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澤泉關於飢餓和死亡的私人記錄

一個經歷過刻骨銘心的磨難的倖存者，將黑暗時代的點點滴滴如實地記錄下來，在很多時候，尤其是那個黑暗時代並沒有完全成為過去時，這種私人記錄往往能洞穿官方遮蔽歷史、粉飾歷史的連篇假話，其價值遠遠高於那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記錄和犬儒作家的虛構想像。富有文學才華的楊澤泉先生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1958年，在波及四川全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還是一名高中生，厄運一夜之間降臨到他和許多同齡人的身上，他的父親吳天墀是一個人品高潔的歷史學家，曾經是青年黨的重要骨幹，1949年後飽受折磨，也許這樣的家庭出身就決定了他的命運，即便沒有那場已被民間命名為"五八劫"的劫難，即便他沒有在 1961年鋃鐺入獄，在勞改營苦熬15年，他的遭遇也不會好到哪裡去。50年後，當他以倖存者的身份，將自己經歷的苦難一一記錄下來時，他沒有怨天尤人，沒有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他以平實、生動而且豐滿的文字敘述那段苦難，卻沒有被苦難本身所吞噬，而是清醒地審視、反省造成苦難的根由，特別重要的是他對人性的真實見證，而不是一味地譴責壞人，不是以簡單的二元思維把人分成好人、壞人，他在黑暗時代看到了人性的複雜性，人性中的光亮和幽暗，他記憶中的犯人、看守都各有個性、各有品格，有血有肉，而不是臉譜化的。他把書名叫做《回眸一笑》，不是要解構苦難，把苦難化為歡笑，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那種抽空真實苦難的態度截然不同，在這裡苦難就是苦難，苦難是沈重的，許多時候壓得人幾乎艱於呼吸，倖存者一方面並不因為自己的僥倖而迴避苦難，另一方面也決不陷於苦難之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健康的心態回望苦難，直面苦難，更令人欣喜的他對於造成苦難的這個制度所達到的認識，這一點貫穿全書的始終，我相信，也正是這一點使他在見證苦難的同時超越了苦難，完成了對黑暗時代的有力證詞。

才華不凡的少年楊澤泉因為"五八劫"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打入社會底層，在鋪天蓋地的大飢荒面前，他因為偽造證明買點好吃的而被判刑10年，刑滿之後不讓回家，繼續留在勞改隊就業5年，從1961年到1976年，在長達15年的勞改生涯中，飢餓和死亡一直伴隨著他的生命，如影隨形。從某種意義上，他的回憶錄就是關於飢餓和死亡的見證，為了免於被餓死的命運，他曾冒險逃出勞改隊，逃跑的目的很簡單，當時他已得了浮腫病，看著隊裡同伴的非正常死亡和不斷送醫院，他不能坐以待斃。死亡的威脅一旦解除，他對於抓回勞改隊的結局並不畏懼。普天之下只有一個老闆，就是想出賣勞動力混個肚子也幾乎沒有可能。這一點，他在入獄之前，早就和同伴盧嘯風出三峽闖蕩大半個中國時見識過了，順著長江而下，武漢、九江、南京、上海，最後到西安，兩個有力氣的小夥子，想憑苦力吃飯都無門，只有失望地返回故鄉成都，那是1960年的秋冬之交，飢荒開始席捲中國，等待他倆的就是牢獄。在看守所，為了能儘可能平均分配每頓吃的，犯人們顯示出了驚人的智慧。在勞改隊，為了可以吃的"進口貨"，犯人有什麼都願意去換，乃至可以沒了褲子光屁股回來，在不可抗拒的飢餓面前，什麼羞恥之心都消失了。更不可思議的是，有人不僅吃青蛙、老鼠、蛇，而且連蚯蚓、蟋蟀、蝗蟲也敢吃，甚至是生吃，更不要說玉米、洋芋、花生的種子，哪怕是攪拌了糞便、桐油、有毒的六六粉，他們照樣有辦法吃下去。

對於寫這本書，作者說得很清楚，"人活一世總該做一兩樁有意義的事嘛。這些經歷不寫出來，不說對不起生我養我的社會，也對不住自己......"他不僅是為自己，為同樣的倖存者，也是為那些在黑暗時代丟了性命的人們，陳力、劉順森、張錫錕、孫小娃......在15年的勞改歲月裡，他目睹過太多的死亡，也目睹了許多風骨凜然的反抗，人性中最壯美的一面，有多位右派、反革命在監獄中的表現真的是可歌可泣--

在成都看守所，他永遠忘不了孫百魯迴盪在夜空中的那一聲聲尖厲的喊叫。孫本來是出版社的編輯，從"右派"到"反革命"，即使經常被斗、反銬，仍堅持不認罪。

他永遠忘不了英俊彪悍的文廷才，在押解勞改農場前的那一聲吼叫："我們不拿出點顏色給他們看，我們以後就會活不出來！"這個朝鮮戰場中過兩彈的連長，也是從"右派"到"反革命"，一身傲骨，什麼手銬、警繩都制服不了，把"反革命"當作榮譽稱號。

鄧曉竺本來是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學生，1957年成了"右派"，後因因偷聽敵臺判刑8年，他在代表共產黨專政機器的獄警面前毫不畏懼，有膽有識。

陳力曾是部隊的文化教員，共產黨員，聽說還做過將軍梁興初的私人英語老師，因為不滿在重慶教書的父親被劃為"右派"，而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只認道理，不服強權"，他常常公開頂撞掌握生殺大權的監獄長、看守，是全四川勞改隊中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也是犯人心目中敬仰的人物。

"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你抗拒改造只不過是以卵擊石。"面對看守的蔑視和斥責，15歲時在重慶"解放碑"撒傳單《告全市人民書》而入獄的劉順森作出了這樣的回答："就算是以卵擊石，我起碼也可以弄你們一身蛋黃！"這樣的語言是應該進入史冊的。這位少年犯先是少管5年，刑滿又被告知繼續服刑15年，因為常有仗義之舉，在犯人中贏得了"劉俠兒"的稱號。

在他的記憶深處，這些鐵骨錚錚的漢子抹也抹不去。藉助這本回憶錄的面世，他們的形象將永留人間。一本出自普通人筆下的私人記錄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這是任何不可一世的權勢者都無法想像的。

1970 年7月23日，陳力和劉順森都以"思想反動"的罪名在四川鹽源縣城被槍斃，臨刑前他們被施行了張志新式的割喉術。這兩個人都是他熟悉的，1962年，陳力曾經以豆漿稀飯向他換尼採的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還欠著他兩瓢豆漿稀飯。劉俠兒如何與看守抗爭他親眼看到過，劉俠兒如何靦腆地朗讀自己自己寫的詩詞他也看到過。當他們的死訊傳來，他禁不住在被窩裡偷偷留下了眼淚。

陳力和劉俠兒之死，他雖然沒有親眼目睹，但就在兩天前，他在勞改隊親眼見到6個人以"反革命投敵叛國集團"而遭槍決，說6個人要去印度投奔達賴喇嘛。（此案和陳力、劉順森案都已平反，每人獲國家賠償5000元。）他們還列隊參觀了血泊中的屍體。當時腳鐐加身、命運未卜的他內心的痛苦和驚懼可想而知。因為有人檢舉在一次請罪學習結束時喊"毛主席萬歲"，他竟然自語"都餓得打 ‘偏偏'了，還要喊毛主席萬歲"，而被釘上腳鐐，命懸一線，也差一點以反革命被處決。

北大化學系的右派學生張錫錕，1965年因試圖逃離中國被判刑13年，曾向獄方直言："從我當學生被劃成右派起，就知道你們共產黨一貫是騙人的，以後也一定會因此而倒臺。"據說他還密謀逃跑而被舉報。臨刑時，被五花大綁的他立而不跪還踢傷了劊子手的下身，臨刑前他要求吃幾個自己種的蘋果。還有許多人的死亡，包括那個因受獄警羞辱欲拿炸藥報仇而炸死的孫小娃。

楊澤泉先生的《回眸一笑》再次以活的事實告訴世人，那個紅太陽光芒萬丈、照臨中國每個角落的時代，恰恰是最黑暗的時代，其中最為震撼人心的無疑就是死亡與飢餓的故事，大量的來自作者親身經歷的細節，那些與他的血肉、生命融化在一起的細節，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超越了一切專業作家的文學創造，也是一切歷史學家翻閱擋案、爬梳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是對黑暗時代的有力證詞，決不僅僅是甩在蔑視人權的專制政權之上的一身蛋黃。悲哀的是這個黑暗時代並沒有最後終結，因為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直面那個時代的飢餓和死亡，不能公開地在陽光下討論那個黑暗時代，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本回憶錄只能以列印本的形式私下流傳。更何況，在我們眼下這個時代，從"黑磚窯"到"毒奶粉"層出不窮，那個造成了難以數計的飢餓和死亡的制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仍然需要為後人留下無愧於心的證詞。

2008年9月23日杭州

[楊澤泉著 《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年代裡的故事》，2008年列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