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有組織、有預謀"正名

2008-10-06 20:16 作者:楊光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第十三章）哈耶克說，"語言是行為的指南"，"只要我們用建立在錯誤理論上的語言說話，我們就會犯下錯誤並使其長久存在。"（引自《致命的自負》第七章"被毒化的語言"）

中共的一黨專制制度有它一套獨特的政治語匯，它用這套語匯來描述和解釋日常的政治事務與社會現象，並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歷史敘事結構和政治論辯邏輯。當我們因為習以為常的思維惰性而逐漸接受了這套語言，也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陷入這套語言的敘事結構和論辯邏輯之中。而這必將限制和扭曲我們的理解能力，並使我們誤入歧途。"有組織、有預謀"一詞便在此例。所以，對有中共特色的專制語言進行正本清源式的清理，這應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為"有組織、有預謀"除罪、解毒、正名。筆者相信，除了"有組織、有預謀"的刑事犯罪之外，其他一切正當的群體活動均以"有組織、有預謀"優於"無組織、無預謀"。但這個詞語是一個長期被毒化的詞語，對其進行一番解析不僅在理論上是必要的，其實踐意義則尤為重要。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在若干重要的領域--如異議活動、黨內鬥爭、公民社會、"群體性事件"中，"有組織、有預謀"是關乎中共當局對人對事如何定性、如何處置的一個關鍵詞；第二，當前的中國社會正在上演著層出不窮、愈演愈烈的官民衝突性質的"群體性事件"，而這些事件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突發性、盲目性、擴散性、"無直接利害關係"、激進化、非理性化、暴力化等等特徵。易言之，這些事件幾乎完全是"無組織、無預謀"的--唯其如此，它們才有可能凸顯出上述那些可怕的特徵。不久前發生的翁安騷亂、楊佳殺警，以及近些年來頻繁發生的其他類似事件，充分說明瞭底層社會久苦於"無組織"、集體行動久困於"無預謀"、中國人民已經普遍陷入了"民無所措手足"的嚴重狀態。

二

我們知道，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詞典裡，"有組織、有預謀"一直是一個貶義詞。更確切地說，當這兩個詞被固定地搭配在一起的時候，它專門適用於某些特定的"壞人壞事"，如"反黨集團"、"反動分子"、"反華勢力"或"反革命政治事件"、"政治動亂"之類。比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據說是因為"右派份子有組織、有預謀地向黨發動猖狂進攻"，1989年的"六四事件"，據說是因為發生了"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但反過來，你卻不能說"毛主席、黨中央有組織、有預謀地向五類分子發動猖狂進攻"，也不能說"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有組織、有預謀地鎮壓青年學生、屠殺無辜百姓"，儘管事實確實如此。這也就是說，"有組織、有預謀"是專門用在"敵人"身上、是為"敵人"量身定制的一個緊箍咒。

正因如此，"有組織、有預謀"也就成了一個"上綱上線"的標準。如果你做了某件共產黨所不太喜歡的事情--比如公開發表了比較刺耳的"不同政見"，或者私下裡給最高領袖寫了一封令人討厭的"萬言書"，那麼，你將面臨兩種後果：若被認定為"無組織、無預謀"，當局也許會網開一面、從輕發落，但若沾上了"有組織、有預謀"的嫌疑，則必定被嚴懲不貸，甚至還要斬草除根（那恐怕就非得被"專政"、"粉碎"或"打倒"不可了）。也正因如此，"有組織、有預謀"逐漸變成了一項社會禁忌、一項道德指控、一個政治魔咒。同時，它也成了一件權力鬥爭的致勝法寶。任何人、任何（分散的或群體的）社會活動，無論是在黨內還是黨外，一旦被扣上了"有組織、有預謀"的帽子，將立刻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按毛澤東的說法："事情的性質就變了"。於是乎魔咒降身、厄運當頭：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運動"的天羅地網中，不僅"政治生命"難保，就連人身自由、生命財產也朝不保夕。

在中共治下，從"蘇區"到"邊區"到全國，因"有組織、有預謀"而大禍臨頭的政治案件數不勝數。如"AB團"、"社民黨"、"改組派"、"托派"、"紅旗黨"，如"高饒"、"彭黃張周"、"彭羅陸楊"、"二月逆流"、"黃吳邱李"，如"王實味集團"、"胡風集團"、"章羅聯盟"、"丁陳集團"、"三家村"，如"東北幫"、"西北幫"、"南方叛徒網"、"伊瑪尼黨"、"內人黨"等等。其實，這些所謂的"集團"、"聯盟"、"黨"及其"預謀"大都虛無縹緲，有些是鄰人疑斧、猜忌過度，有些是權力鬥爭、栽贓陷害（某某與某某長期共事，某某與某某過從甚密，某某與某某意見相近，某某為某某打抱不平，甚至某某和某某常互贈詩文、某某和某某都愛養蘭花，這些都能夠成為"有組織、有預謀"的罪證）。對於成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中共當局最經典的指控也是"有組織、有預謀"。人們不會忘記，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1999年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正式的官方定性都特別強調其為"有組織、有預謀"，以此來證明武力鎮壓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今年的413拉薩騷亂，"有組織、有預謀"的指控照樣赫然在目。可見，中共雖然自詡"與時俱進"，其政治詞典卻顯然缺乏更新，每到圖窮匕見之際，它的說辭還是老掉牙的那一套。

可不要小看了"有組織、有預謀"，它既可讓個人身敗名裂，也能讓社會傷筋動骨。在某種意義上，中共已經獲得了"成功"--基本上，它"成功"地實現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組織一元化，它甚至於"成功"地毀壞了中國傳統的家庭關係、師生關係、鄰里關係、宗族關係、社區關係和鄉土關係，從而使中國社會之最基礎的組織基因和組織細胞發生了極大的變異，這從根本上損害了中國人的自治能力。

經過五十多年的中共統治，中國人民已經習慣於主動避嫌、自我設限，以免在"組織"和"預謀"上觸犯了當局的禁忌。人們不僅在做當局所不喜歡的事情時盡量保持"無組織、無預謀"的狀態，即使是在做共產黨所喜歡（或不太討厭）的事情時也不敢"有組織、有預謀"。久而久之，人們甚至普遍認為，除非由"黨中央"和黨的最高領袖親自"組織"和"預謀"，任何其他人、其他事都不應該、不可以"有組織、有預謀"。於是，真正的自治性組織常常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真正的獨立性預謀往往被消滅在萌芽狀態。

結果是，中國人民普遍地變得自私冷漠，也普遍地變得孤立無援。因為我們除了共同附庸於一個"黨和國家"之外，其他一切更自然、更貼近、更緊密的社會聯繫均被嚴重削弱，乃至被徹底阻斷。確實，中華民族幾乎真的快要變成一個漫無組織、缺智少謀的民族，幾乎真的快要變成一群離散隔絕、絕聖棄智的大國寡民！而這一超越了秦始皇和明太祖的不世之功，或許有一大半都應該歸功於中共當局對"有組織、有預謀"的嚴防死守和窮追猛打。

三

中共之視"有組織、有預謀"為大敵，當然並不是要消滅"組織"和"預謀"，它只是要禁絕一切自治性的組織和獨立性的預謀，以便永久壟斷"組織"和"預謀"；它也並不是特別偏愛"無組織、無預謀"，而只是極度傾心於"一元化組織"和"單極化預謀"。簡言之，"有組織、有預謀"被設定為一項特權，僅僅屬於"黨中央"和黨的最高領袖--"黨中央"是唯一的組織發源地，領袖意志則是唯一的真理源泉。此外，不僅普通的公民不可以"有組織、有預謀"，黨的分支機構、下級組織，工青婦、"民主黨派"，所有的社會階層和團體，也通通沒有"組織"與"預謀"的真正資格--它們至多只能在"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分享"組織"和"預謀"之一杯羹。中共試圖以一個組織取代一切組織、以一種預謀排斥一切智謀，以便將中華民族打造成一部任其驅使的人造機器，將中國社會打造成"一個組織、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黨國社會。這樣一個社會，便是一黨制極權社會。

然而，20世紀的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業已證明，一黨制極權社會是不可能穩定、不可能持久、不可能成功的。1978年以來，毛式極權體系迅速消解、中共專制政治逐漸衰朽，在這個進程當中，我們忽然發現：在"黨和國家"的上層結構與底層社會的下層結構之間，出現了大面積的組織荒漠化和長距離的政治社會斷裂。

這個事實就是：在破壞一個舊社會方面，中共體制幾乎"成功"了，在建設一個新世界方面，它注定完全不可能成功，而它自己也已經認識到並接受了這一點（雖然它還不敢於公開承認）。當我們加入了一個號稱代表全人類最高利益的偉大階級、當我們在砸爛了傳統的社會關係之後面目全非地以所謂"人民"的名義集體臣服於一個號稱領導一切的全能政黨，我們便無可救藥地變成了"無組織、無預謀"的一群人。而此一事實的嚴重後果，即大面積的組織荒漠化和長距離的政治社會斷裂，我們將無從躲避，必須承受。

毛澤東時代的極權政治摧毀了太多的東西：毛時代徹底消滅了奄奄一息的士紳地主階層--而他們本來是天然的、值得倍加珍惜和保護的地方權威，是傳統權利、固有秩序和自治精神的捍衛者，是熟人社會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領袖；毛時代徹底解構了宗族、家族和基於"孝悌"觀念的中國式家庭關係--而它們本來是最親近最牢固的基層自治組織，是最簡單最可靠的互助群體和利益共同體；毛時代徹底敗壞了傳統的儒家禮法秩序--而這種秩序本來是建立在悠久的習俗、慣例和代復一代的文明教化基礎之上的傳承秩序，無需額外的政治強制，這一秩序便可持續運行、自我修復、漸進均衡。

黨和政府曾經豪情滿懷地把億萬勞苦大眾從小共同體的壓制中"解放"出來，將他們納入一個史無前例的一元化極權組織的垂直管治之中，以便凝聚起終結歷史、改天換地的偉大力量。於是，人們不再服從士紳的自然權威轉而服從黨支部的人造權威，人們不再相信家長、族長、親緣關係轉而相信所謂"階級感情"，人們不再敬天祭祖轉而向偉大領袖大表忠心，而且，為了後者，人們以極盡殘忍、幾乎變態的方式摧毀前者，以示與舊傳統徹底決裂。這是一個民族失去理智的瘋狂舉動。雖然，黨支部書記曾經一度取代了鄉村士紳，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曾經一度取代了血緣宗族和鄰里社會，國營企業和官僚機構曾經一度取代了工商階層和自治性行會，自上而下的共產極權體系曾經一度取代了底層社會的禮法秩序，儘管在完成這些取代的血腥過程中，中國社會付出了極其高昂的制度成本，但是，即使是在專制甚囂塵上、極權無孔不入、一元化組織一竿子插到底的巔峰時刻，在底層社會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效率方面，在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數量、質量和及時性方面，黨、領袖和集權政府從來也沒有真正優越於以往傳統的基層自治體，極權秩序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從來也沒有真正超越過以往由家長、族長、鄉紳、祠堂、文教、社區、寺廟、行會、集鎮所共同提供的自然政經秩序。

而更加糟糕的是，當一個傳統的"舊社會"被破壞殆盡，"新社會"--這個驅逐了傳統權威、消滅了社會精英、斷絕了文化傳承的曇花一現的"新社會"--卻終於支撐不住，頃刻間又要土崩瓦解了。

四

在過去兩千多年的帝制時間裏，山高皇帝遠，皇權不下縣。在日常生活中，皇帝大概和玉皇大帝一樣遙遠，除了偶爾發布免除稅賦、大赦天下的聖旨，皇帝的其他旨意與民間生活少有關聯。與此相對的是，孔子的教導遠比皇帝的權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地影響著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和公共道德。中國正式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區區幾千名，清朝人口鼎盛時最多也不到兩萬名，所以，皇帝和他的朝廷若要實行統治，必然離不開社會賢達、當地士紳，也必須立足於居民互保、基層自治，也就是說，皇帝常常統而不治，在若干重要的地方性公共生活領域，人們更多地接受禮俗、道德、家法、族條、鄉規、民約的規範而非接受皇權的垂直管治。即使是實行"偶語詩書者棄市"的秦始皇和發布《大誥》三篇令全民習誦的朱元璋也沒有能力讓皇權體系進入千家萬戶，因為他不可能向每個村莊、每條街道、每個作坊都派遣一位既在當地"代表人民利益"又時刻聽命於上級領導的"父母官"。

因此，與其說中國先民生活在帝制結構之中，不如說他們生活在帝制框架之下的居民自治結構之中。普通中國先民最主要的生活領域是一個世代相傳的熟人社區--他生活在世代承接的家族社會、鄉土社會和職業社會之中。在那裡，"組織"和成熟規範的公共生活長久存在，並無一刻稍息，他們既無需事前申請，也無需事後備案，就可以每日每時地"有組織、有預謀"地維護私權、化解衝突、發展公益、捍衛秩序。

如今，我們不必懷戀、更不必美化中國傳統社會，但是，將傳統社會與極權衰朽之際的當前社會相比，我們能夠獲得很多重要的啟示。其中極重要的啟示之一是：當人們推翻了家長權威、宗法結構和儒家士紳的"壓迫"和"剝削"，所失去的絕不僅僅是枷鎖；當人們以新的社會身份融匯於"階級"、臣服於"黨"，所得到的也絕不僅僅是"解放"。

我想起托克維爾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所說的一段話："這場革命摧毀了那麼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麼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於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為一個自由的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們這段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引自《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第三章）

五

當今中國，正處於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期。與毛澤東、鄧小平掌權的時代相比：中國的經濟更加繁榮，而政治更加腐敗；中國的國力更加強盛，而社會更加脆弱；中國的文化更加開放，而精神更加空虛。在上層，權力正在變異，但方向並不明朗。有時候它專橫暴虐、肆無忌憚，有時候又優柔寡斷、惶惶不安；在下層，"痛苦已經減輕，痛感卻更加敏銳"（托克維爾語），人民常常百依百順、漫不經心，但有時又會勃然大怒、一怒衝天。當今中國，到處都瀰漫著希望，也到處都蘊藏著危險。而要減少未來中國社會的不確定性，其根本之途，就是恢復公民社會的組織化和集體行動的預謀化，在已經喪失掉那些延續了數千年的傳統組織形式和傳統社會精英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迫切。

通常，一個群體的組織化程度越高，則其理性化程度也越高，一項集體行動越是經過深謀遠慮，其建設性會越大、破壞性會越小，就越具有正面價值，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越高。而相反，臨時聚集的烏合之眾和臨時起意的集體騷動則往往是暴烈的、可怕的，因為沒有組織的約束，沒有預先的謀劃，便極易受到憤怒、激情和偏見的驅使，極易受到偶然突發因素的制約，極易走向極端化、暴力化，結果只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如果中共當局願意對自己負責也對國家負責，那麼事不宜遲，它應該立刻停止對"有組織、有預謀"的妖魔化，立刻將自由結社的權利還給社會。在極權裂解、體制衰變的過程中，政治異議、抗爭性維權等公民行動將會越來越多，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利益衝突和意見糾紛也將越來越顯性化，在這個前景高度不確定的時期，唯有將上述一切正常的群體紛爭納入"有組織、有預謀"的軌道，才有可能避免暴力循環和政局突變的風險，才有可能使全社會對我們的未來獲得一個比較樂觀的預期。

轉自《人與人權》2008年10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