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金錢

2008-03-31 05:06 作者:陳新 胡適一生基本上都處在社會上層，算是富貴之人。早年暴得大名，收入頗豐。晚年經濟拮据，但也遠非「繩床瓦灶，舉家食粥」。他一生清廉大度，樂善好施，特別對教育事業更是一往情深，慷慨「撒金」。他曾說：「金錢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撐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學識，便是很富有的人了。」這句話，可以看做他對金錢的基本態度。

一生的經濟概況

胡適五歲喪父，母親作為後母主持一家四代二十多口人的家庭。胡適回憶道：「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先母於日用出入，雖一塊豆腐之細，皆令適登記，俟諸兄歸令檢閱之。」可見胡適幼年生活是清苦的。但母親為胡適的學業卻相當大度。當時績溪鄉間蒙館學金，每人一年是兩個銀元，母親第一年便繳了六元，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增至十二元。這使胡適的學業得到了格外的照顧，使他幾十年後都十分感念。

胡適於1910年7月由別人資助盤纏，到北京投考庚款留學，同年赴美。那時庚款留學生除學雜費不用自己操心外，每月還發生活費八十美元，相當於兩百銀元。那是一筆不小的數字，張恨水那時在蕪湖做編輯月薪才六銀元，還要養家餬口。胡適開始學農，一年半後改學哲學，按規定須補繳學農期間的學費，從生活費中分期扣除。他當時還寄錢補貼寡母，為此還為《大共和日報》翻譯了一些東西，都德《最後的一課》就是其中之一，稿酬由報社逕寄母親。但不管如何，胡適在美留學期間的生活是不會清苦的。

1917年胡適回國在北大任教授，第一個月二百六十銀元，第二個月加至二百八十銀元，為教授最高待遇。那時一銀元約合今人民幣四十元。二十七歲的胡適剛踏上社會參加工作，就拿到約合今一萬人民幣的薪水，可謂是春風得意。

胡適除了薪水，還有版稅和稿酬。1928年12月，亞東圖書館送來一張賬單，詳細羅列了胡適幾種書籍的版稅和稿酬。版稅計二萬三千零六十點六一銀元，稿酬計六千三百二十銀元，共計近三萬銀元，約合今人民幣一百二十萬元。這還僅僅是一部分。

1931年胡適從上海回北大，任文學院院長，月薪六百銀元。此時他著述更多，版稅、稿酬更加豐厚。據估算每月收入一千五百銀元（三十年代一銀元約合今人民幣三十至三十五元），相當於今人民幣四萬五千元，年收入達五十餘萬元。

抗戰爆發以後，胡適的經濟生活結束了輝煌，走向拮据，直至去世。

胡適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月薪是五百四十美元，這在消費水平較高的美國不能算高收入。他剛到美國大病了一場，花費了將近四千美元，幾乎全部靠借債。這給他的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不得不從各方面節省開支，連給妻子買東西，也盡量託人捎帶，以節約郵資。

抗戰勝利後他任北大校長。1947年10月21日在考試院的一次演講中說：「我有三十二張博士文憑（有一張是自己用功得來，另外三十一張是名譽博士），又當了大學校長，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個銀行練習生差不多。」一次請前來拜訪的學生吃便飯，「圓桌上一小砂鍋湯菜，一小碗白飯，二個饅頭」而已。在美國當寓公期間，主要收入是講演，因他準備特別認真，付出與收入不成比例。有兩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年薪五千多美元，每月合到四百多美元。據回憶，當時常「以芽菜豆腐款客」。1958年在臺灣任「中研院」院長，底薪台幣八百元，統一薪七百元，加上各種津貼，每月收入兩千多一點，合五十多美元。他想替夫人在臺北市租一所小房子，連押金都付不起。進入暮年，每次生病住院，甚至醫藥費也告急，總是堅持提前出院。當然他還有版稅和稿酬，但看來也無濟於事。晚年他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這句話的背後，包含著多麼深切悲涼的內容啊！

國家的災難，以及他所依附政權的敗退，對於一個潔身自好的書生來說，經濟上的窘困是必然的。

資助學子，「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

傳播人類的精神財富，促進教育的發展，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這是胡適一生的最高律令，是永遠能使他激情澎湃的熱火。為此，他慷慨無私地資助過許多青年學子。他說：「這是獲利最多的一種投資。你想，以有限的一點點錢，幫個小忙」，這個青年「一旦所學有成，其貢獻無法計量，豈不是最划得來的投資？」

1920 年，林語堂獲得官費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答應胡適學成回國後，到北大任教。不料到了美國後官費沒有按時匯去，林語堂陷入困境，打電報至國內告急。不久收到兩千美元匯款，使其順利完成了學業。回北京後，林語堂向北大校長蔣夢麟面謝匯款之事，不料蔣竟莫名其妙。原來匯錢去的不是別人，而是胡適。這筆錢少算也合今人民幣十六萬，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於困，試問當時中國有幾人能如此慷慨呢！

羅爾綱是胡適在中國公學的學生，曾在胡適家抄錄胡適父親的遺稿，兼做家庭教師，得到胡適生活上的關心和學業上的指導。他到廣西探親前，寫了一封信放在胡適桌上，表示感激之情。不想胡適寫了回信，說：

你覺得家鄉環境不適宜你做研究，我也贊成你出來住幾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歡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幾個條件：

（一）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錢來供你費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辭。

（三）你何時能來，我寄一百元給你作旅費，你不可辭。如此數不敷，望你實告我。

殷殷之情，頗為感人。

幾年後羅爾綱重回胡適家，胡適表示如果他願意在清華大學讀英文，他每月資助一百元。羅後來成為著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胡適還資助過詩人鄒靜之、歷史學家吳晗，以及臺灣的李敖等等。

上世紀五十年代，胡適經濟已相當拮据，但資助學子，資助教育，仍一往情深，樂此不疲。1952年回臺灣講學，他將父親著作的稿酬又加上二千二百元共七千二百元捐作臺東籍大專學生的獎學金。學者何炳棣想用華僑的捐款購置胡適家藏的原本《清實錄》。他回憶說：

由於早知道他老人家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從我的立場總以相當超過當時市價買進為快。不料胡先生卻極堅定地說他已決定把它贈送給普林斯頓大學的遠東圖書館了。

這套書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分裝一百二十盒，是偽滿政府所印，價值應當不菲。

在臺灣任「中研院」院長期間，胡適與一位熱心學習的小販成為朋友，當得知他可能患鼻癌時，便寫信給台大醫院院長說：「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用由我負擔。」胡適還專門備有一筆款子，貸給赴美留學生作為保證金，使許多學子圓了留學夢。

潔身自好，謗亦隨之

胡適在經濟富裕的年代，生活並不奢華。飲食是徽州鄉土化的，每日三餐，不吃零食，不常吃水果，但吸菸很講究；衣著比較簡單，在國內不穿西裝，平時穿的是長衫。夏天是仿綢褲褂、仿綢長衫。腳上穿的是絲襪、皮鞋。衣服料子多是一般棉布、仿綢、呢、毛皮等，沒有很值錢的衣服；夏天一頂巴拿馬草帽，春秋冬季都戴禮帽；談不上樸素，也並不華麗，只是穿得整齊乾淨，保持學者派頭而已。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沒有什麼珍貴的衣物。他的住所很闊氣。北京鐘鼓寺十四號，共十七間房間。以後搬至米糧庫四號，是座大洋樓，有庭院、花圃、廣場、土丘，家中雇佣六人。這是他作為文化名人的派頭，也是工作社交的需要。但他廉潔奉公，潔身自好。

擔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期間，因為不能天天到校，胡適每月只領取一百銀元的車馬費。校董會董事朱經農過意不去，曾寫信詢問：「兄近日個人經濟問題如何解決？聞兄在中國公學依然每月只領車馬費一百元，似不夠用。上學期所定車馬費是一種過渡辦法，似不應該永遠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書，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在美國任大使期間，他風塵僕僕，到處奔走，據自己統計，作了四百次講演。他為了替國家節約外匯，不帶隨員，一切親勞。為了節省小費，叫出租車都跑到使館前大道的拐彎處。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要報銷的，胡適沒有動過一分，全部上繳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以領，站著講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他還覺得國家正陷戰火，大使一個人住雙橡園這樣的大房子，內心不安，擬租期一滿，另租他房。後因美國國務院遠東高級顧問洪貝克以國際慣例為由堅決反對而作罷。1938年4月，哈佛大學教授瑟基。埃利賽邀請胡適做一年客座教授，每週授課三至六小時，年薪八千美元。他回信說：「遺憾的是，經過一整天的思考，我得出了這樣的決定：由於戰爭形勢在繼續，所以對於這個經濟上非常優厚，同樣在道義上要求我全身心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中去的職位，我憑良心不能接受。」

胡適風雲際會，名滿天下，樹大招風，誤會、攻擊也就在所難免了。

1929 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杭州開會，胡適因故辭去董事的職務。會議結束後，有人給他寄來一本雜誌，內有《胡適掃興而回》的署名文章。文章說：胡適「收回庚款運動頗為賣力，故得歷任委員，其公費聞每月有千金之巨」。最近胡適因為落選，「如青（晴）天霹歷（靂），懊喪異常……在杭盤桓一夕，即掃興而歸。今後胡生活上恐將大受影響矣」。胡適看了哈哈大笑，隨即給雜誌主編寫了一封信，說明基金會「不支俸給，也不支公費，只有到會時可支旅費」等等。

1933 年3月6日，《申報。自由談》發表《王道詩話》一文，後收入魯迅《偽自由書》，其實是瞿秋白所寫。該文說：「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上五千元程儀。」「鸚鵡救火」是胡適引用的一則寓言，類似於「愚公移山」的意思。「粉飾」「反動統治」，這是瞿秋白的臆測，胡適對何鍵並未講過捧場湊趣的話。「程儀」之事，胡適倒是在日記中做了記錄。何鍵送的是四百元，胡適說明旅費由各方面承擔，此錢不能受。不想何鍵又派人送到火車站，「推來推去，不成樣子，所以終於收下了」。胡適的日記很詳細，澄清了事實，否則這一隻「黑鍋」怕是難以洗刷了。