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87歲大壽，在中國30年改革開放窗口城市，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北京青年楊佳，一個喜愛看書和徒步旅遊愛好者，手持一把 西瓜刀，闖進上海閘北公安分局辦公場所，如入無人之境，一通猛砍，造成警察6死4傷，完成了他一次非常的旅程。頗有昔日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之風範。
楊佳是地道的皇城根人，出身北京，少年時代父母離異，與母親相依為命，而其居住所在地離即將舉行的奧運盛會相離不遠。一位普通的國人在相距千里之遙的兩座城市，長途奔襲遠赴上海殺警，而進入公安局辦公場所能夠揮刀自如，這個情節有相當的戲劇性，也使得國人聯想翩翩。
當今中國公認最繁華與執法水平較好的兩座城市北京與上海，而居住在這兩座城市的居民，往往比中國其他城市人有諸多的優越感，一座是中國昔日的帝都 與今日政治中心，一座是昔日的冒險家樂園與今日中國經濟中心。哪怕是一些當地的農民得到政府關照也比其他地區的人要好。因此楊佳的北京人身份更讓國人舉世 驚愕。
楊佳殺人的真實原因，據一些媒體披露，去年10月楊佳到上海遊玩，租了輛自行車被閘北警方懷疑該車是偷盜的，被弄進去審查，後來事情搞清楚了 是一場誤會。在中國警察隨便打人可以說是家常便飯，從局子裡出來的楊佳被警察打的不輕，經過醫生檢查發現生殖系統給打壞，失去了生殖能力。楊佳不能接受這 個事實，對生活喪失了信心。去有關部門討說法，申請行政賠償未果，故懷恨在心，終於鋌而走險。
對於一個精力旺盛的青年而言，這種生育能力的喪失是難以忍受的，而申訴無名，則更加重了屈辱感。試想如果楊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一個進城的農 民工，也許就認了。即使被誤會為偷車賊，抓進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能證明清白放出去就謝天謝地了，誰還敢去公安局討說法？生活在底層的民工和今天諸多國 人習慣了受歧視、被冤枉，忍氣吞聲成為了他們生存之道，受屈辱已經成為常態。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時，才可能反彈。正如《水滸傳》中人物若非沒有活路，哪個又 會走上水泊梁山。
而作為一個北京人，楊佳到底比農民工和諸多的國人更具有自身權利意識，受到屈辱還要去申訴，並要求行政賠償，這種要求在多數國人來看很傻很天真。
楊佳殺警雖然是一個特殊的個案，但是卻客觀反應了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後兩個分離的社會，表面上中國已經進入所謂現代化的國家框架--市場經濟體系和所謂的法治體系，可是現實的社會卻是有權人大發橫財，法治也只是一件飾物，與現代文明社會格格不入，加劇了社會種種衝突。
現代文明社會裏，人人權利平等，政府執法應該講程序，政府應該為納稅人服務而不是只知道使用暴力欺壓納稅人，這是一個現代社會裏的公民生活常識。而具備這些公民常識的楊佳，卻忘記大小官員作威作福欺壓小民是常態，小民忍氣吞聲交糧納稅自求多福也是常態。
楊佳可以說中了所謂依法治國「毒」，當宣傳與現實不相符時候，當對現實絕望了的時候，楊佳怒火難平，他以北京胡同爺們的勁頭，選擇了用一把快刀殺掉幾名警察泄憤。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也敲你一敲。民不畏生何以畏死。
無論如何，楊佳殺人是不對的，就像《水滸傳》中武松受冤蒙屈，就將張都監家的所有僕人都殺光。楊佳的悲劇可以說是一個有法不依的制度造成的，一個 法治社會的建立，不是靠挂羊頭賣狗肉就可以行的通的。當事件發生後給我們帶來的反思也許能夠是今天的中國當局能夠清醒些，對公民的自由、人權和人格保持最 基本的尊重，才是避免這類現象發生的必由之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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