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參加布拉格查理大學"民主牆"30週年紀念會議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正是魏京生先生在北京西單牆上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的三十年紀念日。這一天，魏京生先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學參加了「民主牆30週年」的特別紀念會議。其他民主牆期間的活躍人物及歐洲的學者、教授及專家們也參加了這次活動。
這次國際性會議由查理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羅然（Olga Lomova）教授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民主牆時期的領軍人物魏京生、王軍濤、任畹町、陳邁平；以及來自芬蘭的Lauri Paltemaa，來自英國的邵江，來自捷克的Martin Hala（哈維爾的前助手），以及來自波蘭的Justyna Jaguscik。
以下為魏京生先生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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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西單民主牆回憶》
時間整整過去了三十年，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記得西單民主牆。我在各國旅行的時候經常會被人認出來。在街道上、在餐館裡人們上來打招呼的時候常常會說：你比以前胖了。其實十年來我的體重一磅也沒有增加，只不過大家總是記得我在法庭上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和28歲時相比，我肯定是胖了不止一點。那張照片是我第一次被判刑後的十四年裡，外界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張我的照片，所以使用率很高。據保存它的法國圖片社說，是世界上使用次數最多的一張新聞照片，為他們賺了不少錢，將來也不可能打破這個記錄了。因為現代技術不會讓人像中國政府一樣，把消息封鎖得這麼嚴密。
即使這樣，也不應該有那麼多人認識我。我也不是電影明星、政壇大佬、富商巨賈，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陌生人認識我呢？這是因為民主牆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意義確實非常重大。無論對中國人來說還是對外國人來說，都有一種讓人震驚、讓人目瞪口呆的感覺，甚至終生難忘。所以有不少人過了二十多年，還能在大街上認出一個曾經在照片上見過一面的人。他們大多數人過去和現在都不從事政治或新聞工作，多數都是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
中國人在那個時代非常苦悶。毛澤東的美好理想顯然是破產了。當人們從美夢裡回到破爛不堪的現實中的時候，回到基本的生存都沒有保障的冷冰冰的現實中的時候，那種苦悶、彷徨的精神狀態使人麻木。民主牆的新思想給人們帶來的震驚和刺激，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閃電。「原來還可以這樣思考，還有這樣一條活路」。對於沉溺在信息封鎖的死水中的中國人來說，這條可能的活路肯定是終生難忘的。這是人們印象深刻的原因。
那時候的外國人普遍認為中國人善於忍耐，不像正常的人一樣有感情會反抗，所以共產黨的暴政對這個特殊的種族正好合適。直到最近幾年，還有記者問我：你的思想是受哪本書（暗指西方學者）的影響？你把誰當作了榜樣？你為什麼會那麼勇敢？等等。他們基本上不知道，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些方面並不比西方人落後。特別是勇敢地反抗暴政，是中國人的一貫傳統。當時的西方人普遍不瞭解這些，他們看到的只是被毛澤東封鎖的虛假信息。所以他們看見民主牆的年輕人如此大膽、視死如歸，這種顛覆性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當時民主牆風靡全球。記得當時有西方記者告訴我，不但在中國，而且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了民主牆；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臺灣也有了民主牆。二十年後我在臺灣遇到了很多民進黨的前輩領袖。他們告訴我，79年的時候，他們受到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感召，然後開始突破當權者的禁區，發動了美麗島運動，終於衝垮了一黨獨裁的制度。
三十年了，東方人西方人都沒有忘記民主牆，是因為它確實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它沒有什麼很特別的理論，它只是重複著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成熟了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理論，而且顯得不是那麼的成熟，不如西方過去和現在的理論家們。唯一比較突出的「理論」，就是指出並分析了鄧小平及其領導下的中共必然走向專制，不可能走向民主，促使人們放棄對共產黨的幻想。
民主牆開創的新時代，是一個敢於用行動來反抗共產主義專制的時代，是民主和人權從理論走向行動的時代。在那之前，這個世界普遍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普遍認為像納粹和共產黨這樣的超級暴政，不可能從內部被推翻。所以人們沮喪地讓民主、人權的理論停留在了鐵幕和竹幕的外邊。很少有人關心專制統治下人民的反抗，幾乎沒有人願意支持這種「沒有希望的反抗」。
當一群年輕的中國人毫無畏懼的活躍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和法庭上的時候，中國人震驚了；共產主義陣營的人震驚了；全世界都震驚了。人們發現：統治者原來不是那麼強大，反抗是可能的，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也是可能的。這不是什麼「沒有希望的反抗」，這是完全可能完成的歷史使命。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減輕了許多，人們再也不能阻止里根總統預言柏林牆的倒塌。
隨後的一波又一波民主的浪潮，摧垮了這個世界上的一大批獨裁專制政權，其速度超過了之前的一個世紀；也使這之前多年積累的民主、人權理論，成為了現實。遺憾的是，開創這個大潮的中國沒有完成它的民主事業。那一批年輕人現在都已步入老年。世界又開始患上了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對支持民主的熱心下降了很多；對新進民主的國家的倒退容忍的太多。中國人和全世界熱心民主人權的人們又開始憂心忡忡。
我始終是樂觀的。有如此勇敢而又賦予智慧的人民，就永遠有希望。沒趕上前一次浪潮，還有後一次的機會。也許，歷史給了我們中國人更多的責任。下一次我們還會是開創者。(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正是魏京生先生在北京西單牆上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的三十年紀念日。這一天，魏京生先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學參加了「民主牆30週年」的特別紀念會議。其他民主牆期間的活躍人物及歐洲的學者、教授及專家們也參加了這次活動。
這次國際性會議由查理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羅然（Olga Lomova）教授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民主牆時期的領軍人物魏京生、王軍濤、任畹町、陳邁平；以及來自芬蘭的Lauri Paltemaa，來自英國的邵江，來自捷克的Martin Hala（哈維爾的前助手），以及來自波蘭的Justyna Jaguscik。
以下為魏京生先生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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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西單民主牆回憶》
時間整整過去了三十年，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記得西單民主牆。我在各國旅行的時候經常會被人認出來。在街道上、在餐館裡人們上來打招呼的時候常常會說：你比以前胖了。其實十年來我的體重一磅也沒有增加，只不過大家總是記得我在法庭上的那張著名的照片。和28歲時相比，我肯定是胖了不止一點。那張照片是我第一次被判刑後的十四年裡，外界能找到的唯一的一張我的照片，所以使用率很高。據保存它的法國圖片社說，是世界上使用次數最多的一張新聞照片，為他們賺了不少錢，將來也不可能打破這個記錄了。因為現代技術不會讓人像中國政府一樣，把消息封鎖得這麼嚴密。
即使這樣，也不應該有那麼多人認識我。我也不是電影明星、政壇大佬、富商巨賈，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陌生人認識我呢？這是因為民主牆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意義確實非常重大。無論對中國人來說還是對外國人來說，都有一種讓人震驚、讓人目瞪口呆的感覺，甚至終生難忘。所以有不少人過了二十多年，還能在大街上認出一個曾經在照片上見過一面的人。他們大多數人過去和現在都不從事政治或新聞工作，多數都是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
中國人在那個時代非常苦悶。毛澤東的美好理想顯然是破產了。當人們從美夢裡回到破爛不堪的現實中的時候，回到基本的生存都沒有保障的冷冰冰的現實中的時候，那種苦悶、彷徨的精神狀態使人麻木。民主牆的新思想給人們帶來的震驚和刺激，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閃電。「原來還可以這樣思考，還有這樣一條活路」。對於沉溺在信息封鎖的死水中的中國人來說，這條可能的活路肯定是終生難忘的。這是人們印象深刻的原因。
那時候的外國人普遍認為中國人善於忍耐，不像正常的人一樣有感情會反抗，所以共產黨的暴政對這個特殊的種族正好合適。直到最近幾年，還有記者問我：你的思想是受哪本書（暗指西方學者）的影響？你把誰當作了榜樣？你為什麼會那麼勇敢？等等。他們基本上不知道，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些方面並不比西方人落後。特別是勇敢地反抗暴政，是中國人的一貫傳統。當時的西方人普遍不瞭解這些，他們看到的只是被毛澤東封鎖的虛假信息。所以他們看見民主牆的年輕人如此大膽、視死如歸，這種顛覆性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當時民主牆風靡全球。記得當時有西方記者告訴我，不但在中國，而且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了民主牆；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臺灣也有了民主牆。二十年後我在臺灣遇到了很多民進黨的前輩領袖。他們告訴我，79年的時候，他們受到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感召，然後開始突破當權者的禁區，發動了美麗島運動，終於衝垮了一黨獨裁的制度。
三十年了，東方人西方人都沒有忘記民主牆，是因為它確實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它沒有什麼很特別的理論，它只是重複著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成熟了的民主、自由、人權的理論，而且顯得不是那麼的成熟，不如西方過去和現在的理論家們。唯一比較突出的「理論」，就是指出並分析了鄧小平及其領導下的中共必然走向專制，不可能走向民主，促使人們放棄對共產黨的幻想。
民主牆開創的新時代，是一個敢於用行動來反抗共產主義專制的時代，是民主和人權從理論走向行動的時代。在那之前，這個世界普遍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普遍認為像納粹和共產黨這樣的超級暴政，不可能從內部被推翻。所以人們沮喪地讓民主、人權的理論停留在了鐵幕和竹幕的外邊。很少有人關心專制統治下人民的反抗，幾乎沒有人願意支持這種「沒有希望的反抗」。
當一群年輕的中國人毫無畏懼的活躍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和法庭上的時候，中國人震驚了；共產主義陣營的人震驚了；全世界都震驚了。人們發現：統治者原來不是那麼強大，反抗是可能的，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也是可能的。這不是什麼「沒有希望的反抗」，這是完全可能完成的歷史使命。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減輕了許多，人們再也不能阻止里根總統預言柏林牆的倒塌。
隨後的一波又一波民主的浪潮，摧垮了這個世界上的一大批獨裁專制政權，其速度超過了之前的一個世紀；也使這之前多年積累的民主、人權理論，成為了現實。遺憾的是，開創這個大潮的中國沒有完成它的民主事業。那一批年輕人現在都已步入老年。世界又開始患上了新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對支持民主的熱心下降了很多；對新進民主的國家的倒退容忍的太多。中國人和全世界熱心民主人權的人們又開始憂心忡忡。
我始終是樂觀的。有如此勇敢而又賦予智慧的人民，就永遠有希望。沒趕上前一次浪潮，還有後一次的機會。也許，歷史給了我們中國人更多的責任。下一次我們還會是開創者。(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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