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是最善於利用所謂危機反敗為勝的，所以很多政客其實也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幕後大導演，他們可以先"人為"製造問題，再解決問題，從而"師出有名"，壯大自己勢力，同時打擊政敵。透過現象看本質，從1979年2月17日鄧小平在掌權前發動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從而徹底掌握了兵符，為取代華國鋒奠定了基礎），到1989年六四之前的4月22日和23日在西安和長沙分別發生的所謂"打砸搶騷亂"事件導致定性的四.二六社論出臺(使李鵬在與趙紫陽的權鬥中佔得上風），再到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餘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和平上訪的所謂圍攻事件（為江澤民鎮壓法輪功製造了極好的口實），莫不如此。
本來，在十八大人事布局前夕，緊跟江繫上海幫的廣東本土政商勢力被作為團派勢力攻城略地、敲山震虎的突破口，從廣東籍的最高院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經偵局長鄭少東、廣東"政法王"陳紹基、黃麗滿提拔的深圳市長許宗衡一一被拿下，團派通過中紀委副書記何勇高舉反腐大旗打擊上海幫等政敵，可以說是所向披靡，團派的汪洋大有成為"新粵王"之勢，江勢力節節敗退，民間甚至屢屢傳出上海幫大將周有康被雙規、年邁戀棧的江澤民在湖南火車"人為"對撞中被重傷的傳聞，似乎已經樹倒猢猻散，團派已經穩操勝券，今後只要與太子黨勢力進行權力分贓即可。然而，狗急也會跳牆，如何扭轉不利局面、穩定原派系內的全國官員軍心就成了上海幫的當務之急（也是原廣東本土官員派系反擊欽差大臣汪洋的需要），要力挽狂瀾的唯一途徑只有利用偶然發生的特大事件或者人為製造特大事件了，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傳統中國，只要抓緊軍警的大部分兵權，就能確保自己的紅旗和江山不倒。而最近廣東韶關的維漢工人衝突，延燒到今日的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群眾暴動（因為尚缺有力證據，記者現在還無法證實維漢衝突是某些政客幕後導演的），偶然發生也好，人為操縱故意引發的也好，恰恰為江繫上海幫反撲創造了一個反撲良機。
本來，隸屬江系的王樂泉在天高皇帝遠的邊疆通過多年鐵腕統治已經成了名符其實的"新疆王"，加上插手資源大省新疆各種礦產資源的分配掠奪，與廣彙集團孫廣信等山東籍老闆的官商一體化讓王樂泉家族擁有天文數字的個人財富，新疆武警支隊更是升格為副軍級，政權、兵權、財權統統在手使王樂泉漸漸做大成尾大不掉之勢，成為政治局中誰也不敢小覷的實力派人物，如此"結私朋黨"不要說現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就是以前各個皇朝時代都是皇帝非常忌諱的眼中釘。團派派到新疆的新銳副書記胡偉"潛伏"多年卻像小媳婦，連自治區常委都不是（這也可見王樂泉根本不把團派放在眼裡），更不用說取代王樂泉了。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團派早就在收集王樂泉在經濟方面的黑證據，通過反腐戰擊倒王樂泉指日可待，至少可以十八大前後換掉王樂泉，給他一個全國人大或政協的虛職，如果新疆能持續保持和平穩定，讓王樂泉被迫離開油水多多的新疆是團派勝算在握的。
如今可好，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江繫上海幫最怕國內外平安無事、最怕經濟挂帥取代政治挂帥，那樣會讓武裝力量重要性降低，減少自己在政治局裡的話語權，因此所謂"國內外敵對方分子"的老調重彈是上海幫所樂見的，這也算唇齒相依的辯證法了。而新疆暴動看似之發生在烏魯木齊，其實牽一髮動全身，因為軍警必然要在維吾爾族人口聚集的例如伊犁、喀什等地加強佈防力量，以便防止第二波暴動和緝拿在逃的暴動骨幹力量，公安部門就不必說了，整個成都軍區和附近幾個省武警部隊的佈防必然都會做出調整，只要兵馬一調度，周永康和江繫在軍中的代表人物重要性大增，立馬重振旗鼓，讓人馬士氣大振。如果該事件越鬧越大，那自然會追究到事件源頭廣東韶關的領導責任，雄心勃勃的政治局委員、團派大將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自然脫不了干係，他在十八大後邁進政治局常委的仕途之路徒增艱險，這也是江系這次反擊團派的戰果之一。
新疆暴亂後續事件如何發展，是否會改變目前中國政壇的權力布局，我們將繼續追蹤報導。
原題目：新疆維族暴動使團派勢力遭遇重挫：上海幫反撲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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