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先把大陸人權標榜為"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大概是在2000年3月外交部的所謂新聞發布會上。江澤民一夥在1999年發動了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的全面迫害，從鋪天蓋地的造謠誹謗，到強行洗腦和非法關押，甚至酷刑折磨打死打殘法輪功學員，中共製造了波及數千萬人的人權災難。中共既不給法輪功任何說話的機會，又不敢讓外界做獨立調查，面對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中共作人權詭辯時就無理取鬧地叫囂"歷史最好時期"。
在人們驚嘆於中共睜眼說瞎話的本事之餘，中國人民的人權就莫名其妙地"被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了。"被處於歷史最好時期"說明瞭幾個問題。
第一，"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之類的說辭不能成為逃避罪責的藉口。假如說一個人過去每天無辜殺害100個人，現在每天無辜殺害10個人，在無辜殺人這個事情上，他可能標榜自己正"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逃避法律責任的藉口。同樣，中共根本不能用這個藉口來搪塞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人權譴責，更何況中共在人權問題上根本就沒有實質的改善。
第二，中共越是在高喊什麼的時候，歷史表明中共常常就越是在掩蓋什麼。高唱"和諧"，一定是社會"不和諧"，高喊"穩定"，一定是社會"不穩定"。中共叫嚷人權"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之時，其實正是在人權大倒退之際。對"真善忍"大打出手，動用一切國家資源迫害自己的主流民眾，把念在方外的法輪功修煉者當作最大的敵人。天安門廣場讓人"被自焚"，無數法輪功學員失去言論自由"被說話"，集中營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導致"被自殺"，中共正在製造著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中共有什麼資格標榜"最好時期"？它喊的目的就是想要無賴地混淆視聽，以便進一步封鎖真相，障礙外界瞭解中共的惡行。
第三，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不是橫向地跟世界潮流和普世價值比，而是在縱向地跟過去比，顯然中共知道它是在人權問題上是理屈詞窮的，不敢面對國際社會和自己的百姓。中共表現出的不過是它一貫的"我折騰自己的人民，你們管閑事吃飽了沒事幹"的流氓嘴臉。
第四，中共把5000年的中國歷史篡改成了中共幾十年的歷史。大唐盛世時人民享有的言論和信仰自由就不用說了，就說民國時期，中共的機關報可以在蔣介石的鼻子底下公開發行，中共最吹捧的文人魯迅對國民黨的批評之尖銳、嚴厲，是人所共知的，他也沒有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關押和多大的迫害。中共的所謂"歷史最好時期"常常是跟它自己惡劣的過去相比。把過去幹的醜事居然當作它今天愚弄世界的資本，可謂無恥之極。如果中共真比過去好了，為什麼還不敢讓人民說話呢？還不敢讓法輪功學員講真相呢？一旦包括活摘器官在內的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殘酷迫害的真相大白天下，人們會震驚地看到，在金錢的驅動下，中共今天干的壞事比過去惡劣多了。
可見，中共要人民"被處於歷史最好時期"，不過是製造一個藉口去進一步掩蓋真相，鉗制人民瞭解真相的自由。中國人要想真的"處於歷史最好時期"，就不能不要先解體中共這個絆腳石，把"被時代"連同中共一起拋棄。
不留證據的迫害令是怎麼來的?
中共本來就是土匪出身，經過幾十年的暴力執政，越來越黑社會化了，其行為也越來越類似於黑社會的幫規。中共的打手及其幫凶對上司意圖的揣摩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給大家舉個例子：
黑龍江省北安市石泉鎮法輪功修煉者姜秉志被非法關押在綏化勞教，因為拒絕"轉化"（放棄信仰）一直遭受嚴酷的迫害，直到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的主要過程是這樣的：有一天，惡警打開姜秉志被非法關押的牢房，往裡扔了一個方便袋，然後又扔了一個方便袋。包夾的犯人於是心領神會，把方便袋套在姜秉志的頭上，用繩子在脖子上勒緊後，幾個包夾圍著群毆。由於缺氧窒息，再加上狠毒的毆打，當天姜秉志就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氣，變成了植物人。幾天後，姜秉志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含冤離世。
在這個慘案中，從表面看，殺害姜秉志的是幾個專門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的包夾。可是，是誰下的指令呢？正是那個扔方便袋的警察。沒有這個警察的暗示就沒有這樣的結果。這很像警匪片裡的鏡頭：老大要做掉誰，有時是一個動作，有時只是一個眼神，手下便心領神會，不聲不響就把人給殺了。
中共的警察們是不是也留了這麼一手？反正人又不是自己動手殺死的，自己也沒有下過命令，有朝一日即使追究起來，也沒有自己什麼事。這樣的警察不是比那些叫囂著"打死白打死"去親自動手行凶的警察更為險惡嗎？
再深一步追究，警察又是接受了誰的命令？他為什麼敢這樣對一個生命如此輕率的發出打殺的指令？警察所接受的指令是不是也經常是某種不留證據的指令？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中，中共成立了一個超越於公檢法司之上的專門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的特務組織──"六一零"辦公室。這個組織在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非法綁架、勞教、判刑，幾乎全是由他們發出的指令。那麼，"六一零"是怎樣發出迫害的指令的呢？
"六一零"的人員很多時候並不直接參與到迫害的第一現場。他們除了下達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非法抓捕、勞教、判刑的指令外，還有一個明確的指令，就是要求實施迫害機構必須完成的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轉化率"。他們很清楚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轉化率"沒有異常殘酷的酷刑是根本別想達到的。而相關機構也早已把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轉化"和直接參與迫害人員的政績、升遷和獎金掛上了鉤。
對此，那些基層的警察們也早已心領神會。他們非常明白，上級逼著要"轉化率"就是逼著他們下毒手。要把一個人的信仰給轉化到相反的方向上去，這可能嗎？這不明擺著是上級指使警察逼著讓這些法輪功修煉者說假話嗎？
可是強制的命令由誰來下？這需要領導明說嗎？領導這個時候就是在看下屬的表現：誰敢往前衝，誰就是自己的人，就是中共所需要的人，誰能領會領導的意圖誰就將得到重用。對法輪功修煉者一級一級加碼打壓的指令就是這麼來的。
當然，在中共不同的階層還確實存在著一些極其邪惡之徒，他們鐵了心要跟中共走到底，完全和中共站在了一起，毫無人性地肆意迫害。所以，對這些人中共是一點方式也不講的，就是明確下令。
對法輪功修煉者殘害的指令全是來自於中共邪黨這個惡魔。其實，中共明確下令也好，採取暗示的手法也好，都逃脫不了必定滅亡的天意。無論迫害手段掩藏得多麼隱蔽，相關的責任人員一個也掙脫不了歷史將對他們進行的正義審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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