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源頭活水

2009-09-27 16:20 作者:馮偉林 一

前不久，我在湖南大學作了一次關於湖湘文化的演講。講湖湘文化，繞不過朱熹。岳麓書院的石壁上有"忠孝廉節"幾個大字，這是朱熹留下的墨寶，鐫刻了八百四十年。

寫這幾個字時，朱熹只有37歲，正當壯年。在他之後，很多人走進這深深庭院，會在大字底下久久駐足凝視，書院中，朱老夫子光彩照人的金像彷彿在向人們發問--

你從哪裡來？

要到哪裡去？

面對朱熹，我常常捫心自問：我從哪裡來？我的理想抱負呢？一懂事，我就開始尋找安身立命的道理。我還記得讀《四書集注》時的場景，清純的眼睛裡充滿渴望。在人生路上艱難跋涉多年後，我終於明白朱熹和他的進取精神。

朱熹在岳麓書院說過，一個人只有"以聖賢為己任，以天下為己任"，只有具備了"仁、孝"的美德，才能完成道德的自覺，才能成為具有理想人格的真誠君子，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或許，"忠孝廉節"正是知識份子的精神動力和源頭活水。

此刻，我要到哪裡去？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目標，我們的願景呢？

我就這樣默念精神的清泉；

我就這樣尋找朱熹的足跡。

二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五日，福建龍溪城外毓秀峰下，朱熹降臨人世。此前四年，發生了改寫歷史的"靖康之恥"。

皇帝父子做了敵國的俘虜，臣民哪有尊嚴？童年記憶中的山河破碎和亡國之痛，過早地浸淫著朱熹幼小的心靈，他，注定要承擔起國運的重負和時代的使命。

朱家世代尊信儒學，五歲就讀了《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21歲做了泉州同安縣主簿，相當於當今的常務副縣長。

同安縣比較偏遠，貧富分化導致民怨沸騰。朱熹就向皇帝奏請減免苛賦，實行仁政，他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治國理念。

但此時朝廷正忙於與金國議和，哪有時間去管什麼"仁政"，去管什麼老百姓的事？

皇帝的漠然給朱熹潑了一瓢冷水。

朱熹沒有泄氣。他將同安縣做樣板，在全縣推行禮樂教化。很快，這個地方就有了鳥語花香，有了政通人和。

朱熹在朝野有了些名聲，但他埋頭做學問。這位年輕人，一直在尋找報效國家的途徑，等待建功立業的機會。

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孝宗趙昚繼位，擺出廣納賢言，重振雄風的樣子。

朱熹坐不住了。他以監潭州南嶽廟之職向皇帝寫了一份厚厚的奏疏，從思想、政治、軍事等幾個方面剖析了南宋的社會狀況，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表明瞭其力主抗金的決心。

孝宗被這奏疏震撼，當即下令朱熹入朝奏事。面對年輕的皇帝，朱熹慷慨陳詞，勸皇帝組織抗金，說到激動處，他開始指責起皇帝來，這讓皇帝不高興了。

乘興而來的朱熹只得到了一個武學博士的虛職。壯志難酬，這其實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的共同悲劇。朱熹學問再大，名聲再響，也走不出這個週期律。

15年過去了，朝廷又突然想起了朱熹。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朝廷任命他做南康知軍。朱熹的激情又調動起來。上任伊始，他就貼出安民《榜文》，想讓境內的百姓安居樂業，積蓄抗金力量。為了這個目的，他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朝廷要求減免賦稅，遭朝廷詔斥。

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寧宗趙擴繼位，征朱熹入朝做皇帝的老師。此時，朱熹已過完65歲生日，但白髮蒼蒼的他又有了一線希望。

可純潔的朱熹哪裡知道，皇帝要的是阿諛奉承。當朱熹真誠地勸道寧宗停止修茸東宮和下詔自責的時候，皇帝的臉色變了。在讒言中，朱熹被逐出朝廷。

我想，朱熹走出臨安城的時候，一定是一個愁雲慘淡的日子。設想一下，如果讓朱熹碰上李世民，那是一種何等輝煌的歷史氣象！但是，歷史不可假設。

三

一生中，最讓朱熹牽念的地方是岳麓書院；

一生中，最讓張栻難忘的時刻是朱熹的到來。

朱熹到岳麓書院來了，這是張栻的幸運，更是岳麓書院的幸運。

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從福建崇安抵達岳麓書院的時候，已是深秋。

書院山長張栻懷著激動興奮之情，用隆重的儀式，迎接這位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他率領眾多弟子早早地肅立山門，合掌恭候。

張栻的名氣也很大。他是抗金名將張浚之子，與當時朱熹、呂祖謙齊名，並稱"東南三賢"。

兩位大師終於牽手在最成熟的季節，中國的文明頓時增加了重量和色澤。他們談笑風生，一步一步走向書院的講壇，進行歷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演繹一段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傳奇。

朱熹和張栻各有不同的生活經歷和學術道路。他們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躋身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他們要展開學術辯論，要深化對理學思想的認識。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岳麓書院講學，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民謠唱嘆"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不僅講堂裡擠滿了人，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乾了。

朱熹還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只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後來命名為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師。

"朱張渡"的遺蹟還在，我在岳麓山下求學的時候，常常在不經意間經過朱張渡，恍惚間還看到兩位大師飄逸的身影。我想，兩位大師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水之間。它是源頭活水，既豐富了湖湘文化的內涵，又推動了理學思想體系的建構。

兩個多月後，朱熹要回福建，他想給岳麓書院留點什麼。清早起來，朱熹來到書院的講堂，凝神片刻，揮筆寫下了"忠孝廉節"四個大字。

這四個大字遒勁有力，滾燙如火。它就這樣刻在書院的前廳左右兩側，讓後人們去讀百年，讀千年，永讀不厭。

四

800多年前，66歲的朱熹在武夷山寫過一首詞。

江水浸雲影，鴻雁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渺煙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隱括杜牧之齊山詩》

這詞富於哲理，頗堪玩味。我想朱熹寫這詞是一揮而就，心情非常愉悅。他不明白晚唐的杜牧為什麼那樣感傷悲觀。杜牧在重陽登山後很失望地說："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其實，人生不如意，豈能恨落暉？

自古以來，中國的讀書人似乎就與自然山水有著某種親緣關係，這可能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觀念有關。

武夷的明山秀水，溪光煙嵐，是朱熹歇息的港灣，是他生命的最後堡壘。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12月，朱熹被皇帝逐出京城，他一回到武夷山，就在山下筑了幾間小屋，種下很多竹子，取名"竹林精舍"，後改名"滄州精舍"。他寄希望於教育，來培養人才，寄希望於著述立說，來影響後世。

朱文公祠坐落在武夷山下的小溪邊，我一步一步走進去，恭恭敬敬，生怕驚擾了什麼，又生怕踩痛了什麼。這是滄州精舍的舊址，朱熹在這裡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歲月。

我以為，朱子理學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為天下蒼生修身養性、實現生命價值指明了方向：求理、憂患、進取、道德、兼容。

記得在臺灣考察的時候，我曾與故宮博物院的一位學者交流朱子學說，我們有個共同的觀點就是，在中國歷史的治亂興衰過程中，朱熹的大一統觀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萬物的心態，成為了全民族走向統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

五

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九日，晨曦初露。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下的滄州精舍裡停止了最後的呼吸。

春光滿地，無處告別。

一代偉人就這樣遠行，一個時代就這樣終結。

福建建陽縣黃坑鄉九峰山下的大林谷，是朱熹安息的地方。一抔黃土，滿目青翠。我去憑弔的時候，墓碑已經斑斑駁駁，依稀可見"宋先賢朱子、夫人劉氏墓"幾個字。

朱熹死後九年，宋寧宗嘉定2年（公元1209年），朱熹被尊稱為"朱文公"。嘉定5年（公元1212年），朱熹的《四書集注》被列為國學。

元代時期，朝廷規定以朱熹的《四書集注》課試士子。元順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下詔興建朱子祠廟，稱"徽國文公之廟"，朱子開始受到朝廷的朝拜。

明朝一開國，朱元璋明確以朱熹及其理學思想為統治思想，詔令天下立學，教學內容和科舉考試都要以朱熹的傳注為宗。

到了清代，康熙帝下旨將朱熹的牌位由文廟東廊移至大成殿，入"十哲"之列。

與此同時，朱熹的名字和他的思想傳播到了國外。朝鮮的李氏王朝時代，朱熹受到了極度推崇；日本的德川幕府時代，朱熹之學成為官學。去年初秋，我去日本訪問的時候，聽到自民黨總裁池田大作在日本創價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致詞，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講朱子學說。

是什麼原因讓朱熹得到了歷代統治者的崇奉？我想是他為後期封建社會構建了一套精密而系統的統治思想體系。

朱熹走完了成為聖賢的生命歷程。我在追尋的過程中，忽然感到：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但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賢自己挑盡了天下所有人的煩惱。

六

少時我就讀朱熹的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朱熹的一千多首詩章裡，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

我總以為，斯文一脈，朱熹的理學是儒家文化的必由之路，而儒家文化是現代文明的源頭活水。沒有昨天就沒有今天，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和將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在中華民族艱難的歷程中，從來都是前仆後繼，薪火傳承；從來都是聖人氣象，自強不息。

比如朱熹，他就視傳統為"源頭活水"，他從不否認傳統的精華，從不否認佛道之學對他的影響，甚至在他後來所建構的學術思想體系中，從範疇、命題到思辨方法，對佛道之學的吸收、利用都是非常明顯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朱熹又給了我們一面文化反思的鏡子。

所 以我想，傳統與現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要想徹底割斷，做不到；要想原封不動地搬到現在，不可能。我們只能通過不斷地順應時代的發展，去發展傳統，傳統才 會有它的生命力，但是這個傳統的根子是絕對不能夠斷的，是源頭活水。比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是西方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兩大事件，就與傳統文化和兼收並蓄 息息相關。

清代學者龔自珍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的時候，從中總結了一套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

龔老先生大約是看透了歷史的欺詐和虛偽，因而對歷史極度的不信任。然而，要滅掉一個國家，首先要滅掉它的歷史，讓這個國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了，沒有歷史之根，那麼還有這個國家嗎？

而所謂"滅其史"，就是滅掉它的文化。文化消亡，則民族消亡。一個不認同本國文化的人，你讓他愛國，他愛得起來嗎？

如果一種文化是單薄的，你要去豐富，而不是嘲笑；

如果一個民族是醜陋的，你要去正視，而不是逃避；

如果一個國家是落後的，你要去發展，而不是拋棄！

行文至此，我想起在岳麓書院聽過"新儒學"主要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的一次演講，他一語中的地指出：儒學在21世 紀是否還有生命力，主要取決於儒學是否能經過紐約、巴黎、東京，最後回到中國，儒學只有在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莊的姿態回到中國。儒學要想在當今時代 得到發展，確立起新儒學哲學人類學，必須與西方對話，在超越層面上與基督教對話，在社會政治層面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在深度心理學層面上與弗洛伊德對話。 唯有如此，儒學才會有鮮活的生命，才能在未來中國找到自己的位置。

壯哉此言！儒學在海外找到了知音，這是儒學的幸運。從中我們深深感到：朱熹還沒有走遠。

朱熹走了，他留下如許清泉，留下源頭活水。

朱熹走了，他留下的清瘦背影讓每一個中國人讀著，醒著，久久地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