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為「北望神州六十年:香港傳媒報導中國大陸的歷史回顧與前瞻」的研討會上,在親北京報章工作的數名講者均指出,報章上報導的,與事實不符,以致或被以言入罪,或要離開的經驗。
曾在左派機構工作,並於1970年創立政論雜誌《七十年代》(後改名為《九十年代》)的總編輯李怡指出,在權力私有制的中國,權力是一代代相傳下去,在這種精英淘汰制下,任何人均會變成大怪物,不願意制約自己的權力,若真的愛國,便應制約自己的權力,讓新聞工作者揭露社會問題,予以改進,但中共現在仍是打記者,早前新疆當局打記者便是一個例子,所以他是對中共政權不抱希望,對人民和新聞自由抱持希望。
不過,有來自中國內地的傳媒提出質疑,認為政權與新聞自由不可分割,她用親身經歷指出,現在每天上班,打開電腦便會發現一大串的指令,指明有那些新聞事件不可報導,在剛過去的六十週年國慶,中宣部的要求是,不光是內容,連報章刊出的樣式也要緊跟《人民日報》。
李怡回應說,他不是對政權有信心,而是對人民有信心,以現在網際網路的發達,他不相信中國市民會接受連版面樣式也一樣的新聞。
展望前路,同是來自親中報章《文匯報》的劉銳紹和程翔則有不同見解,親中但已結業的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說香港仍是中國土地上較為自由的地方,劉認為在香港報導中國新聞要按「四合院」原則,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和符合操作原則;但曾因言獲罪而被判間諜罪成的程翔則認為,即使得罪權貴,有些事情還是要實話實說,揭露三鹿奶粉的記者便是一例,可見有些犧牲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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