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連德
1911 年初，那一場發生在東北的大鼠疫，是那個夾縫時代的產物，中西交匯的結果，並以一個不會說漢語的中國人為主角。
1910 年 12 月 30 日，在『中東鐵路』哈爾濱站附近的一所旅館裡，持有英國護照的馬來西亞歸僑、年僅 32 歲的東三省鼠疫防治總醫官「伍連德」起草著一份電報。
他字斟句酌、異常慎重，他在陳述著一個驚人的結論：蔓延兩月有餘、已造成千萬人死亡的瘟疫，並非日本學者「北裡柴三郎」所定義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過跳蚤在人鼠之間傳播，恰恰相反，它是「飛沫傳染」、在人際間通過呼吸道擴散的產物。他說，這種鼠疫是《肺鼠疫》。
這個論斷異常聳人聽聞！當時，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揚揚的滅鼠運動已進行了一個多月。在【活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 、【由就近巡警發給】的激勵下，僅奉天一城即已滅鼠25，347 只，奉天全省更達到了 80，972 只。
與此同時，北京【每活鼠給銅元二枚，死鼠給銅元一枚】，天津不論死活，【每頭給予銅子一枚】。這股風潮的蔓延是如此廣泛，以至於幾千里外的漢口，官廳也頒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給銅元二枚】的法令（《申報》，1911 年 2 月 6 日）
換而言之，倘若「伍連德」的結論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過是勞民傷財之舉。更重要的是，滿洲鼠疫牽連著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經。
俄國人盤踞在哈爾濱，日本人控制了小半個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轍的話，萬一防治失敗虎視眈眈的北極熊，和貪得無厭的日本人，會不會趁機要求接管東三省呢？
這個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醫學博士、連中國話都不會講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這場愈演愈烈、令人談虎色變的災難，會不會演變成紛爭四起、動搖邦本的人禍呢？
然而，對自己的結論伍連德異常自信。這一天，在發給防疫大臣、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這份電文裡，他洋洋灑灑地提出了九條防治意見。
他主張:立即停止捕鼠，而將防治重點改為隔離患者、封鎖疫區、控制交通、禁絕行人。一句話，他主張「封城」，以切斷任何人際間的流通。這份電報，讓壓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為難、坐立不安。
肺鼠疫
這份電報，後來被視為「人類防治鼠疫的轉折點之一」；它並促使「中國數千年來哲學的醫學，一變而為科學的醫學」（陳邦賢，《中國醫學史》）。
那麼，伍連德是怎樣得出「飛沫傳染」、從而大膽地進行「肺鼠疫」分類的結論呢？
傳播源頭提供了第一個佐證。1910 年 12 月 25 日，也就是伍連德抵達哈爾濱的次日，他立即拜訪了哈爾濱最高官員、時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備道道臺的「於泗興」。
這一天，以伍連德助手「林家瑞」為翻譯，「於泗興」毫不猶豫地告訴他，滿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邊境草甸、近年來被瘋狂捕殺的一種叫「旱獺」的齧齒類小動物。
幾年來，旱獺皮毛製品風靡歐美，被視為堪與貂皮媲美的服飾。1910 年，每張旱獺皮的售價比 1907 年猛漲了 倍多，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從 70 萬張增加到了 250 萬張」（《20 世紀中國災變圖史》）。在暴利的驅動、官府視為利藪的推波助瀾中，千萬滿洲流民以捕獵旱獺為生；一時之間，山谷流血，原野厭肉，其狼藉實不堪形狀。
邊境草甸的千年隔絕，就這樣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類到來之前，染病旱獺總會被同類驅趕出巢穴，從此自生自滅。而本地有經驗的獵人，也絕不會捕捉那些失明、失聲、行動遲緩、症狀鮮明的病獺，他們知道這意味著災禍。
然而，成千上萬外地捕獵者蜂擁而來後，一切都不一樣了。當年 10 月上旬，一名捕獵者走進俄羅斯境內『大烏拉車站』附近的一處華工工棚。幾天後，該處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
俄國人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他們不由分說，將該處工棚全部華工驅逐出境外，【並將棚屋、衣服行李等盡行燒燬】（《東三省疫事報告書》）。
10 月 19 日，其中的 2 名華工輾轉來到滿洲里，並於 6 天後在旅館裡相繼暴斃。後來，當地官吏上奏說，【是為滿洲里發現鼠疫疫症之起始】。
緊接著，與 2 名華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紛紛身亡。11 月 8 日，哈爾濱出現首例傳染者；4 天以後，疫情蔓延到了長春。
此後 1 個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蘭府、海倫府、雙城府、綏化府、阿城縣、雙陽縣…六、七十個州縣先後發現病例。
以哈爾濱華人聚居區傅家甸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兩人，進入 12 月份後，
日斃者七八人，繼而十餘人】。無一例外地，這些傳染者的病勢都異常凶猛，【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後皮膚呈紫紅色】。
如果說，迥異於典型性鼠疫的傳染源，以及極短暫的潛伏期、聞所未聞的可怕症像，已經讓伍連德心生警惕的話，那麼，它在跳蚤冬眠季節的肆虐爆發，它的沿鐵路、大道、輪船航線不斷擴散，乃至它在隆冬凍原、鼠跡罕至之地的漸漸蔓延，都讓伍連德質疑起了傳播途徑。
是的，從兩名華工走進滿洲里開始，它始終經行在「交通要道」上；難道典型性鼠疫能夠解釋這一切？難道以跳蚤為媒介、疫病在人鼠間傳染的理論，能夠回答這些現象？更重要的是，發生在「傅家甸醫院」的慘劇，佐證了疫病擴散另有途徑！
傅家甸發現幾名傳染者後，醫生們束手無策，【應對的手段不過放血和針灸】。然而，眾多患者紛紛暴斃後，參與救治的幾名醫生也先後死去。
在滿城嘩然中，地方官廳只得將新增傳染者，安置在一處公共澡堂內，【除將病人隔離，規定死亡後酌給埋葬費外，並無具體防治辦法】。伍連德由此追問：在幾處醫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蹤影全無的情況下，這些醫生因何染病呢？真正的傳染途徑到底是什麼呢？
伍連德斷定，這絕非典型性鼠疫！12 月 27 日，在傅家甸的一處平房，他解剖了一名日裔死者的遺體。
在抽取兩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做成標本切片後，在顯微鏡裡，他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桿菌；而三天以後，以死者血液為培養基，鼠疫桿菌團蠕蠕而動。伍連德得出了結論：它的確是鼠疫，但卻是另一種鼠疫！
這一天，也就是 1911 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連德明確提出，這是《肺鼠疫》。
在致電施肇基，建議封鎖疫區、隔離交通之餘，他拜訪了各國駐哈爾濱領事館，呼籲群起防治。然而，除美國領事「羅傑.格林」外，幾乎沒有人肯聽他把話說完。他們不僅質疑這個年輕醫生的奇談怪論，他們更無法相信這個老大帝國的防治能力。而在各國領事之後，學界的異議聲也出現了。
梅尼斯之死
幾乎是疫情剛剛發作，日本細菌學家 ─ 《肺鼠疫》理論創始人之一「北裡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學生前來哈爾濱調查疫情。
與此同時，他親自坐鎮奉天，組織一大群學者、學生進行三萬隻老鼠的解剖。出乎他們的意料，在堆積如山的鼠屍中，他們沒有發現一例鼠疫桿菌的攜帶體。
北裡柴三郎的毫無所獲，原本是伍連德論斷的有力佐證。然而，鼠疫可以在人際間「飛沫傳染」、防治鼠疫的辦法是「封鎖疫區」而不是捕鼠，以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居然要推翻學界的公認理論…這一切到底太讓人難以接受了。
以北裡柴三郎的那名學生為例，任憑伍連德如何遊說，他始終堅持認為，在從老鼠身上找出桿菌之前，斷言這是一場鼠疫未免為時過早。
日本人之後，則是俄國人。12 月 31 日，伍連德拜訪了哈爾濱鐵路醫院院長、鼠疫疫苗研製者
「哈夫肯」醫生的侄子「小哈夫肯」。這個熱情、略顯大大咧咧的中年人沒有那麼固執，他同意眼下爆發的是一場鼠疫；但對於「肺鼠疫」的說法，他同樣不能接受。
他說，正確的防治辦法，還是「滅鼠結合藥物治療」！
最讓伍連德膽戰心驚的卻是，這所醫院已經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但它居然沒有設立緩衝區、隔離區，乃至醫生護士出入病房時，也沒有戴口罩！
他悲哀地意識到，不僅三方協作防疫困難重重，在這個聚居著 2 萬餘名中國人、4 萬餘名俄國人，以及千餘名日本僑民的國際性城市，華界傅家甸，還隨時面臨著俄界與日本僑民區的傳染壓力。
更要命的異議，則來自法國醫生、時任北洋醫學院首席教授的「梅尼斯」。與北裡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不同，梅尼斯身為中方僱員，且有兩年前防治「唐山鼠疫」的經驗，他深得朝廷的信賴。
1 月 2 日，當他受施肇基的派遣、從天津匆忙趕赴哈爾濱時，幾乎剛剛坐下來，他就和伍連德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在梅尼斯看來，所謂「飛沫傳染」，是不折不扣的荒誕不經之說，伍連德此舉，不過是為了一己風頭而草菅人命。在一頓近乎咆哮的訓斥後，梅尼斯當眾揚言，他將要求施肇基，撤換伍連德的總醫官職務，而以自己來替代他。
他果真這麼做了！當天午後，他發了一封長電給施肇基；與此同時，他還要求北京外交使團向朝廷施加壓力，以實現人事的順利更替。在這些咄咄逼人的手筆面前，伍連德被逼無奈，只好向施肇基請辭總醫官職務；但在電文的末尾，他依舊堅持這是一場肺鼠疫，除封鎖疫區外別無他法！
整整 38 個小時以後，北京的回電終於來了。伍連德又喜又悲：在施肇基的斡旋下，紫禁城一反顢頇之態，決定召回梅尼斯，而由他繼續擔綱三省防疫。
然而，也是這一天多時間，哈爾濱疫情已急轉直下，日死亡人數由 10 餘人暴增到了 50 餘人，鼠疫進入爆發期了！
1 月 6 日，哈爾濱死亡人數突破百人；次日，暴斃在傅家甸貧民窟的傳染者達到 120 餘名；又一夜，先後死去的患者逼近了 150 人大關…。
或許，「福之禍所倚」，正是這場洪水猛獸般的災難最恰當的註腳之一？正當伍連德山窮水盡之際，是梅尼斯以一種異常悲愴的方式改變了這一切...。
收到北京回電後，梅尼斯怒火中燒；他拒絕返回天津，他並前往哈爾濱鐵路醫院，決定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這一天，在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他先後診斷了 4 名傳染者。
1 月 8 日，在俄國大飯店，梅尼斯頭疼、發燒、徹夜不眠。當伍連德趕到醫院，看望這位固執而正直、與他私交不錯的法國醫生時，他已陷入了半昏迷狀態，不僅咳中帶血，並且在細菌檢查中發現了鼠疫桿菌。
3 天後，1 月 11 日，在彌留之際，梅尼斯向伍連德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梅尼斯之死，後來被認為是滿洲鼠疫的轉折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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