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大飢荒最慘烈的1960年、61年兩次接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 說中國農民有糧食吃 。圖為61年5月在上海見蒙哥馬利。左為柯慶施。
如果問共產黨統治中國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跡是甚麼？回答不是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導致的三年大飢荒。為甚麼？評估世上任何災難的嚴重程度只有一個至為重要的標尺，那就是人命的喪失。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獨裁時期，大規模政治運動不斷，每次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過「百萬」這個數量級，但是，三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無論是官方透露和海內外各種研究成果，都達到「千萬」數量級。這數千萬人喪生的責任算在共產黨身上，有無根據？是否合理？
這就形成了對這場大飢荒兩個最根本的質疑：一、究竟餓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楊繼繩推翻官方對大飢荒的定性
讓我們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對飢荒死亡人數，若干高幹說過一些概略的數字，但近五十年來，官方從未發布一個大飢荒的正式死亡數；對於飢荒原因卻有一個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一個權威的文件，在鄧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為了應付當時黨內外的批毛浪潮。決議批判了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指為嚴重的「左傾錯誤」。對於大飢荒的描述只有這樣一段話：
「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現在到了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對大飢荒的上述一段話的定性，從未改變過（或者各屆領導人對此閉口不說）。換言之，對大飢荒，中共至今沒有改變毛時代的定性，名稱叫「三年困難時期」，原因有三：「大躍進的錯誤、自然災害、蘇聯背信棄義」，結局是「重大損失」。這個定性是抽象的、不負責任的、違反事實的。
但是，三十年來，中國有良知的學者，一直採取「你不給說法，我來給說法」的求實態度，對大飢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學者蔣正華、李南、金輝、曹樹基等，但這些大陸學者偏重於根據一些人口統計資料，作死亡人數的推算，而對飢荒原因、飢荒慘狀的分析顯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給大飢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他為調查大飢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蒐集大量翔實的資料，完全推翻了中共當局對大飢荒的定性。他認同「三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
我的「大飢荒情結」由來已久
楊繼繩來港校閱書稿時，我曾和他見面，對他治學著述風格的樸實嚴謹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換過研究大飢荒的情況，談到過八十年代在香港蒐集大陸人口資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們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時，我曾簡單地回顧過我一九八四年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事。現在想來，有必要對此作一些比較詳細的交待，因為這並非個人的得失譭譽，而是有關中共大躍進政策的一個旁證。
我的「大飢荒情結」由來已久。和楊繼繩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從事水利技術工作，經常下鄉去水利工地與各地農民接觸。多次聽到那些貧下中農主動向我們訴說「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甚至有公社幹部說四清開「憶苦思甜會」，農民不憶舊社會的苦，反而憶共產黨大躍進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陽港一遊，見到外婆家的老佃農諶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該鄉地主），拉?我的手告訴我，小時候記得的誰誰誰，一個二個地都餓死了。使我心裏十分震動。
後來，文革中批判彭德懷，看到他的材料深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為「四類」反黨份子挨批鬥。從社會上大量負面材料中，終於看清了毛「反修批修」發動文革的本質，都與那場「大躍進」的失敗有關。心想有朝一日，能說話時，一定要揭露這「千古奇冤」。一個闖下彌天大禍的獨夫竟然還發動（文革）這麼大的運動，去打倒為老百姓說了兩句公道話的老戰友（彭德懷、劉少奇），且置於死地而後快，天下還有如此混帳的事嗎！
從大飢荒到文革，耳聞目睹，我的世界觀完全成熟，對毛和他的制度徹底幻滅。
因此，八○年來港，八一年進入新聞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編輯）後，我的政論立場就是批毛不遺餘力，留意相關資料。每逢遇到對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鄉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紅都風流錄》的作者夷叔老先生來香港，他是高級統戰對象，對毛知之甚深。他對我表示：共產黨老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樹，也要剝他兩塊樹皮！
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的出版
在香港雖然更深地接觸資料，瞭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內幕，但大飢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來的生意人王俊銘先生告訴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國統計年鑑》出版了，你可以找來看看。對數字絕不陌生的我，拿到這本滿是數字的書，一下子便發現，他們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統計資料！因為以前的官方統計，在一九五七年之後，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顯然是將大飢荒四年的資料封鎖起來，見不得人。現在這四年的人口等數據都有了。
雖然，並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銳減一千萬整，沒有零頭──這哪像統計資料嘛，但好過沒有。我興奮而不眠地在數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千五百三十萬。後來，我又看到一套《中國人口》叢書（聯合國資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冊，不僅有數年人口數，還有死亡人口的「絕對數字」，我到處尋找，於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數據，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數，來估算四年大飢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得出二十四個省死於飢荒的總人數為二千零四十萬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國三十五年專題中發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國三次大挫敗〉，其中主要論述是「大躍進」引致之大飢荒。文中提出餓死人數之估計，還以官方數據，駁斥大飢荒的自然災害之說，從外貿資料指出大飢荒期間糧食出口太多，進口大減，是令飢民處於死亡線的原因之一。當然，公糧徵收超過正常標準一倍，更是飢荒的主因。也駁斥了蘇聯撤援的說法。
鄧小平內部批評牧夫文章
一個月之後，十一月十二日，總編輯李怡叫我談話，告訴我中大教授李南雄傳話，有大陸學者來港打聽牧夫是誰，鄧小平點名批評牧夫〈三次大挫敗〉一文，指示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國內流傳。李說，昨晚他又將我的文章詳讀一遍，覺得寫得持平，沒有情緒化，都是根據官方資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視？
接著，李怡召集編輯方蘇一道商討這件事。李說，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鄧要維護黨；方說，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說，不准別人說。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則表示，這篇文章份量不輕，有新觀點，把批評具體化了，他們受不了。你可以籠統批評大躍進怎麼錯，但要具體批就不行。我還談到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感受，說那麼慘，提起來都會哭……我還表示，鄧的批評顯示雜誌的影響力。
過兩天，十四日，李怡請大家在合和中心飲茶。他笑?說，牧夫已是「鄧小平級的人」，應該由我來請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據我當年日記摘錄的部分細節。
中共領導人點名批評一名香港的評論家，確實是絕無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將披露鄧的批評，但他沒有做。我也沒有「跟進」。
這件被老鄧點名批評的事，經過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這樣寫出來並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實上，我的一點功夫比之後來幾位學者的研究，是很膚淺和簡約的（例如曹樹基查過上千冊縣誌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過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結論沒有大的問題。我沒有忘記李卜克內西的一句話，他說，知識份子鬥爭的武器是論據。值得解讀的是：
鄧小平為甚麼要批評我的文章？
一、鄧點名批評的真實性。我雖然沒有專門去做證實，但估計是可信的。根據是，當時《九十年代》這個刊物和北京當局的關係，不是香港一般媒體可以相比。雖然，該刊在八○年之後，言論方向已向右轉，但組織關係如何，是外人很難明白的。該刊七○年創刊以來，一直是中共統戰海外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過今日《鏡報》月刊。由於其七十年代追隨文革的極左路線，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論向右轉乃是不得不為的選擇。但該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還維持?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內部聯繫，仍是一份有統戰價值的中共高層重視的內參讀物。而透過官方學者傳話，並非小道消息。
二、鄧為甚麼要批評牧夫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比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層，尤其是鄧小平這號人，完全瞭解中共內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開地揭露其要害。具體說我的文章令老鄧不安之處，不在於估算了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大小（我的估算明顯偏低），而在於確鑿地指出餓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們維持多年的謊言，將餓死這麼多人的罪責完全歸結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於虎。
鄧作為毛的親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幾十年統治，就是「大飢荒」這一關過不去，其他問題都可以推到階級鬥爭、敵我矛盾、四人幫之類遁詞上去。這位總書記絕對知道餓死的幾千萬人都是農民，是中共口口聲聲依靠的貧下中農！而有無天災、蘇聯是否逼債（現有資料顯示，蘇共非但沒有逼債，還減輕了中國的債務）？他比誰都清楚！他相信擁有的絕對權力可以定一個鐵案。
楊繼繩的書，驚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二人。周恩來閱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楊繼繩採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共高層對釀成大飢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
毛製造大飢荒的罪責終將清算
我的文章，是《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出版後，第一個公開的回應，鄧小平的緊張應可以理解。重要的是，這是中共領導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對揭露大飢荒真相作出的反應。
兩年後，我發表批周文章〈另一個周恩來〉，在香港輿論界亦激起一片漣漪，並引起北京決策方面（鄧力群）的注意。後來我們又出版《紅朝宰相：周恩來人格解剖》長銷至今，去年東京發行日文版。但是周助紂為虐的一面（多次逢迎毛意，曲解大飢荒，有案可查）仍然被官方強力的粉飾所掩蓋。
最後應指出毛對大飢荒造成巨大死亡的態度。眾所周知，毛曾多次在黨國重大會議上，肆無忌憚地大談「殺人」經，殺了多少，殺與不殺……從歷次運動殺人策略說到原子大戰死一半無所謂。霸氣凌人，不可一世。殊不知在現代政治中，尤其是死刑已遭到質疑的潮流下，舉世沒有一個領袖敢於在殿堂之上這樣炫耀殺人的權力。毛承繼蘇區「殺人放火，佔山為王」的土匪作風統治一個大國，毒化千萬幹部，殺人如麻、死人無動於衷便是必然的局面。看看楊繼繩書中，那些人吃人的悲劇，今人不可置信。
但是，沒有記錄看到毛這樣公開說「大飢荒」的死人問題，他有忌諱。當我們讀到劉原一九九八年文章，寫父親劉少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無語。但是他記住了。為劉這句話，他就該下臺。害死三千萬人，罪不可恕。但朕既為霸王，豈容你等得勢？張戎毛傳披露，劉少奇在飢荒最慘烈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中國已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大飢荒三千萬冤魂決定了毛要以「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劉賓雁語）的一切手段，不計後果地鏟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帳的人。雖然如謝韜教授這樣的智者倖免於死，終於在去年《炎黃春秋》上嗆聲：「三年大飢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然而，這位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仍然被供奉在北京紅廟裡。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公開出來，十三億人卻無一人站出來直斥其非。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萬條人命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的一筆血債，中南海的貪權食利者，以為憑幾桿破槍一袋臭錢就可以毀滅一個民族的記憶，西諺有云：「你可以長久騙一部分人，也可以騙很多人於一時，卻不能騙所有的人於永遠。」楊繼繩宅心仁厚，建議天安門立大飢荒紀念碑，這是中國人起碼應該做的事。
（2008年9月25日 紐約）
如果問共產黨統治中國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跡是甚麼？回答不是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導致的三年大飢荒。為甚麼？評估世上任何災難的嚴重程度只有一個至為重要的標尺，那就是人命的喪失。中共尤其是毛澤東獨裁時期，大規模政治運動不斷，每次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過「百萬」這個數量級，但是，三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無論是官方透露和海內外各種研究成果，都達到「千萬」數量級。這數千萬人喪生的責任算在共產黨身上，有無根據？是否合理？
這就形成了對這場大飢荒兩個最根本的質疑：一、究竟餓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楊繼繩推翻官方對大飢荒的定性
讓我們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對飢荒死亡人數，若干高幹說過一些概略的數字，但近五十年來，官方從未發布一個大飢荒的正式死亡數；對於飢荒原因卻有一個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一個權威的文件，在鄧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為了應付當時黨內外的批毛浪潮。決議批判了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指為嚴重的「左傾錯誤」。對於大飢荒的描述只有這樣一段話：
「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現在到了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對大飢荒的上述一段話的定性，從未改變過（或者各屆領導人對此閉口不說）。換言之，對大飢荒，中共至今沒有改變毛時代的定性，名稱叫「三年困難時期」，原因有三：「大躍進的錯誤、自然災害、蘇聯背信棄義」，結局是「重大損失」。這個定性是抽象的、不負責任的、違反事實的。
但是，三十年來，中國有良知的學者，一直採取「你不給說法，我來給說法」的求實態度，對大飢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學者蔣正華、李南、金輝、曹樹基等，但這些大陸學者偏重於根據一些人口統計資料，作死亡人數的推算，而對飢荒原因、飢荒慘狀的分析顯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給大飢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他為調查大飢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蒐集大量翔實的資料，完全推翻了中共當局對大飢荒的定性。他認同「三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
我的「大飢荒情結」由來已久
楊繼繩來港校閱書稿時，我曾和他見面，對他治學著述風格的樸實嚴謹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換過研究大飢荒的情況，談到過八十年代在香港蒐集大陸人口資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們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時，我曾簡單地回顧過我一九八四年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事。現在想來，有必要對此作一些比較詳細的交待，因為這並非個人的得失譭譽，而是有關中共大躍進政策的一個旁證。
我的「大飢荒情結」由來已久。和楊繼繩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從事水利技術工作，經常下鄉去水利工地與各地農民接觸。多次聽到那些貧下中農主動向我們訴說「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甚至有公社幹部說四清開「憶苦思甜會」，農民不憶舊社會的苦，反而憶共產黨大躍進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陽港一遊，見到外婆家的老佃農諶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該鄉地主），拉?我的手告訴我，小時候記得的誰誰誰，一個二個地都餓死了。使我心裏十分震動。
後來，文革中批判彭德懷，看到他的材料深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為「四類」反黨份子挨批鬥。從社會上大量負面材料中，終於看清了毛「反修批修」發動文革的本質，都與那場「大躍進」的失敗有關。心想有朝一日，能說話時，一定要揭露這「千古奇冤」。一個闖下彌天大禍的獨夫竟然還發動（文革）這麼大的運動，去打倒為老百姓說了兩句公道話的老戰友（彭德懷、劉少奇），且置於死地而後快，天下還有如此混帳的事嗎！
從大飢荒到文革，耳聞目睹，我的世界觀完全成熟，對毛和他的制度徹底幻滅。
因此，八○年來港，八一年進入新聞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編輯）後，我的政論立場就是批毛不遺餘力，留意相關資料。每逢遇到對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鄉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紅都風流錄》的作者夷叔老先生來香港，他是高級統戰對象，對毛知之甚深。他對我表示：共產黨老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樹，也要剝他兩塊樹皮！
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的出版
在香港雖然更深地接觸資料，瞭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內幕，但大飢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來的生意人王俊銘先生告訴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國統計年鑑》出版了，你可以找來看看。對數字絕不陌生的我，拿到這本滿是數字的書，一下子便發現，他們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統計資料！因為以前的官方統計，在一九五七年之後，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顯然是將大飢荒四年的資料封鎖起來，見不得人。現在這四年的人口等數據都有了。
雖然，並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銳減一千萬整，沒有零頭──這哪像統計資料嘛，但好過沒有。我興奮而不眠地在數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千五百三十萬。後來，我又看到一套《中國人口》叢書（聯合國資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冊，不僅有數年人口數，還有死亡人口的「絕對數字」，我到處尋找，於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數據，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數，來估算四年大飢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得出二十四個省死於飢荒的總人數為二千零四十萬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國三十五年專題中發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國三次大挫敗〉，其中主要論述是「大躍進」引致之大飢荒。文中提出餓死人數之估計，還以官方數據，駁斥大飢荒的自然災害之說，從外貿資料指出大飢荒期間糧食出口太多，進口大減，是令飢民處於死亡線的原因之一。當然，公糧徵收超過正常標準一倍，更是飢荒的主因。也駁斥了蘇聯撤援的說法。
鄧小平內部批評牧夫文章
一個月之後，十一月十二日，總編輯李怡叫我談話，告訴我中大教授李南雄傳話，有大陸學者來港打聽牧夫是誰，鄧小平點名批評牧夫〈三次大挫敗〉一文，指示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國內流傳。李說，昨晚他又將我的文章詳讀一遍，覺得寫得持平，沒有情緒化，都是根據官方資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視？
接著，李怡召集編輯方蘇一道商討這件事。李說，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鄧要維護黨；方說，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說，不准別人說。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則表示，這篇文章份量不輕，有新觀點，把批評具體化了，他們受不了。你可以籠統批評大躍進怎麼錯，但要具體批就不行。我還談到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感受，說那麼慘，提起來都會哭……我還表示，鄧的批評顯示雜誌的影響力。
過兩天，十四日，李怡請大家在合和中心飲茶。他笑?說，牧夫已是「鄧小平級的人」，應該由我來請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據我當年日記摘錄的部分細節。
中共領導人點名批評一名香港的評論家，確實是絕無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將披露鄧的批評，但他沒有做。我也沒有「跟進」。
這件被老鄧點名批評的事，經過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這樣寫出來並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實上，我的一點功夫比之後來幾位學者的研究，是很膚淺和簡約的（例如曹樹基查過上千冊縣誌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過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結論沒有大的問題。我沒有忘記李卜克內西的一句話，他說，知識份子鬥爭的武器是論據。值得解讀的是：
鄧小平為甚麼要批評我的文章？
一、鄧點名批評的真實性。我雖然沒有專門去做證實，但估計是可信的。根據是，當時《九十年代》這個刊物和北京當局的關係，不是香港一般媒體可以相比。雖然，該刊在八○年之後，言論方向已向右轉，但組織關係如何，是外人很難明白的。該刊七○年創刊以來，一直是中共統戰海外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過今日《鏡報》月刊。由於其七十年代追隨文革的極左路線，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論向右轉乃是不得不為的選擇。但該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還維持?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內部聯繫，仍是一份有統戰價值的中共高層重視的內參讀物。而透過官方學者傳話，並非小道消息。
二、鄧為甚麼要批評牧夫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比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層，尤其是鄧小平這號人，完全瞭解中共內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開地揭露其要害。具體說我的文章令老鄧不安之處，不在於估算了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大小（我的估算明顯偏低），而在於確鑿地指出餓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們維持多年的謊言，將餓死這麼多人的罪責完全歸結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於虎。
鄧作為毛的親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幾十年統治，就是「大飢荒」這一關過不去，其他問題都可以推到階級鬥爭、敵我矛盾、四人幫之類遁詞上去。這位總書記絕對知道餓死的幾千萬人都是農民，是中共口口聲聲依靠的貧下中農！而有無天災、蘇聯是否逼債（現有資料顯示，蘇共非但沒有逼債，還減輕了中國的債務）？他比誰都清楚！他相信擁有的絕對權力可以定一個鐵案。
楊繼繩的書，驚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恩來毛澤東二人。周恩來閱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後，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楊繼繩採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共高層對釀成大飢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
毛製造大飢荒的罪責終將清算
我的文章，是《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出版後，第一個公開的回應，鄧小平的緊張應可以理解。重要的是，這是中共領導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對揭露大飢荒真相作出的反應。
兩年後，我發表批周文章〈另一個周恩來〉，在香港輿論界亦激起一片漣漪，並引起北京決策方面（鄧力群）的注意。後來我們又出版《紅朝宰相：周恩來人格解剖》長銷至今，去年東京發行日文版。但是周助紂為虐的一面（多次逢迎毛意，曲解大飢荒，有案可查）仍然被官方強力的粉飾所掩蓋。
最後應指出毛對大飢荒造成巨大死亡的態度。眾所周知，毛曾多次在黨國重大會議上，肆無忌憚地大談「殺人」經，殺了多少，殺與不殺……從歷次運動殺人策略說到原子大戰死一半無所謂。霸氣凌人，不可一世。殊不知在現代政治中，尤其是死刑已遭到質疑的潮流下，舉世沒有一個領袖敢於在殿堂之上這樣炫耀殺人的權力。毛承繼蘇區「殺人放火，佔山為王」的土匪作風統治一個大國，毒化千萬幹部，殺人如麻、死人無動於衷便是必然的局面。看看楊繼繩書中，那些人吃人的悲劇，今人不可置信。
但是，沒有記錄看到毛這樣公開說「大飢荒」的死人問題，他有忌諱。當我們讀到劉原一九九八年文章，寫父親劉少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無語。但是他記住了。為劉這句話，他就該下臺。害死三千萬人，罪不可恕。但朕既為霸王，豈容你等得勢？張戎毛傳披露，劉少奇在飢荒最慘烈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中國已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大飢荒三千萬冤魂決定了毛要以「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劉賓雁語）的一切手段，不計後果地鏟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帳的人。雖然如謝韜教授這樣的智者倖免於死，終於在去年《炎黃春秋》上嗆聲：「三年大飢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然而，這位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仍然被供奉在北京紅廟裡。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公開出來，十三億人卻無一人站出來直斥其非。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萬條人命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的一筆血債，中南海的貪權食利者，以為憑幾桿破槍一袋臭錢就可以毀滅一個民族的記憶，西諺有云：「你可以長久騙一部分人，也可以騙很多人於一時，卻不能騙所有的人於永遠。」楊繼繩宅心仁厚，建議天安門立大飢荒紀念碑，這是中國人起碼應該做的事。
（2008年9月25日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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