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將領劉湘侄孫的悲喜人生（上）（組圖）

一、 我的家史和父母們的遭遇

我叫吳世躍，現年61歲，住在大邑縣安仁鎮吉祥街16號，距劉湘老公館幾步之遙。我母親叫劉秀容，是劉湘大弟弟劉成章的女兒。

當年，我母親嫁給了邛崍縣冉義鄉的吳家。冉義鄉距安仁10公里，據說母親出嫁時，送親的隊伍有三、四里路長。

劉湘

母親嫁過去只有幾年時間，就遇上了1949年的"解放"。本來，劉湘的夫人一再叫我母親全家同她一起去臺灣，但母親放不下家裡這份產業，還有，她對"共產黨"和即將到來的"解放"是咋回事完全搞不懂。

不到一年，"解放"就來了，鎮壓、搞土改、追金銀、評地主......

吳家是當地的一個豪門大族，有田土上千畝，建有學校、糧站。我祖祖吳 ，外號"吳叫花子"，因為他愛跟窮人打交道，每當有叫花子（乞丐）上門乞討，他都吩咐煮飯給他們吃。最特別的是，他還要把自己的飯端到門口同叫花子們一塊吃，長期如此。"吳叫花子"的名聲傳得很遠，周圍幾個縣都知道，就是現在到冉義場上去都打聽得到。

他的兒子，即我爺爺吳仁安，外號叫"吳歡喜"，他最喜歡去給人家調解糾紛，成天笑嘻嘻的，所以人們叫他"吳歡喜"。

我爸爸叫吳慶華，解放前是大學生，1949年時還沒畢業。但是，我爺爺非要他回鄉當鄉長，爺爺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他還沒正式去上任就"解放"了。

吳家的很多人都被抓來關起，其中有我爺爺、我爸爸、我媽媽、我麼爸吳純一等等。

爺爺、爸爸、麼爸三個人是同一天被槍斃的。爸爸死得最慘。那是一個冬天，在冉義河壩開批鬥大會，爸爸他們跪在地上。工作組的人事先給一個叫龔玉華（音）的人作了工作，叫他來批鬥我爸爸。龔玉華來了，提了一個我們這兒叫"火提子"的烤火篼篼。批鬥完後，準備槍斃人了。龔玉華把"火提子"上面的灰扒開，把裡面的炭火吹得通紅，然後一把將我爸爸的後領子扯開，把通紅的炭火從他頸子倒下去。炭火把爸爸的後背燒得吱吱吱的，他痛得滾倒在地上。他們把他一把提起來又跪下，爸爸受不了，拚命掙扎，又翻滾在地，又被提起來，如此幾次。有人看不過了，開了槍，點的心--打心臟。這樣才結束了他的痛苦。

接下來打我麼爸，他是打的頭。槍響後，頭炸開了，骨頭、腦水爆得到處都是。他妻子在場，看到這一幕，把圍裙解下來，將麼爸的頭骨、腦水包裹在一起。

政府出了點錢，叫當地一個瘋子把我爸爸和麼爸從河壩拖到坡上埋了。這個瘋子姓鄭，還活著，前幾年他帶我去指了埋我爸爸和麼爸的那個坑坑，我這才開始上墳。

土改中，吳叫花子的後人共有11個被槍殺。他們是：吳澤芝、吳志誠、吳福田、吳三素、吳世昌、吳必成、吳炳生、吳作成、吳仁安、吳慶華、吳純一。

我七爸吳俊成的妻子吳楊氏土改時被關在鄉公所，逼要金銀財寶。看守她的人見七伯娘長得漂亮，就把她強姦了。七伯娘被放出來後，覺得沒臉回去見人，跳井自殺了。

強姦她的人叫李清銀（音），是冉義九大隊六隊的人。七爸吳俊成在飢荒年餓死。

我媽媽也被關押，同七伯娘關在一起。她被整整關了一年，天天逼要金銀財寶。能交的都交了，還是逼，她交不出，又吊又打，受不盡的刑。她頭髮又髒又亂，身上長滿虱子，一身臭氣，像個乞丐。

一天下午，她突然回來了，對帶我的保姆說，她是請假回來看娃兒的，還得再回去。當天晚上她並沒有住在家裡，她走了。走前她對保姆說，如果第二天早上她沒回來，就請保姆把我帶走，當自己的娃娃把我扶撫養成人。

當晚，媽媽去了一個叫金三躍（音）的家，金三躍全家都曾在我們家當過長工，工作隊把金三躍提起來當了武裝隊長，還發了槍。媽媽當晚同他們擺了一陣龍門陣（聊天），半夜裡，等他們睡沉了之後，她用背我的一根揹帶，吊死在金三躍的床欄上。

第二天一早金家的人發現後，趕緊把媽媽放下來，另找一根繩子，把媽媽吊到豬圈的茅廁上。然後去找村長蘇吉武。"村長，村長，劉秀容吊死在我家的豬圈裡了！"

村長來後，他跪在地上，對著屍體叩頭作揖地說："你吊死在我們家裡，你來害我們哪！"

蘇村長說："死都死了，喊人來把她埋了就是了。"

我的父母就這樣走了。據我們吳家的老人，80歲的吳繼成（也是地主）說，我爸爸死時25歲，麼爸只有22歲，我媽媽死時具體年齡不詳，但肯定也只有20幾歲。

二、我被收養和被遺棄的經歷

保姆聽說我媽媽吊死了，嚇壞了。這個時候，吳家的人被槍殺的槍殺、關押的關押，長工們也早走了，她一個人，十分害怕。於是，她收拾起東西，甩下我，獨自走了。

那時我還不會走路，餓得在家哭，哭得昏天黑地，沒人理，不知過了多久，一天還是兩天，我從屋裡往外爬。是從後門爬出去的，記得翻過了一個門坎。

我在門外的路上爬了一陣，不知怎麼就滾到路邊的一個溝裡去了，全身糊滿了爛泥。

那天是趕場，瞿家有一個叫王素芳的女人趕場時從我家院子前路過，她聽見有娃兒的哭聲，伸頭一看，看見了我。她說："這娃兒滾得這麼髒，可憐。"她把我抱起來。

王素芳正被培養當婦女主任，曾經到我家來看守過我們，因此她認得我是劉秀容的娃兒。

王素芳有個嫂嫂，結婚五、六年了都沒生娃娃，她把我抱起時就打算把我給她嫂嫂。她先把我抱回家，把我洗乾淨，然後給我吃飯。她先把吃剩的半碗肉端上來，我迫不及待伸手就抓，飯還沒來我就把肉抓來吃完了，可想我餓到什麼程度。
吃完飯，她把衣服給我穿得巴巴適適的，抱我去找她嫂嫂。

她嫂嫂聽說我是地主的娃娃，爸爸又是遭槍斃了的，不敢要。怎麼辦呢？不能把我又丟掉，王素芳看我長得得很乖，也捨不得。於是她去找村長蘇吉武，問他怎麼辦。蘇吉武說："大人有罪娃娃沒得罪。他才這麼大點，也沒享到什麼福。這樣吧，明天上午8點鐘開大會，我在會上說說這事，你把娃兒抱來。"

第二天在會上，蘇村長當眾說："王素芳抱了個娃兒，是吳慶華和劉秀容的兒子，現在吳慶華槍斃了，劉秀容自殺了，娃娃沒了父母。王素芳有個女兒，沒有兒子，乾脆就把這個娃兒給她當兒子，同意的舉手。"

所有的人都舉了手。

王素芳好高興，這麼順當就抱了個兒子。這時，她嫂嫂瞿楊氏後悔了，想要得很。但是王素芳不幹了，她自己想要。

就這樣，我成了瞿家的人（王素芳嫁給瞿家），我的名字改為瞿炳良。

王媽媽領養了我之後，接二連三地生孩子，我九歲多時，她又生了六個，加上以前的一個女兒和我，共有八個娃兒。這個時候遇到了"糧食關"（即三年大飢荒），家裡吃飯困難，王媽媽拖不起了，決定把我送走。她對我說："你有個姑姑嫁在冉義黃福聯（音）家，你到她那兒去。"當時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姑姑，我小時候憨乎乎的，什麼都不懂，沒有任何人指點我。為什麼呢？因為瞿家的人不願意其他人同我說話，怕別人告訴我我的真實出生，吳家的人更是不敢接近我。所以，我只知道王素芳是我的親媽媽，其它什麼都不曉得。

那天我被帶到姑姑家，姑姑獨自一人躺在一間爛茅草房裡，床是一塊木板搭的，被蓋都沒有。姑姑已經病得起不了床，她拉著我的手哭著說："我不曉得你還活著。"

王媽媽走後，姑姑說："那個角落裡有個小罐罐，裝米的，你去看一下，裡面還有沒得米，有米的話就打點來煮飯。"
我去把米全部挖出來，只有半碗。我把米煮稀飯，煮好後有三碗多。當天就吃了這點稀飯。

第二天，一點米都沒有了，早上我去地裡找了點厚皮菜回來，煮來吃了，就再沒辦法了。姑姑病得重，我看這兒呆不下去，獨自一人離家出走了。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我姑姑。好多年後，我才弄清楚，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叫吳素華，排行第四。土改時她也被劃成地主，關押起來受了很多刑法。土改的人把她捆綁在樹上，逼要金銀財寶。他們算賬說，姑姑有多少田，請了多少長工，剝削了多少年，該交出多少金銀。土改工作組的人發動農民去斗打。他們把姑姑衣服脫了，用豬背上的鬃毛穿入她的乳頭。有人還從茅坑裡舀來屎尿，撬開她的嘴，硬給她灌下去。

姑姑當年是嫁給冉義黃家的，姑父在土改後不久就死了，姑姑沒有小孩，無依無靠。我流浪幾年回來後，王媽媽告訴我，我走後姑姑被送到人民公社辦的"幸福院"，在那兒姑姑只住了兩三天就死了。姑姑的全部家產就是那兩間爛草房，她死後隊上把它拆了作柴燒。

三、外出乞討，九死一生

我從姑姑家跑出來後，不曉得往哪兒走，心想，沿著大路走，也許找得到吃的。

一路上我餓得心慌，只撿到一點蘿蔔根根吃。我走到高橋場，到飯館門前去守，果然守到別人吃剩的一點菜湯湯。我去端來喝，哎呀！那個味道我從來沒吃過，安逸！

從此，我開始了舔盤子的乞討生活。

我在高橋討了幾天飯，飯館的服務員趕我走，不准我在那兒要飯。我只得又走，往邛崍縣城走。

邛崍城裡也不准我要飯，我只得又走，沿著大路往雅安走。

流浪路上，我吃水溝裡的水蔥子、路邊的馬鞭草、芫須草。聽人說，一種叫豬鼻拱（即"折耳根"）的草草可以吃，我挖來吃，咦，清香清香的，還好吃。一路上，我只要聽說哪種植物可以吃我就挖來吃。水溝裡的水蔥子、田裡的烏瓜子、路邊的野草草、山上的野果子野花花、水苔蘚，還有樹皮，我都剝來吃過。

到了雅安，咦，不錯，這兒飯館多，也不趕我走，我在雅安呆了一段時間。

我東混西混，晚上怎麼辦？夏天，我跑到撻了穀子的谷草堆裡去睡，蚊子咬不到。冬天，我鑽到別人燒灰窯的窯子裡。有時在別人屋檐下的草堆裡過夜，但這種時候不多，因為主人發現了要打，把我當小偷。（我第二次出來流浪時還把我當特務抓來關起）

作者小照

下雨的日子最苦，沒找到過夜的地方只有頂著淋。後來我發現了一個避難處，就是墳墓。川西荒棄的墳一頭有一個敞口，可以鑽進去睡。有一段時間，大概有三個多月吧，我天天鑽到墳墓裡睡。我要等天黑了，往往是等群眾睡了才摸到墳地裡去，因為讓群眾發現了的話會把我當盜賊打。我永遠記得第一次鑽進去的情景。我躺下後，四周漆黑，我想看點光亮，心裏安穩些。我抻手亂摸，抓到一塊石頭，我把石頭墊到後腦，這樣，頭高一點，可以從敞口看到外面的一點光。第二天早上醒來，我把墊到後腦的石頭搬過來，一看，"石頭"原來是一個死人的頭骨！我那時小，才十來歲，也不曉得害怕，第二天晚上照樣爬進去。只是，這次我先用草草把墳裡面的塊塊渣渣掃出來了之後再睡下去。

在流浪討飯的那幾年裡，我好多次昏死過去。有時是餓昏了，有時是淋了雨感冒發燒，有時是又餓又病。有一次我昏倒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聽見有人說："這個叫花子要死了，已經在這兒睡了兩、三天了。"嘿，我沒死，幾天之後我又慢慢醒過來。我爬到溝溝邊，喝了點水，有了點精神，又爬到田邊扯草草吃。那時田裡麥子正在灌漿，我爬過去扯下一把麥穗，用手搓，吹一吹，一口吃下去。那個漿漿清香清香的，好吃！

我還在田裡扯"烏瓜子"剝米米吃。嫩的就直接吃，老的就扯草草來燒起吃，這樣要香一些。

野草草野果子吃多了，經常拉肚子，糞水從肛門流出來，我一點知覺都沒有，褲子打濕後，覺得冷，才發覺。我的腸胃病、風濕病就是流浪生活落下的。

那些日子，我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破爛爛，一身又髒又臭，過路的人看見我，遠遠地捂著鼻子繞開走。我自己也覺得自己太髒，於是，有河，或者有水溝的地方，我就脫了洗。衣服洗後晒在地上，我光著身子找個地方躲起來，直到衣服曬乾。

有一次我看到河裡有人撲通撲通游得很歡快，我不會游泳，但憨乎乎地跟著跳下去，結果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旁邊的人見我半天不起來，曉得出了事，一個人鑽下水把我撈起來，扛到岸上壓我肚子，我吐了好多水才活過來。

這次流浪，到底是幾年我記不清了，大概有五、六年吧。但我記得流浪的路線：邛崍--百丈--銘山--雅安--天泉--瀘定--康定--爐霍。當時，我不知道我劉家的身份，更不知道劉文輝有個兒子就在爐霍縣，而且是供銷社的主任，否則，我一定要去找他，人生的命運也許就是另一回事了。

後來外面不准流浪了，要遣返，我便回到生產隊。

四、地主子女，生存這麼艱難

我回到生產隊勞動時，大約十五、六歲。那時，一切靠工分吃飯，一天的滿分是10分。同我一樣年歲的人，貧下中農子弟評8分，我是地主子女，只評4分，最多5分。我幹的活比他們（貧下中農子弟）重，比他們多。為啥呢？因為地主子女不敢有絲毫的偷懶，更不敢講價錢，重活累活我都得去幹，否則就要挨批鬥。

每年冬月間或臘月間年終結算，算工分，我一年到頭幹得比他們多，但工分少一半。工分少，分糧就少，根本不夠吃。每年都是如此。我一分了糧就計算，多少斤穀子，一年有多少天，一天可以吃幾兩，一頓又吃多少。算下來，一頓只能吃一兩多穀子。因此回到生產隊幹活，仍然挨餓，我幹活時，常常餓得虛汗直流。這樣幹了幾年，實在拖不下去，於是我第二次出去流浪。

我仍然沿著上次的路線走。翻越二郎山時，我鑽到山洞裡過夜，一天夜裡，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朝洞口走來，我聽見呼哧呼哧的氣息聲。我想可能是條熊，聞到我的氣味了。我嚇得跳起來，一把抓住洞口的一根樹枝，拚命地上下左右亂舞！

那黑乎乎的東西退走了，我還在亂舞，根本沒看清是不是熊。那一夜我不敢睡，緊緊握著樹枝，睜大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我這次流浪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原因是我被抓了。

那一天我流浪到盧定，餓慌了，我身上還有討口時別人給的一點錢。我找到一戶人家，對他們說，能不能給點吃的，玉米饃饃、稀飯羹羹都行，我可以付點錢。

他們給我了吃的，我坐下來享用。

正吃著，幾個民兵突然衝進來把我捆綁起來。原來，這戶人家認為我是偽裝成叫花子的特務，他們在給我飯吃時就向公社匯報了。

我被押到公社，又押到盧定縣城，他們讓我老實交待，我如實說了，但他們高低不相信，認定我是偽裝了的特務。我被押到雅安專區，雅安打電話到邛崍，最後落實了我的身份--一個沒有家的、無人照管的孤兒。

雅安把我放了，我沒有馬上回來，雅安是個要飯的好地方，飯館多，剩的菜菜湯湯也多，我吃了這家吃那家，甚至抱著溲水桶一陣猛喝，溲水桶裡有油水，味道也不錯，回想起來比現在的肉還好吃。這樣，回生產隊之前，我吃得臉上還長了點肉。

回到生產隊後，生活仍然十分艱難。這時，我聽人家說，在成都，雞蛋可以換糧票和布票。我決定試一試。第一次我身上只有10多元錢，我買了點雞蛋到成都去，果然換到了糧票、布票。我把糧票拿回來賣，嘿，還掙了幾個小錢。我來了勁，開始學做生意。後來，我花20多元錢，買了一輛舊自行車，這樣就更方便了。我開始掙了一些錢。可惜，一次在路上，我被工商所的人抓住了，所有錢和東西全部被收繳。他們說，想要回錢和東西，必須開來三級證明。"三級證明"指的是生產隊、大隊和公社的證明。我怎麼敢去開？我出身又不好。

所以，我第一次"下海"就輸得精光。

莫法，我又出去流浪，這是我第三次流浪。這次時間更短，沒多久就被國家抓起來關押在成都多寶寺。我被關押了近三個月，放出來時我頭髮長得很，一身骯髒。

從多寶寺釋放回到生產隊後，人們不敢同我說話，我在生產隊抬不起頭，只得去跟一個木匠師傅學手藝，主要是拉鋸子改木板。我幹了一年多，只吃飯，沒有工錢。後來，國家不准五匠人員（木匠、鐵匠、泥瓦匠等）"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又被清理回來。

還是得做生意才能生存，我又買了輛自行車。

我白天勞動，晚上悄悄去買一些蔬菜，等別人睡了再把菜托回來，天不亮就趕到雅安去賣，同時把雅安的菸酒帶回來賣，比如8分錢的經濟煙、4角錢的芒果煙、2角4分一包的飛燕、5角錢一包的大前門。買煙要排隊，一次只能買5包，我就一次一次地排隊買。煙買回來後我不敢公開賣，只能打給販子，價格可以翻一倍。

在偷偷摸摸做生意的過程中，在眉山、雅安、彭山的路上，我先先後後被工商所收繳了四輛自行車和好幾千元錢，辛辛苦苦掙的一點財產轉眼就沒有了。不過，人還沒有被抓、被打。真正把我整傷心的還是生產隊。

"文革"中"一打三反"運動時，大隊書記龔年笙和生產隊長王良清說我投機倒把，把我抓去"學習班"批鬥。同時，他們抄了我的家，把我的幾十斤麥子、一百多斤穀子和一輛新自行車全部抄走了（自行車從此成了大隊幹部的公車）。

我被捆綁起來批鬥，那天晚上，鬥爭會結束後，他們用一個拌桶把我蓋起來，關在保管室。我雙手反捆在身後，悶在拌桶裡，夜裡，屎尿都拉在褲襠裡。第二天，保管員瞿留生來掀開拌桶，把我放出來。

我又一次一無所有，家裡連一粒糧食都沒有。我跑到一戶姓冷的夫婦家，他們給我煮了飯吃，看我實在沒法，兩口子商量後又給了我一升米。多年來，我一直對他們心懷感激。

我把那升米吃完後，沒辦法了，不得不又一次外出流浪。

地主子女，生存得好艱難！

五、捆綁吊打，逼我走上絕路

1976年，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年。

一天，幾個公安人員突然把我抓起來，銬到安仁鎮付安鄉一幢房子裡。這幢房子是當年劉湘手下一個叫劉麻子的連長修的私宅，現在還在。

在那兒，我遭受了我一生中最慘痛的吊打！天天皮鞭暴打，還用扁擔砍，一身打得稀爛。

他們為什麼下狠勁打？因為我不承認偷了供銷社的布。

在付安街上有一個供銷社，1976年7月28日，供銷社的布被偷了。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是我偷的，因為我曾到處流浪，又是地主子女。那個年代，地主子女，人人都可以欺負。

我們問我7月28日在哪兒，在幹什麼。我想不起了。我一輩子沒讀過一天書，日子過得稀裡糊塗，某天某日真是記不起。

說不出來，又不承認，幾天幾夜連續吊，暴打！打得我屎尿失禁，拉在褲子裡，右膀和右手腕也被吊脫臼了（後來是赤腳醫生給我接好的）。下手最狠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公社的武裝部長史國強，我永遠記得。

六、七天後，他們突然說："地震那天晚上你在哪兒？"

這一下我猛然想起了，197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那天我印象深，當時我正住在雅安車站後面的一個招待所，地震發生時，那門格吱格吱地響。

我趕緊把"不在現場"的證據告訴他們。第二天他們去調查了，我所說的是事實。

但是，他們仍然不放我，仍然把我銬起，只是沒有再吊打了。

那天中午送飯時，他們把我手銬打開一隻，另一隻仍然銬在樓梯的欄杆上。吃飯時我發現地上有顆鐵釘子，我悄悄把它撿起來。當天夜裡，我用釘子挖磚縫的石灰，然後取下一塊磚。接著又挖，總共挖下六、七塊磚，人可以鑽出去了。

但一隻手還銬著。為了活命，我拚命往外拉，手磨得鮮血直流，我還拿釘子戳，最後終於掙脫了手銬，但手上留下了終身的傷痕。

我逃出去之後，不知往哪兒走，絕望得很，我萌生了死的念頭。

我回到家，買了20多粒"敵百蟲"，晚上關上門，一口氣全部吞下去。

我們瞿家有個嫂嫂，她每次到民安村時都要來找我擺擺龍門陣。也是我命不該絕，第二天她剛好來了，她看快中午了我門裡面還是關著的，她從門縫看，看見鋪蓋好像裹著人。她拍門，又喊，都沒應答。她估計出事了，趕緊去把大隊赤腳醫生吳世龍叫來。吳世龍來把門砸開，見我牙齒咬得緊緊的，於是撬開我的嘴，灌水，不知又灌了什麼藥，半天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