要求，也沒有採取過激的行動。4月18日北大等校學生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七條"請願書，內容包括︰1、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3、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布其財產狀況；4、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制定新聞法；5、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制定的限制遊行的"十條"；7、對此次活動作出公開的報導，見諸黨政機關報。顯然，這些要求是理性的、溫和的。後來雖然發生學生罷課、"衝擊新華門"等事件，也遠沒有到什麼"動亂"的程度。然而，鄧小平卻在4月25日斷言："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極少數人利用了學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正是根據鄧的這個講話，產生了《人民報》"4.26"社論對學運的"動亂"定性。以後整個事態發展都是圍繞堅持這個定性（當權者一方）和推翻這個定性（學生、知識份子和市民一方）進行的，直至絕食、戒嚴、對峙、開槍，整個事件以駭人聽聞的流血方式結束。
給敢於向黨提意見的人扣大帽子，這當然並非鄧的發明。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上演過這齣戲，把出言不遜的黨內外知識份子統統打成"右派"，讓他們下冷宮。鄧如今不過是重蹈毛澤東的覆轍而已。"批評共產黨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是這頂大帽子的基本邏輯鏈條。這當然是典型的"敵對思維"的產物。
然而，鄧又不同於毛。作為一代"開國領袖"，毛擁有足夠的個人權威和制度上的自信，在這個意義上，毛並不懼怕別人的批評。與毛相比，鄧是不自信的，這不但在於鄧在個人權威方面不能與毛相比，更在於經過文革"浩劫"，這個制度和這個黨的形象已經受到相當損害，它的醜惡一面已經暴露出來。作為頑固的黨專制體制的守護者，鄧自然要為這個體制遮醜，從而不可能容別人批評。鄧為什麼總說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直至要倒胡？歸根結底是因為胡耀邦要以一種更加大膽、更加開明的方式為這個黨尋求出路，而這在鄧小平、陳雲之類傳統的共產黨人看來無異於玩火。客觀地講，八九民運中的學生、知識份子和市民並無推翻共產黨政權的企圖，他們不過是希望推進中國政治改革。而鄧卻已經意識到這樣的改革最終將動搖一黨專制的統治根基，這是鄧一代傳統共產黨人所絕不允許的。在學運問題上，鄧也許真的認為有什麼"極少數人"在學生背後暗中指揮、興風作浪；也許他並不全信，但必須這麼講，才能為鎮壓找到理由，自圓其說。在前一種情況下，鄧本人就是共產黨傳統"敵對思維"邏輯的俘虜，仍然在不自覺地重演幾十年的舊夢；在後一種情況下，鄧則是在利用"敵對思維"的邏輯來故意混淆視聽，製造"敵人"，以擺脫專制政體的自身尷尬和窘境。
既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何以鄧不可能糾正自己在4.25做出的學運定性。趙紫陽曾天真地以為只要自己把責任承擔下來，鄧說一句"現在看來，學生問題並沒有原來說的那麼嚴重"，事情就可能出現轉機，殊不知鄧做出這個判斷並非全是北京市委陳希同等人"誤導"的結果，而是有其政治邏輯和更深層的政治考慮。鄧仍然是頑固的一黨專制制度的堅守者。這一條就決定了他必然堅持4.25定性，哪怕為此鬧個血流成河。
"敵對思維"與衰變中的黨專制
20年過去了，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黨專制及其基本的"敵對思維"傳統並沒有變。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的領導人不是在大力提倡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嗎？這不是正在遠離過去的"敵對思維"嗎？說這話的朋友顯然把不同領域的問題混為一談了。"和諧社會"不過是當今中共領導層為掩飾中國社會的深刻矛盾而搬出的意識形態新道具，"和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這個社會還很不"和諧"；"和諧世界"則是"和諧社會"在國際關係領域內的外推，是一種蒼白而無聊的文字遊戲。試想，連當代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尚且不敢承認，還談什麼建設"和諧世界"？
更何況，這種有關建設"和諧世界"的漂亮言辭是和對當今世界文明主流的恐懼與敵意深深聯繫、並互為表裡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不過是對後者的掩飾。黨專制體制的自身衰變則是這種恐懼的根本原因：我們看到，如果說與毛等"第一代"領導人相比，鄧作為"第二代"中共掌門人已經顯得不十分自信，那麼從"第三代"領導人開始，中共最高當權者已經基本喪失、甚或完全喪失了對這個體制的自信。他們其實知道，30年來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並不是這個體制"優越"的證明，因為正是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挽救了已經氣息奄奄的"社會主義"；而30年來產生的全部問題則恰恰是這個體制無能的證明，因為正是這個體制衍生出的貪腐力量正在從根本意義上威脅著體制自身的生存與延續。然而，黨的領導者們不敢公開承認這一點。作為"守攤者"，他們缺乏直面自身的變革勇氣。在自由知識份子的批評和吶喊面前，在網際網路的輿論風暴面前，在如乾柴烈火般一點就著的、風湧的群體維權浪潮面前，黨的領導人顯得極其被動。而他們越是被動，越是不自信，就越要把體制自身生出的問題歸咎於外部，歸罪於"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的"搗亂"和"破壞"，歸罪於"外部勢力"的"滲透"或"顛覆"。一句話，他們越是不自信，就越要乞靈於那個陳舊的、僵化的、然而又似乎特別好用、套在哪裡哪裡靈的"敵對思維"邏輯。這既是策略的需要，也是當政者自我心理安撫的需要。
不信，有文為證：
2008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徐天亮"的文章，"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貴在保持清醒頭腦"，該文上來就強調"清醒認識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指出：
這些年來，我們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全面推進理論武裝工作、新聞宣傳工作、思想道德建設、文學藝術創作，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提供了鞏固的政治思想基礎、強大的精神智力支持。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和反滲透的鬥爭仍十分尖銳而複雜，敵對勢力加緊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一是他們總是拿自由、民主、人權、民族、宗教這些話題大肆炒作，對我國進行造謠攻擊；二是他們的慣用手法是把個別問題擴大化、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把一般問題政治化，最終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三是他們利用媒體特別是網際網路等現代媒體對我國進行醜化、妖魔化。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做到敏銳而不過敏、冷靜而不遲鈍，努力增強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自覺性。
這是21世紀仍在中國大行其道的"敵對思維"邏輯的一個極好標本。根據這個"邏輯"，凡在中國大陸鼓吹自由、民主、人權、民族、宗教之類話題、特別是在這些問題上批評中共執政當局者，均有被"敵對勢力"利用、或乾脆就是國外"敵對勢力"代理人之嫌；凡從具體案例入手、又上升到制度層面分析現存體制弊端者，均有居心叵測，妄圖"把個別問題擴大化、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把一般問題政治化"之嫌；而凡在網際網路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者，則均有秉承國外"敵對勢力"旨意，肆意"對我國進行醜化、妖魔化"之嫌。
嗚呼！這是多麼可怕的"邏輯"！
誰說冷戰已經成為過去？這難道不是最典型、最露骨的冷戰語言？
根據這個"邏輯"，屏蔽網際網路、打擊異議人士、拒絕為六四平反等等就都是"合理之舉"，因為它們都是為了阻止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顛覆"！
愛國者成了"顛覆者"，忠貞之士成了"叛國"小丑。中國沒有被"顛覆"，歷史卻早已被顛覆得面目全非了!
"我們面前沒有敵人"
當今的"敵對思維"邏輯是專制當權者自外於人類普世文明的表現。它訴諸粗陋、虛偽的民族主義和黨國不分的"愛國主義"，混淆意識形態衝突與民族國家利益衝突間的不同，拒絕國際社會基於普世人權立場的正義批評，把海內外炎黃子孫中的持不同政見者（中華民族真正的民族脊樑）指斥為民族的"罪人"或"敗類"。總之，"敵對思維"邏輯自已去製造"敵人"，而後攻擊之，詆毀之，這是專制當權者無能的證明，也是這個體制確實已經走到末路的證明。
與專制當權者相反，民間反對派人士反倒表現出大海一樣的胸懷和氣度。成熟的民間自由人士已經掙脫專制和敵對思維同樣施加於自己的枷鎖（不要忘記，他們或多或少都有在這個體制內成長並接受"教育"的經歷），而開始用全新的目光、全新的角度、全新的立場審視自己和專制當權者的關係。無論是已經信仰基督的中國民間反對派知識份子，還是世俗的、站在理性多元論和憲政自由主義立場上力主改革的仁人志士，他們面對專制當權者發出的共同聲音是：我們面前沒有敵人。我們反對的是這個制度，但我們不把、或不再把任何具體的當政者視為敵人。
請聽這樣一位主張非暴力原則的民間反對派人士的表白：
非暴力原則中的核心價值是博愛。它與自由,正義,公平等價值觀一樣,是不分時空,不分人種而普遍存在的，是終極性的關懷。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人為地擴大階級矛盾，強化階級仇恨。在中國大陸成長起來的幾代人，由於長期接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共產黨文化"熏陶，對自己人可以春天般地溫暖,但對敵人則要愛憎分明,愈仇恨革命性愈強，對敵鬥爭自然可以不擇手段，談不上非暴力了。而博愛視全人類為一個共同體,視每一個人都有善的一面,認識到個人的解放與幸福只有在全人類的解放與幸福中才能永久地實現。
我們要用博愛這種大愛來分化對手，來感化對手，來改變對手，化敵為友。博愛不是懦弱，而恰是這種發自內心的愛大大增加了我們自我犧牲的勇氣。我們不是用我們的小暴對付對手大暴的弱勢群體了，我們是用我們愛與善之長，來對應對方的惡與恨之短。愛的信仰可以使我們勇敢地承受對手的打壓迫害。就是高牆電網內的牢房，我們也只當作休息的驛站；當作錘煉的學堂；當作"新郎進入新娘的洞房"。用非暴力原則中旳"博愛"來建立我們的道德高地，來重塑、統一我們的信仰。
我們鬥爭的目標是改變那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遊戲規則，而不是具體的遊戲人。在我們對立面的遊戲參與者也需要因我們的愛而移除疑惑、緊張、不安與恐懼之感，而我們也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我們想要打敗的是邪惡，而不是那些成為邪惡犧牲品的人們"。我們"並不是要打敗或者侮辱對手，而是贏得理解和友誼。其目標是救贖與重歸於好"（馬丁*路德*金）。暴力反抗只會給善於"引蛇出洞"的對手用更大暴力來鎮壓的藉口，而我們將用這非暴力的意志與行動去割斷那憎恨之鏈，去中止那惡的循環，去停住暴力的輪迴。
說這話的人是誰呢？著名的民間反對派人士、1998年參與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活動並為此蹲了9年大獄的査建國先生。這樣一位因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而坐牢、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卻仍然力主非暴力原則的人士闡發的觀點，難道不值得我們所有人、特別是我們的當政者駐足沉思、深刻反省麼？
中國的憲政轉型是一個偉大的、正在進行中的事業。它正在呼喚一種新的原則作為轉型自身的根基，這就是建設性對話的原則，寬容的原則，真相、正義與和解並重的原則，把一切個體生命體都視為有限存在、只有在人類整體的發展中追求無限的原則，嚴肅、審慎地面對過去又滿懷信心地爭取未來的原則。這個原則體現了人性中更加美好的東西，代表著更高水平的人類道德，是一種廣佈於宇宙人間的大愛。它是"敵對思維"邏輯完全不能比擬的一種政治文化和道德精神狀態。
中國的民間自由人士正在接近這種狀態，擁有這種狀態。這讓人感到欣喜。
"平反"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件早晚的事情，對此筆者並不擔憂。我們要做的，毋寧是把眼光看得更遠些，因為一個完全不同於"敵對思維"傳統的憲政民主新文明，正在向我們招手。
（（原載《縱覽中國》2009年5月15日）
本文作於2009年5月6日∼9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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