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九年六月四日，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David Pilling 採訪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黃亞生，訪談中，黃亞生對中印經濟發展進行了比較。黃亞生在此特別反駁了"民主妨礙發展"，極權調控經濟有優勢的觀點。
黃亞生認為，"民主妨礙發展"的觀點得不到任何經驗和數據的支撐，一個集權政府做壞的決策可以和做好的決策一樣快速。民主政府做決策時慎重而緩慢，這才可以避免他們倉促地做壞的決策。事實證明與這種論點正相反，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總是伴隨著政治的透明和開放。印度政治表現最糟的時候，正是她偏離民主的時候。
黃亞生的訪談簡單易懂且說明問題。極權政府在調動國家資源時確實非常快速，它不需考慮保護人權，不需要慮保護環境；不惜浪費國家資源，更不惜快速做出壞的決策。這種快速動員和決策的背後是一系列的嚴重錯誤和浪費。中共極權政府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證實了這點，它的肆虐成災的豆腐渣工程給人民造成的危害，以及中共極權統治的腐敗造成的高昂的統治成本都說明瞭它的經濟發展的效率的低下。中共極權經濟的表面繁華是建立在對本國百姓的殘酷壓榨和拋棄百姓社會福利的基礎上的。
什麼是有效，通俗簡單地說，就是避免浪費，不走彎路。
中國經濟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以後就走上了不惜破壞環境、不惜破壞人權、不惜浪費資源的"三不惜"的歧途，而且已鎖在這個歧途上難以自拔。
如果現在還有人說，極權制度可以快速發展經濟，那只能說明他自己的無知。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先生在北京外語學院回爐培訓時就聽說了年輕有為的黃亞生，二十年後他果然不同凡響，在中國眾多附庸的經濟學家誤導民眾的危言聳聽聲中，發出他有理有力的獨立聲音。
二00九年六月十日於芝加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黃亞生認為，"民主妨礙發展"的觀點得不到任何經驗和數據的支撐，一個集權政府做壞的決策可以和做好的決策一樣快速。民主政府做決策時慎重而緩慢，這才可以避免他們倉促地做壞的決策。事實證明與這種論點正相反，經濟高質量發展時，總是伴隨著政治的透明和開放。印度政治表現最糟的時候，正是她偏離民主的時候。
黃亞生的訪談簡單易懂且說明問題。極權政府在調動國家資源時確實非常快速，它不需考慮保護人權，不需要慮保護環境；不惜浪費國家資源，更不惜快速做出壞的決策。這種快速動員和決策的背後是一系列的嚴重錯誤和浪費。中共極權政府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已經證實了這點，它的肆虐成災的豆腐渣工程給人民造成的危害，以及中共極權統治的腐敗造成的高昂的統治成本都說明瞭它的經濟發展的效率的低下。中共極權經濟的表面繁華是建立在對本國百姓的殘酷壓榨和拋棄百姓社會福利的基礎上的。
什麼是有效，通俗簡單地說，就是避免浪費，不走彎路。
中國經濟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以後就走上了不惜破壞環境、不惜破壞人權、不惜浪費資源的"三不惜"的歧途，而且已鎖在這個歧途上難以自拔。
如果現在還有人說，極權制度可以快速發展經濟，那只能說明他自己的無知。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先生在北京外語學院回爐培訓時就聽說了年輕有為的黃亞生，二十年後他果然不同凡響，在中國眾多附庸的經濟學家誤導民眾的危言聳聽聲中，發出他有理有力的獨立聲音。
二00九年六月十日於芝加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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